也真正是该当他命中有此一劫，李光昭当年在香港，和一个法国商人，议定购置木材，其实仍旧是行以哄骗的手法，从法国商人手中骗了三万多两银子，然后就如神龙不见。法国商人吃了一个大亏，但身在异乡，只能自认倒霉。这一次这个法国人到江宁来，办理采买之事，冤家路窄，给他见到了李光昭，双方立刻扭打成一团，报请当地官府，一查之下，李光昭的形迹全数暴露
李光昭是钦案要犯，一定要归案的，交由省内臬司审理一番，过往情事，逐一招认，然后便要递解进京，便是在这个时候，罗泽南出面劝解曾国藩，“大人以为，李犯之行，当以何罪处置？”
“以巧饰言辞，瞒哄朝廷，总不外乎枭首之罪。”曾国藩曾经任管刑部的大臣，律例即便不及赵光等人那么精通，也还是知道一点的。
“那，依大人所见，这李光昭，是留在江宁，等诏旨到来即刻处决的好呢，还是押赴北京，由刑部问讯一番之后，再行处置的好呢？”
曾国藩心中一动，这是不消问的。钦命案子，哪有不解回北京，在所捕之地，就近处置的？实际上也是有的，不过那种情况，一般而言是指流窜江湖，作恶多端的人犯，而且另有党羽，未曾归案，朝廷怕递解的路上，会出现什么闪失，才会有便宜处置。而李光昭，完全和以上的情况不搭边，罗泽南为什么这么问？脑筋一转，他大约的明白了，“仲岳兄是说，若是押回北京，问讯之下，种种关碍之处，难以料理？”
为李光昭的案子一发作，既有煌煌上谕严办，则引进经手的人，岂能没有责任？所以湖广道监察御史，江苏仪征籍的陈彝首先发难，严劾内务府大臣‘办事欺蒙，请予处分’。接着是陈彝的同年，山东潍县人的江南道御史孙凤翔，上了一个奏折，说‘……李光昭呈请报效木植，及此次呈进木植，皆系现任内务府大臣明善署理堂郎中任内之事；该员蒙混具稿呈堂，并与李光昭交通舞弊，请严加惩处’。
这两个折子已由皇帝批交吏部议奏，处分在所不免。同时李光昭假意报效，实为贪一己私利的经过，已成为传遍九城的新闻，有人说停止园工也是迟早间事，所以不但内务府的人悄然罢手，就连园工的包商，亦不能不停下来观望风色——这件事不但内务府倒霉，皇帝也大受其累，弄得肝火愈盛，好几天的时间里，招对臣工，都无精打采，文祥、阎敬铭几个看在眼里，又是心疼，又是好笑。
罗泽南赞赏的点点头，“大人请想，李光昭此等行径，固然难逃国法，日后若是问讯之下，吐露出与内务府一众人往来之事，大人明明是为朝廷办差，却无端得罪了内务府的奴才，说来该有多么不划算？”他说，“而今只要大人一纸奏折，即可保全内务府的脸面，又可交好上下，群情恰然，岂不美哉？”
曾国藩理学出身，君子立朝，心中很是不愿意和内务府那群奴才打交道，但也不得不承认，罗泽南的话是对的：所谓宁可得罪君子，不能得罪小人。若是自己仍自在军机处，自然无惧，到了外省，总要和京内官员，打好交道才是的。此念一起，无语半晌，“也好，先……看看吧。”
罗泽南心领神会，自去办差。今天到堂上来，正是为此。这一篇复奏的稿子是这样写的，“……该犯冒充园工监督，到处诓骗，致洋商写入合同，适足贻笑取侮。、核与诈称内使近臣之条相合，自应按照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之律问斩。两罪皆系斩监侯，照例从一科断，李光昭一犯合依‘诈传诏旨斩监侯律’，拟斩监侯，秋后处决。”
这篇文字虽然很称短小，但立意极深首先说，李光昭奉旨严行审究，照例惩办，即为钦命犯人，应该在审明实情之后，解送刑部定罪，而径以一省长官的资格，定为死罪，而且文字中并不请示可否，且不照‘诈称内使近臣律’定罪，而照‘诈传诏旨律’拟刑，回护内务府的意图，便是跃然纸上了。
其时皇帝已经起驾西幸，奏折呈报到行在，皇帝一看就明白，这是因为，若是依照前例拟罪，则明善等与其同办一事，亦脱不开干系，而依照后者定罪，则系一人之过，不涉及旁人——实际上，却是根本行不通的。洋商并非清朝皇帝的子民，没有遵奉诏旨的义务，即令李光昭是在‘诈传诏旨’，亦并无作用——从这样的角度来说，说李光昭无罪，也并不是虚妄之词。
皇帝接到来自两江的奏报，苦笑了几声。君臣心照，也不必过多纠察，但在朱批的文字中，还是难耐小性儿，刺了曾国藩几句，“览。依议。尔到省年余，公务清晰，甚慰朕心之外，此等与人为善之功，倒真正是日有所进，令朕钦佩。”
曾国藩捧读谕旨文字，吓得脸色发白，却又大感无可奈何，难道还能再上条陈，向皇上请罪吗？还是等到来年再说吧。倒是罗泽南，不以为意，“圣明无过皇上，这点小心思，学生原也不曾想过蒙蔽圣主。其实，这等做法，在学生看来，也是皇上心中所想，只是不能求诸言行罢了。怎么呢？”
他自问自答地说，“上一年的五月间，肃顺回京，随班祝暇皇上万寿，倡议皇上，于圆明园中景致大有更张，后为李光昭之事，弄得一团乱麻，内务府、甚或连皇上自己，也成为京中百姓口中的笑柄，园工也不得不为之暂停，你想想，皇上本来很高兴的，无端为事此所阻，便如同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偏又无可发作，心中如何积郁？”
“……这一次李光昭落网，大人提请于治下惩处，皇上嘴上不说，心里是认可的。为什么呢？因为李光昭一旦被押回北京，与内务府上下勾结的事情爆发开来，则圆明园大工，就休想达成了——为此考虑，皇上也会俯准大人所请的。”
“那，这朱批文字，又是为何？”
罗泽南笑了一下，“这还不简单？”他说，“疑心大人有擅专之意了呗？”
曾国藩一愣，若是让自己在两江所行，在皇上那里留下这样的印象，终究是极为不利的，“那，仲岳兄以为，我当如何呢？”
“学生愚见，大人什么也不必做。正如我刚才说的，皇上于大人所请，心中是首肯的；唯一不谅的，便是这等行事之法而已。但大人请想，皇上将这两江之地交付大人，要是日后处处请旨，事事奏报，又何必要大人这样一个军机大臣出京任职？”罗泽南笑着说道，“大人日后入京述职之时，不妨将此情奏陈皇上，我想，以皇上雄才伟略，自当有所谏纳，而绝不会为此责罚的。”
“你这话倒也并非无理，我只是怕朝中有人以临事决断，为臣下者擅专为由……”
“这一层嘛，就要靠大人您自己临机把握了”
曾国藩捻髯思量良久，终于以为然的点点头，“我明白了，多承仲岳兄相告，我知道怎么做了。”
第19节议军
第19节议军
十二月初六日，朝廷的上谕到了省里，曾国藩行礼之后，在手中展开来看，内容大约是这样的：“……同文馆之设，至今以九年矣，期间挑选八旗、汉族学生充盈，并雇请外籍教习，教以语言文字，并传汉教习训课汉文，着拟章程，每届四年，由总署衙门堂官自行考试一次，分别优劣，各以讲叙革留之法。数载而下，大见其功。”
“……唯查该馆教习屡次更换，学生功课难免做辍，恐所学外国语言文字未尽娴熟，且俄、法教习至明年三月即行期满，两江之地，另有法、俄教士商民多人，着曾国藩于任上，细细访查，有德才俱佳之士，可酌情举荐，引至京中，以尽布化之功。”
“又，经英国驻华公使布鲁斯推荐，任职江海关税务司顾问之英人费自来、李泰国、赫德等所上之‘洋药税厘并征’及‘外国轮船载运土货复进口规程’二文，经总署衙门奏陈御前，朕览奏，不胜惊愕之下，更以西人有此等心向天朝之仪度。除却‘进口章程’一文略有舛误，为朕下旨批驳，其余各项，均弃其错漏，取其忠悃，酌情采用。”
“以上该员，除费自来以老病侵寻之由，不日调转回国之外，另外二员，着两江总督妥善安置，并着由两江总督曾，带同以上二员，到京陛见。钦此。”
放下上谕，曾国藩楞了好大一会儿的功夫，他实在是搞不懂，皇帝召见自己，缘由大约可以想见，但怎么好端端的想起来，要召见赫德等人了？难道，真的是上个月所上的两份奏折，简在帝心，皇上迫不及待的就要付诸实行了吗？
转念一想，曾国藩无奈的苦笑起来：皇帝的脾气他知道，人很聪明，更能善纳臣言，只有一节，大约是年纪太轻，想到什么，就恨不得叱嗟立办，片刻也不能等待——自己这一次进京，若是情势允许的话，倒要认真的劝导几句呢
当下命人传松江府，并知会江海关税务司英人顾问赫德和李泰国，让他们到总督府，有事相晤。
赫德是英国人，本名叫罗伯·哈登，后来改名赫德，是爱尔兰人，父亲是当地的农场主兼一家酒坊的主人，母亲是农家女子，赫德是他们的长子。1850，考入贝尔法斯特大学，后来从父命，改入都柏林三一大学，1853，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获文学学士学位，又再到贝尔法斯特大学，进修了拉丁和希腊语。
1854，英国外交部到大学招募去中国服务的外交人员，赫德得以免试入选，这一年的六月四日（这是公历）离开英国，七月到达香港，被分配到英国驻香港贸易督察处任翻译。这一年的十月，调至新开口岸宁波，任驻华领事馆助理兼任翻译工作，开始学习汉语和中文。
后来因为他工作能力出色，以二等助理实际负责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日常工作，这期间，他的中文能力有了相当的长进，更开始学习中国古文、《孟子》甚至旁及《墨子》。
咸丰七年，调任广州，照例的二等助理及二等翻译，四月的时候，为巴夏理任命为秘书，时值二鸦之战，英法联军封锁广州，中英交恶，汉语人才稀缺，赫德更是大渐起用。
等到咸丰七年安山湖一战，赫德以随军翻译，也给中国人抓了俘虏，一直关在北京西山军营之中，其时双方能够做流利交流的人并不很多，赫德得以脱颖而出，甚至为到京不久的格莱斯顿爵士向总署衙门陈情，先一步将赫德放了出来，担任翻译之职。
其时海关之事，愈加繁复——海关是从康熙二十三年，为课华洋出入船舶税收而设，又叫新关或洋关，道光二十二年之后，渐事推广，统称海关。一鸦之后，政府每设一洋关，即同时设一海关监督，多以当地兵备道兼任，但清人多不通关税往来之事，总是请外籍税务司在旁指点，时间长了，尽为洋人架空，本身并无实权的。
赫德虽并没有任职税务司的经历，但他在中国生活的久了，这样的事情，见得太多太多了。二鸦之战结束，两国签署《北京条约》及《优待战俘办法》的条约之后，被俘士兵纷纷返回祖国，赫德却留了下来，甚至辞去驻华领事处秘书、翻译的工作，转而进到同文馆，以教习为生。
赫德着实是人才，除却担任教习之外，他又在任上，写了两份文字，便是前面所提及的，另有七项章程，特别是拟定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从关税中船钞（也就是吨位）项下收入部分提成，以用于上岸勘察、测绘和建立各种港务设备，使海关职守由专管收税，扩大到建立灯塔、疏浚港口乃至缉私等。
不过，赫德不过是一介教习，并无丝毫职权，这样的文字，也算他有感而发，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感于中国人于税务专职上的空白，聊以消遣度日’的文字，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政治诉求。
后来，这份文字给奕看到，很感兴趣，要过去呈递御前，皇帝大见其情，以为赫德以西人之心，居然能够顾念天朝，破格免去他同文馆教习，改任上海税务司总顾问一职。
至于他提出的种种主张，除却‘外国轮船载运土货复进口规程’一文中提及的，因为把原来仅仅适用于英商的《长江各口征收办法》推广到各国来华商人身上，从而使洋货不仅在沿海行销，而且深入内地，严重的打击了中国工商业之外，更有一节是，对洋货实行纳复进口半税的特惠条件，既便利了洋货的倾销，又减轻的洋商的税负等等条款弃而不用之外，其他种种海关建设及权责限制款项，令皇帝大为意动，并着松江府、上海道在治下税务司，试行一二。
赫德履任上海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立下一项甚至出乎任命他为海关税务司总顾问的皇帝的意料之外的功劳。便是在上海吴淞口外海，设立测候所——也就是气象站——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官方意义上的气象站。
鉴于外国商船在中国沿海经常遇到礁石险滩和恶劣气候等情况，赫德在上海外海放置灯塔的同时，想到了应该设立气象台站，当时中国沿海及内河各口海关，南起广州，北至牛庄，分布于维度20°，经度10°范围之内，坐落地点很适合作为观察气象的网店，但当时赫德的建议遭到松江府知府倪良耀的猛烈反对，还是上海道王有龄从旁支持，方才得以购买来了各种设备，但并无专人管理。
咸丰九年夏秋之交，徐家汇天文台测出将有台风袭击上海，向商船发出警报——这一次的预测非常精准，从此以后，赫德之名，响彻两江官场，便是连北京的皇帝，也听到了。
李泰国的经历和赫德有异曲同工之处，他的父亲是第一任驻广州的英国公使，李泰国随父到中国，咸丰五年的时候，接替威妥玛，担任上海江海关税务司英方顾问，在任上多有建树，在联络清政府官员中，广为“洋人治关”造舆论。他主张“外洋船只进出呈验舱单，必须详尽，否则处罚或没收”，“各税须照征照缴，掣发税款收据”，很得桂良、倪良耀等人的信任和重用。
但说来奇怪，桂良几次以‘李泰国顾问夷税征收之后，税钞大有起色，按年比较，银数倍增’为由向朝廷报请嘉奖，都无一例外的给皇帝打了回票，总署衙门不好再三烦请，只得把一肚皮的疑惑压在心底，不敢多问。
这一次皇帝征召自己和这两个人一起北上，曾国藩几个收拾行装，带上身边的中国听用，由两江总督衙门派出的弁员护送着，乘车从江宁出发，一路到了京中。
进京之后，赫德、李泰国几个先自由总署衙门的主事招待两个人并听用数人住进馆驿，曾国藩则各自一人，到宫门口请圣安，递牌子请见。
赫德两个在管驿中呆不到一个时辰，门上有人来回禀，“总署衙门司员容大人、荣大人来访。”
迎出来相见，是容闳和荣禄两个，翎顶辉煌，朝服的外面各自缝着孔雀和云雀补服——李泰国和赫德在中国有年，于大清官吏朝服上的补服自然有所了解，学着东方人的样子拱一拱手，“恭喜纯朴兄，仲华小兄。年余未见，各自官升一级了？”
容、荣两个和赫德都不陌生，一个是他的在同文馆的同僚，另外一个，虽然并未正式接受过赫德的教导，但因为出自馆中，也算是有师弟情谊，知道他是中文对话、书写非常流利的，也不必再找翻译作陪，“见过鹭宾先生。”
鹭宾是赫德为自己起的字，他本名叫罗勃，嫌它不雅，所以取个谐音的号叫鹭宾，笑着给他们介绍同来的李泰国，双方见过礼数之后，进到馆驿，分宾主落座，容闳先说，“鹭宾兄与泰国先生在我天朝多年，为我朝税务海关之事，献议斡旋，颇为出力，不但是我等身在总署衙门的看在眼里，感在心间，就是皇上，提及鹭宾兄多年来仗义之行，亦自感叹连声，以为天下俊彦，纷至沓来，正是我天朝荣光无限，欣荣之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