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秉章执礼相见，老夫妻很是客气了几句，由曾国藩将他送出府门，前者拉着他的手说：“涤生兄，若是有任何需求，尽管到府衙来，老夫自当竭诚相助。”
曾国藩还确实有一件事要拜托对方帮助，也不和他客气了：“只有一件，儒斋兄，皇上天恩在上，国藩自当善拟谢恩折，还望借贵衙折差，于公事往来之际，送往京中。”
“哦，是的。此事不劳挂心，老夫明日派人来取。”
“不敢，不敢！此番已是叨扰过甚，明日国藩当亲自过府奉上。”
“那也好。明天我就在府衙中扫榻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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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人静，曾国藩在祖宅的房中点上一盏蜡烛，有听差为他从随身携带的书箱中取出黄皮空白的谢恩折子，研了墨汁，就着烛光起草谢恩折。这类折片从来都是官面文字一大堆，无非都是一些‘臣愚钝菲材，山乡下士，蒙圣上超擢提拔，不胜惶恐’之类的话。草草写完，又从头浏览了一遍，检出几个错字随手挖掉改正，就算是脱稿。
转念一想，任命自己做户部左侍郎，这等‘度支之才’实非自己所长，皇上为什么会选中自己哩？再看看自己的谢恩折，心中又无端的想起和郑祖琛在临行前关于文风不振的谈话，自觉一篇折子写的支离破碎，全无半分实质。当下便又提起笔，在下面写了起来：“……臣奉旨出京，赴桂省查办会匪事宜，已历三月有奇，沿途所观，我大清治下百废待兴，百姓安居乐业，纵有桂省邪教危害地方，幸有我皇上上得祖宗庇佑，将乱党涤荡干净，肃清妖氛。”
写到这里，他再一次停下笔，拿起一旁的砚台，轻轻地研磨着，手中在动，心中在想。论才力，曾国藩自问不输于任何人，只是要胸中有物，笔下自然千言不缀，只是这样的一番文字要以何种方式切入，倒是大费周章。说得深了，怕得罪人，说得浅了，又怕呈到皇上那里，引不起重视。
考虑良久，等他再停下来时注意到墨汁调得太粘稠，简直都濡不动了。又加点水，才算完事。就是这一会儿的功夫，便让曾国藩下了决心：皇上是有为之君，便是言辞激烈一些，应该也于己无碍。有了这样的主张，再动手写起来便容易得多了：“臣任职京中多年，此次赴桂省办差，所见良多，心中感触，实非一吐胸臆，呈报御前不能畅快。”
“……以臣观之，国贫不足患，惟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自古莫富于隋文之季，而忽至灭亡，民心去也；莫贫于汉昭之初，而渐至又安，能抚民也……”动笔之初，方还觉得窘困异常，只是这一转念间，难的不觉得难，容易的觉得更容易。静一静心，先把古来以失民亡国的帝皇一个个想下来，再下面的文字就简单得多了。
“……我朝康熙元年至十六年，中间唯有一年无河患，其余岁岁河决，而新庄、高堰各案，为患极巨；其时又有三番之变，骚动九省，用兵七载，天下财赋去其大半，府藏之空虚，殆有甚于今日，率能金瓯无缺，寰宇清谧，盖圣祖爱民如伤，民心固结而不可解也。我皇上爱民之诚，足以远绍前徽，特外间守令，或玩视民瘼，至圣主之德义不能达于民，而民间疾苦不能达于上，臣敢一一侣陈之。”
“………………”
一番心腹之言陈述完毕，曾国藩略脱行迹的让自己放松在座椅上，拿起完成的奏章很满意的一笑，却立刻收敛：啊，忘记了。奏事折子和谢恩折子不能混为一谈的？
第51节 史海钩沉（1）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晋太子太保衔，原任两江总督陶澍第四房侧室贺氏于安化县城印心石屋陶氏祖宅一瞑不视，终年五十六岁。身为人婿的贵州贵东道知事胡林翼上表陈情，按制守孝三年。到道光三十年七月，已经满二十七个月，到了服阕起复的时候了。
清制：服阕期满的官员，照例要回到北京，在吏部擎签，如何由朝廷重新安排发送省份，择日启程赴任——这是一整套的流程，不必去谈。只是在临去之前，胡林翼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要去做：去拜访湘阴县城中的左宗棠。
他和左宗棠的关系有一点特殊，一个是陶澍的女婿，一个是陶澍的儿女亲家。还有一节，便是当年左宗棠受知于陶澍，可算是天下人口口相传的趣闻之一。经过大约是这样的：陶澍以两江总督入京觐见，道光帝对在他两江任上的表现非常满意，不但温语相加，在政事已了，君臣二人闲聊的时候问起了他的经历。于是陶澍就把自己在安化县城从小家境贫寒，却从不堕青云之志的经过讲述了一遍。
偏巧这一天皇帝的心情很好，听他说完，心中甚是感动，特意将他从小居住的祖宅起名为印心石屋，又御笔亲题了匾额，着湖南巡抚派人为他加以重盖——这算是相当了不得的恩遇了。陶澍磕头谢恩不在话下，道光帝又特别给了他一到旨意：着他陛见之后，可于近日回乡祭祖，以示荣宠。
消息传到湖南，时任湖南巡抚的吴荣光很是头疼。皇帝的旨意不能有半点抗拒，只是和陶澍相见，彼此的叙礼就很麻烦。若是论做官，自然是担任两江总督一职的陶澍大；若是论科名早晚，吴氏乃是嘉庆四年的翰林，比陶澍早得很多，见面之机难免尴尬。
陶澍也有同样的难题，于是听从幕僚的建议，不到长沙。两个人不见面不就完了吗？过洞庭之后，循资水过益阳，然后直抵安化。这样一来就算是两全其美。吴荣光也很满意这样的安排。
不过，一些礼节上的接待不能缺失，他特别命令岳州知府隆重接待——岳州是湖北进入湖南的第一站，也是陶澍这样的行程中唯一经过的一座府城，于是陶澍也准备在这里休息几天，接见一番湖南的亲朋故旧。
岳州府知府租借了一处书院，作为陶澍临时的公馆，粉刷一新，重新布置之外，便是对联也重新换过，以示桑梓诚意。而这副新悬挂上去的对联，便落到了左宗棠的头上。
左宗棠可谓是三湘名士，年轻时以三国诸葛武侯自居，以：“身无半亩，心忧天下”之句自况，奈何科途多舛，从来都是举人，几次会试均名落孙山。这一年的春闱仍是场中蹭蹬。
本来他和陶澍之间没有什么关联——除了彼此都是湖南人这一点之外。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认识了同为湖南举子的胡林翼，两个人一见如故，相交甚密。其时，胡林翼已经是陶澍之婿，在两江总督府以举人之身担任一个幕僚。这一次春闱，二人同时落第。不过胡林翼之父是曾经担任过国子监司业，日讲起居注官的胡达源，多年仕途积蓄，宦囊颇丰，在得知儿子会试落第之后，便让他留京读书，以待来年——转年就是皇太后六十圣寿，照例会加开恩科——再行入闱。
左宗棠是寒士，自然不能和从小席丰履厚的胡林翼相比，很是落寞的回到家乡，准备来年再考。就是这时，岳州知府登门求才。
左宗棠以寒士娶妻周氏，偏又连科不中，自然饱受白眼，他的脾气又极大，越发的格格不入。这一次岳州知府登门，卑辞厚帑（音躺），实难坚拒，便答应了下来。
他和陶澍最大的联系便是胡林翼，而对方又不会跟随陶澍一起回来，左宗棠觉得若是留在岳州，会有人笑他趋炎附势，若是直接离开，却又失礼。于是提出了一个条件：对联可以写，但是下边不落款。岳州知府也答应了。
于是他便以一千两银子的润笔，写了一副对联：“深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月，八千子弟，翘首公归。”
他也真不愧是是饱学之士，一副对联写下，不但岳州知府心悦诚服，便是连陶澍见了，也不能不慨叹三湘名士，果然名不虚传！只有一节：印心石的典故是近日才在朝堂上发生的，知者甚少（左宗棠是在与胡林翼的通信中得知的），这个作者如何知道？找来岳州知府问过，才知道是左宗棠。问在哪里，回答：“已经回渌口去了。”
陶氏爱才之名果然不虚，请岳州知府派人带自己的手本连夜去追，并且交代参将：“你去告诉他，他不来，我不走！”
参将追上左宗棠，又将他请回岳州，陶澍亲自开中门相迎，肃客上座，左宗棠要执弟子礼大礼参拜，陶澍执意不肯，最后还是行了平礼相见。两个人一见如故，谈风土，谈艺文，谈朝政，都有深戚我心之感。
到了后来，陶澍不但助以火膏之资，更代子求婚，与左宗棠结为儿女亲家，方始告别——这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情了。
十余年间，左宗棠还是举人功名，一路蹉跎，在家乡课人子弟，以供三餐之需，生活得很是窘迫。这一次胡林翼到访，让他惊喜莫名：“润之兄，别来无恙？”
“润之此来，实是为恭喜季高兄也。”
左宗棠很疑惑的摇摇头：“润之兄何出此言？我于这湘阴城中以授课为生，又何来恭喜？”
“曾涤生回乡了。季高兄知道吗？”
“这，知道的。如何？”
“皇上派骆儒斋传恩旨，改授曾涤生户左之职，以学习在军机行走。这犹不算，皇上的旨意中还有一条，着曾涤生于两湖，江南一递捡拔大才之士，为国举贤！季高兄，你之才华胜我十倍，这一次必是……怎么了？季高兄可是有什么难言之隐？”
“也说不上是难言之隐了。只是……”左宗棠苦笑了一下，他和曾国藩当年不睦，是很多人都知道的，听到胡林翼带来的这个消息，心中很是有点患得患失起来。
“若季高兄以为和曾涤生会为当年之事记挂在怀，便也太小瞧了他的气度。”胡林翼沉吟一下，已知其故安在：“当年之事，季高兄也无需萦怀，那不过是君子之争而已。”
左宗棠是那种功名心甚烈的人，听到胡林翼的话，很是思考了一会儿，最后摇头一叹：“只盼此心如彼心啊。”
下人奉茶待客，两个人正在说话，门口有人来回：“老爷，有客到。”
左宗棠接过手本看了一眼，忘情的站了起来：“是樵野兄和曾涤生来了。”
第52节 史海钩沉（2）
说几句题外话。有看过嵩山坳前几部作品的读者大约知道，我总是会在手中有很多存稿的情况下才会开始上传，这一次也不例外。《清山变》是从去年的九月间就开始写作了，到今年的三月的时候，大约有将近70万字的存稿。有这样多的存稿，却始终不敢大规模的‘爆发’，会让很多读者觉得不爽，我也很无奈——笔者的工作即将有一个很大的变动。
我是个很不善于与人交往的人，每天坐在家中，写一些自己喜欢的故事，是我最大的喜好。到了一个全新的环境，面对的全是不认识的新同事，难免心中惴惴。这也罢了，到了新地方，原来很舒服的，可以带着笔记本码字的日子，怕也是一去不复还了。就只能回到家中，见缝插针的码字，不论是效率还是水平，怕都会有下降。希望能够得到读者的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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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入关已历贰佰年之久，就正如曾国藩和郑祖琛交谈时说过的那样，大清继统明朝天下，在安民政令的发布上和在对文化人的重视上都远非前朝可比，自康熙三十八年永不加赋的上谕颁布以来，近三个甲子的时间内，后世之君信守不渝，可谓是于民福泽厚矣。
对于读书人，若说康雍时期尚有反清复明的思想的话，到了今天却也早已经星火零散，不值一哂了！相对应的是从乾隆年间开始，每一次的春闱，秋闱，朝廷开科选仕，都是从者如云——天下人皆以读书做官为第一等好事，对于他们来说，从乾隆季年起到嘉道两朝，天子右文，实为天下人大开正途登进之门。试举一例：乾隆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八年三次会试，殿试取中尚不满百人，可知天下英才尽数搜罗殆尽矣！
到了嘉道两朝，对于读书人的重视和使用更加是登峰造极（在真实的历史中，洪杨军兴，曾、左、胡以书生领兵，为维护中国传统伦理而崛起，未始不是朝廷对科举的重视、整顿、运用、大力培养人才的结果），天下各省稍有文名之士，不愁两榜无名。
而这一次咸丰帝交重任于曾国藩，命他在两湖，江南一带读书人会聚之所延揽名士，为国举贤的做法，更加是引起了天下所有读书人的热议——这一次的谕旨不但是交给曾国藩，大清治下十八个行省的总督，巡抚，学政，皆奉有相同、相近内容的圣旨，用皇帝在明发天下的旨意中的话来说：“中兴之法，无非人才二字。今天下才俊之士，或居于民间，或藏于丘壑……朕求才若渴，各地督抚当细体朕心，勉力挖掘，尽数搜罗，以求朕使野无遗贤之志愿通达天下为至盼。”
这样的旨意明发天下，自然使得百姓认识到皇帝求新，求变，求才的决心。这就有点龚自庵诗中所求得的：“……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味道了。不但给了居家读书，心怀天下——如左宗棠之流一个机会，也给了很多正途出身的读书人——如江忠源——一个全新的心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