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陆建瀛改调两广，做属下的自然要为上官道贺践行，在酒席上杯筹交错之间听倪良耀和椿寿说话，谈起了铁路兴建的事情，这件事赵皖北在京报中也曾经看到过，京津之地距离这里遥远得紧，毋庸他有什么可以挂念的余地，不过听到后来，听到倪良耀对椿寿说：“这一番令郎在御前随侍帝侧，可有什么书信往来吗？”
椿寿也是酒劲上涌，红着脸说，“前数日还托人送来家信，在信中说，京中大佬于铁路之事阻力很大，更不用提直隶省内，皆我大清祖宗陵寝所居处，贸然惊动，便是皇上怕也是承担不起。听说，皇上有意在两江试行铁路，只是不知道确实与否？”
赵皖北给这句话提了醒，若是真的能够在两江之地试行铁路的话，只怕自己所辖的常州府，定是这其中的重要一环
外官知府过班成三品道员，是宦途顺逆的一大关键，越过此关，便有监司之望，而监司已称‘大员’，再跳一步就是封疆大吏的巡抚。不然，调来调去当知府，说起来还是风尘俗吏。
赵皖北是功名心很热的人，皇上登基以来，每每推行新政，江南之地首当其冲，先见其利，这一次铁路兴建之事，若是真的能够在本省试行，而自己又能够从中出力，将来仕途升转不在话下，倘或能调个海关道，盐运使之类的肥缺，就更是意外之喜了。
因为这样的心思，赵皖北在文祥、李鸿章等人到来之前，先把府城之中的教谕、学政、武进、阳湖、无锡、江阴、宜兴等县的县令一众人全数请过府来，先做了一番布置：“……大人，向百姓晓谕这样的讯息，朝廷又全然没有补偿之法，百姓无端失了田土，如何肯依？”
“现在当然还谈不到，不过是让百姓有个准备罢了，也省得事到临头，麻烦多多。”赵皖北混不在意的说，“若说铁路不从常州而行，自然不会惊扰百姓，也不会有征用田亩之事，本官担心的是，若是有了这样的成议，我等事先布置下去，也好让上官知道，我等的辛苦。”
众人自然知道知府大人意图通过此事以结上官，不敢多说，又想到若是真有这样一天的话，只怕也真的是要大肆的折腾一番，与其这样，不如早早准备，当下各自领命而去。
这件事事先没有任何知会，突然而来的消息让州府下辖的百姓一片惶急，纷纷到县衙、府衙去闹。弄得赵皖北大为光火。
赵知府是难得的能员，对于下属官吏的使用从来都是想当然的以为这些人应该和自己一样，于公事处置上如臂使指、全无措手之处的才对，这一次听到下属有畏难避缩之意，不以为是自己所谋大左，只以为是这些人办事不肯用心用力，不但不予宽容，反倒追比甚急，一桩还没有确定落实下来的朝议，就给他在常州府搞得百姓怨声载道，民愤大起。
这样折腾下来，到了九月间，终于闹出一桩事来。
第73节出京办差（4）
第73节出京办差（4）
在常州府的无锡县治下有一家人，姓叶，原籍是在江苏昆山，寄籍在常州，据说是当年顺治朝那个‘不值一文钱’的探花郎叶方蔼的后人，叶方蔼自从顺治十八年因为‘奏销案’被贬去官职之后，到了康熙十二年复起，做到刑部侍郎，死后谥‘文敏’。
因为奏销案中获罪由来在江南士子看来既可笑又可鄙，叶方蔼自觉羞愧，便居家迁至同省的常州，归里之后，耕读传家，也是名列本府‘缙绅录’的，这一次赵皖北在治下为铁路建造一事挤占百姓土地，其中就有叶方蔼的后人。而且被挤占的不但有他家的田土，还有叶方蔼的坟茔。
事关祖宗，家人不能不管，到府衙呈诉，请求免去祖先白骨见日之苦，赵皖北犯了个很大的糊涂，在铁路通行尚未有路线规定下来的情况下，对来人说，“铁路兴建本是皇上圣心顾念，更加是利国利民之举，一路所过，不论是何人，何家的田亩土地，都要为国事让路，不要说是你家祖先的坟茔要给拆除另行安置，就是我这府城衙门，若是有违碍之处，也要拆毁重新来过。”
一番话把叶家来人驳了回去，一开始的时候，叶家也很觉得无奈，虽然赵皖北处事酷烈，但是这却是朝廷的旨意，百姓便是心中悲苦，也只好依从，不过后来给他们知道，原来朝廷于铁路兴建之事尚无成议，赵皖北不过是贪功心切，又这样不顾民情，枉法而行，自然就大不相同了。
当下便找了一个同是常州的御史，名叫储尚华的，上了一份弹章，奏劾他‘把持公事，胁制官吏；以酷烈之法残民以逞，大伤我皇上登基以来锐行新法，处处皆以爱民养民为行政之攸归之圣意’，这还不算什么，在奏折中，储尚华说他，‘以未成文之诏旨蒙蔽百姓，大肆收敛田土，以为图谋私利计，更将省内士绅、民户之坟茔一概决毁，白骨漫路，令人触目惊心小民有呈诉之事，皆为该员推搪敷衍，尽有百姓含泪而去者’
这封弹章奏上，赵皖北心下又是恼怒又是慌张，自己假借朝旨，虽是一心为公，但是也是很大的罪过，一旦皇帝查问起来，可说是很严重的罪名，正准备上条章自辩，得到消息称，文祥，李鸿章等总署官员到省内来了，据说是为铁路线路做先期勘察而来。这让他看到了一线曙光，若是能够得到总署衙门的谅解和回护，自己不但无过，却还能够有功勋此呢。
把总署一行人接到本城府衙，筵席款待，招待得很是热情，李鸿章等人和他并不相熟，而且众人出发之前，并没有见到储尚华的弹章，对他如此热忱，倒是很见他的情，不过酒席进行到一半，赵皖北停箸不食了，不但如此，脸上还满是羞惭愧疚之色。一人向隅，举坐不欢弄得众人一阵好奇。
张芾和他同省为官，两个人的私交也很好，见此情景，自然要发问：“池门兄，可有什么心事吗？”
“卑职不敢隐瞒，我做了一桩很是失节的错事。”
“哦？”一句话把几个人的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张芾继续问道，“是什么事？”
“是这样的——。”
文祥有心想解劝几句，正要说话，桌下给李鸿章轻触了一下，知道他可能有什么异议，当下不再说话。不过看赵皖北一脸苦涩，为未来的命运不知所措似的，心下实在有些不忍。
草草散席之后，文祥到了李鸿章的房中：“少荃兄，刚才在席上，可是有什么话不好出口吗？”
李鸿章笑了，“博公可是要为赵池门行借箸筹谋之计？”他问：“又或者是看其苦涩难言，心中不忍？”
文祥老老实实的一点头，“正有此意，怎么，少荃兄以为不妥？”
“大大的不妥”李鸿章说，“博公宅心仁厚，本来是轮不到卑职在一旁说话的，只是，博公，赵池门为人荒唐，行事之间酷烈无比，已经是引得本省上下一片怨声载道，朝中纷纷有人上章奏劾，这时候博公深陷其中，岂不是自蹈泥淖？”
他又说，“更何况，皇上虽然有意在江南之地修建铁路，不过此事尚未确定，赵皖北曲意逢迎，不但是在其治下弄得百姓对铁路之事心存定见——只以为铁路兴建，未见其利，先见其害，更会引来朝臣有了立言之本，届时，铁路之事为朝野上下群起而攻，追缘论始都是赵皖北行事荒唐所致——若是因为这样的缘故使得铁路不能在江南一地通行，赵皖北难辞其咎，而皇上那里的怒火，怕也是他不能承受的”
到最后，他说，“博公，博公，可不要重蹈胡元方的覆辙啊”
一句话出口，文祥的脸色变了——。
胡元方是雍正二年时候的陕西巡抚，他本名叫胡期恒，字叫元方，湖南人，他的父亲叫胡献微，官做到湖北藩司，当时的湖北巡抚就是年遐龄——也就是年羹尧的父亲。两家的老爷彼此气味相投，是通家之好，自然的，少年时期的年羹尧和胡期恒也就结成了很好的朋友。
到了康熙四十四年，胡期恒中了举人，正好赶上康熙南巡，胡期恒因为献诗而为皇帝授职为翰林院典籍。不久外放为夔州通判，在任恩信相孚，很得百姓的爱戴，特为他建生祠，供奉他的长生禄位——这是当官的最大的荣幸，没有一个长官不重视属下有这样的荣誉的。
偏巧他的长官巡抚正是年羹尧，对这个总角之交也非常器重，专折保荐，升为夔州知府，再升川东道，年羹尧由四川总督兼管陕西，又推荐他做了西安藩司。
胡期恒确实是个好官，而且很能干，年羹尧对他言听计从，自不待言。
众所周知，在康熙中叶的时候，西北广袤的土地上连续出现志在分裂独立的几大势力，其中的最大的分别是葛尔丹、策妄阿喇布坦还有一个就是罗布藏丹增（最后这个人，有看过电视剧《雍正王朝》的读者应该有点印象吧）。
明朝继元续统，只能将蒙古人逐出大漠以北，却不能尽灭蒙古。元顺帝有个好子孙，在漠北再度雄起，称作达延车臣汗，他给自己的部落所定的名字叫喀尔喀。这个部落和明朝的关系很微妙，忽友忽敌，变动不定，大致上还是走驯服则朝贡，不服则劫掠的游牧民族的老路。
而明朝从英宗土木之变之后，对这样的部族从来都是以安抚为主，因而达延车臣汗的势力愈见壮大，他有十个儿子，其中有四个侵入漠南地区，一直繁衍到清朝开国，这四个儿子的子孙，占到内蒙四十九旗中的大半。
留守在漠北的是达延车臣汗的第八个儿子，叫格鲁森札，部下有一万余精兵，分为七旗，由他的七个儿子掌管，其中尤以老大，老四，老五最为能力出众。
这三个儿子的称号分别是扎萨克汗，土谢图汗和车臣汗。统称为漠北三汗，又叫喀尔喀三汗。
喀尔喀在瀚海以北，它的西邻叫做额鲁特蒙古，明朝成为瓦剌，瓦剌分为四部，其中的一个就叫准格尔，地在新疆伊犁，准格尔有个酋长叫葛尔丹，自立为准格尔汗，一意扩张，先向西攻入青海，再向南摧毁回部诸国，而就在这个时候，漠北三汗发生内讧，给了他一个趁火打劫的好机会。
喀尔喀的内讧起因是土谢图汗攻打扎萨克汗，杀汗夺位，纠纷闹得非常严重，皇帝特意派遣使者陪着西藏黄教的达赖喇嘛到喀尔喀去调解，这时候葛尔丹也派人到了喀尔喀。
这个葛尔丹派来的使者是故意来此在纠纷的基础上再度制造纠纷的，他的手段很决绝，更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说话的时候故意激怒土谢图汗，结果他自己被杀，正好给了葛尔丹出兵的借口。
于是，葛尔丹便以问罪为由，大举入侵。
土谢图汗的兵士和葛尔丹接战之下，大败而走，向朝廷求援，皇帝命自己的哥哥——封裕亲王的福全为主将，皇长子胤褆为副手，领左翼；自己的弟弟——封恭亲王的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礼为副手，领右翼。
不论是人员调配还是军马形状，这样的声势都是足以威震塞外了。
这边葛尔丹的部队已经侵入察哈尔东南，与热河接壤的乌珠穆沁部，下一个目标就是科尔沁各旗，于是皇帝命左翼出古北口，右翼出喜峰口，又加派盛京、吉林驻军以及科尔沁各旗的蒙古兵助战。出师的时候，皇帝御太和殿钦赐裕亲王抚远大将军敕印，送至东直门，仪节非常隆重。
谁知道初战不利，前锋遇挫，葛尔丹领兵度辽河的支流——一条名叫西喇木伦的河流，兵锋直指热河赤峰县境内的乌兰布通，距离京师不过区区七百里
福全驻军在距离乌兰布通三十里外，两军隔河对阵，葛尔丹的布阵空前绝后，用上万头的骆驼绑住四肢，卧在地上，驼峰上加木箱，木箱上再围上浇湿了的毡毯，名叫‘驼城’，他的士兵就在木箱之间的空隙中向清军开枪。
不过他的火铳不及清军的大炮，打了一天的时间，骆驼城给大炮打成两截，福全下令渡河攻击，清军很是英勇，杀得葛尔丹大败，幸亏是八月初一，晚上没有月亮，葛尔丹才能遁走。
到了第二天，葛尔丹派了一个喇嘛到清营求和，自己则拔营而走，再回到西喇木伦河边，无船可以渡河，只好砍下大树浮于水面，载浮载沉的到了对岸，连夜狂奔，所过之处尽皆点火，连天荒草化为灰烬，一场火烧了数百里
福全有心继续追下去，不过两个因素牵扯了他，第一个就是他的侄子胤褆，胤褆是皇长子，在军中作威作福，任意胡来，处处掣肘，这样下去，于军心不利。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科尔沁和盛京的援兵始终未到，葛尔丹那边据险以守，也很难拿得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