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囡，你家里发生了什么，能跟我们讲讲吗？”
牧师马吉把摄影机开机，凑近了些想要拍摄，床上小女孩的身体突然剧烈扭动。
“不要杀我！不要！”
女孩爆发出撕心裂肺的尖叫，瘦弱的身躯像受惊的小兽般蜷缩成一团。
她疯狂挥舞着双臂，指甲在许传音的手背上抓出道道血痕，却仍死死盯着那个“枪口”，浑身战栗如筛糠。
银幕上的魏特琳和台下的观影者们一起放声痛哭起来，她冲过去抱住了女孩，拿带着口音的汉语耐心地安抚她。
这位华小姐跪坐在染血的床榻边，将女孩颤抖的小手轻轻拢在自己掌心，又掏出一块桂花糖撕开塞进她的嘴里。
也许是嘴里的甜叫她放松了警惕，也许是在这个胖胖的阿姨怀里给了她安全感，小女孩开始讲述几乎被日寇灭门的遭遇。
“我。。。我叫夏淑琴。”
“中午有人敲门，爸爸去开门，一看是日苯兵还没来得及说话就被开枪打死。。。”
镜头给到牧师约翰马吉的手持摄影机，在他的镜头里，小女孩夏淑琴的哭诉慢慢定格。
已经被此前几个绝妙转场征服的观众们驾轻就熟，看着刚刚病床上的女孩，变成了眼前六十多岁的老人。
刘伊妃扮演的张纯如就坐在她的身边，拿着笔记本艰难地记录着。
至此，王小帅算是读懂了导演路宽的叙事节奏。
从长江上的血日开始，在这一整个讲述真实“大屠杀历史”的长段剧情中，他先是着重描绘了日军的残忍、暴虐、狡诈、伪装。
再通过各种递进的电影叙事，把鬼子的形象和历史场景钉在观众脑海里的同时，通过这样一个转场，来证明叙事的真实性。
通过张纯如采访的真实幸存者，通过约翰马吉记录的真实影像资料。
大银幕上夏淑琴老人掀起自己的衣襟，露出的三道一模一样的刀疤，和吉镜头中的老照片如出一辙。
历史，不容否认，不容诋毁。
这是本片最大的叙事和拍摄目的之一。
大银幕上，刘伊妃饰演的张纯如与夏淑琴老人相对而坐。
老人布满皱纹的手缓缓掀起藏青色棉布衬衫，露出腰间三道泛白的疤痕。
那疤痕如同干涸的河床，在苍老的皮肤上蜿蜒出1937年的血色记忆。
夏淑琴老人嘶哑着声音讲述：“我家住在中华门的新路口。”
“那天中午，大概有三十多个日苯兵冲到我家来，我父亲求饶不成被枪杀。”
“我母亲姓聂，她还在给怀里一岁的妹妹喂奶，顾不得管我们，躲到了桌子底下。”
“日苯兵把她拖出来，妹妹被活生生地摔死。”
“我母亲被轮健后刺死，外祖父聂佐成、外祖母聂周氏为保护16岁的大姐夏淑芳和14岁的二姐夏淑兰，被日军枪杀。”
“两位姐姐同母亲一样罹难，死前还被插上了木棍。。。”
夏淑琴讲到这里已经有些麻木，断断续续地交待完了一家九口最后的命运。
即便已经在法庭、记者、学者面前无数次重复这段血色回忆，夏淑琴老人还是忍不住潸然泪下。
大银幕上的刘伊妃，和大银幕下的刘伊妃，同时泪崩。
电影的戏剧张力和情绪铺垫在这一刻达到极致，哭泣声从不同角落涌上来，像冬夜的潮水漫过沙滩。
整个柏林电影宫内化作一片泪海。
镜头推进，给到张纯如的扮演者刘伊妃特写。
她并未夸张地放声痛哭，而是先有一个细微的吞咽动作，喉头轻轻滚动，仿佛在强忍翻涌的情绪。
当老人讲述妹妹被摔死的瞬间，刘伊妃的左手无意识地攥紧了笔记本边缘，指节发白却保持稳定。
右手则悬在半空，呈现出想要安抚又不敢贸然触碰的克制。
最动人的是声音的处理。
在老人哽咽停顿时，刘伊妃用几乎气声的语调问出“后来呢？”，这三个字的尾音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既推动叙事又饱含共情。
这种表演不靠煽情，而是通过呼吸节奏、微表情和恰如其分的沉默，让观众看到一位学者如何用专业态度承载历史之重。
克制而又细腻。
在场的专业导演、演员，评审会成员们都微微颔首，惊叹于这位年轻的华人女星，在这一段中的演技卓绝。
他们想到了张漫玉。
张纯如和杨夏明、段月萍等人从夏淑琴家离开了。
一连几天，张纯如、杨夏明、段月萍等人走访完了剩余的幸存者，获取了大量一手采访资料、照片、录音。
这些都是她的有力武器。
西苑宾馆的会议室中，几位教授正和张纯如密切配合，整理采访资料和图书馆资料。
因为张纯如听不懂金陵方言，便由本地人杨夏明教授先翻译成英语，她再记录到电脑上。
会议室的吊扇呼哧带喘，吱呀吱呀的牙酸声叫人听得烦躁。
张纯如全神贯注地敲击键盘，突然在一段惨不忍睹的口述中停滞。
她走到窗边，解开一颗衬衫上的纽扣，大口地呼吸着窗外雨后的新鲜空气。
此刻的刘伊妃贡献了她体验生活时的真实感受
那时的她，和历史上的张纯如一样，都被这些残忍血腥的历史压得快要窒息。
舒缓了一阵，张纯如定了定心神，突然转头对杨夏明等人道：“各位教授，我想等这本书写完，就去读法律，请你们在国内支持我。”
“我将来要代表幸存者们同日苯政府打官司，替他们争取应得的赔偿。”
大家都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个生在美国的中国姑娘，不知道她怎么突然冒出这句话。
这一段，是张纯如的母亲张盈盈在女儿自传里的叙述
华裔女作家想起走访的这些幸存者们家徒四壁、艰难度日的悲惨，不由得神情悲愤：
“这不公平！那些沾满鲜血的刽子手至今仍享受着丰厚的养老金，而幸存者们却在贫困和伤痛中挣扎。”
“日苯政府只需拿出他们军费预算的零头，就足以抚平这些伤痕，总得有人为正义发声！”
杨夏明叹气：“他们至今都没有为此大屠杀正式道歉过，更不要提赔偿了。”
“纯如，你的心情我们理解，但这件事的确太困难，右翼都是一群没底线的疯子，你要当心。”
张纯如的眼神清澈明亮：“国内放弃了赔偿，西方人也漠不关心，那就只有我们这些身体里淌血同宗血脉的华人来做。”
“我是美国籍，国籍就是我的保护色，那些丑陋的右翼不敢拿我怎么样。”
一个过肩的特写给到站在窗边的张纯如。
银幕前的各国观众都从扮演者刘伊妃身上明显地察觉出，此刻的她就像一柄淬火的利刃，带着“虽千万人吾往矣”的豪迈，刺破历史的迷雾。
王小帅、杜琪峰等华人导演都不禁坐直了身体，他们知道人物性格和心态的下一个蜕变到来了。
这是电影叙事语言暗含的线索与脉络：
幼年时在爷爷怀里，阁楼窗外一束光在云层后将破未破；
耶鲁大学图书馆中，那束光冲破了哥特式图书馆的穹顶，却仍旧微弱。
再次出现在镜头中的张纯如和西苑宾馆会议室的窗前
雨后的云层被阳光撕开一道裂缝，金色的光束如利剑般斜插进室内，将张纯如的侧脸分割成明暗交错的剖面。
这束光比耶鲁图书馆时更为强烈，却又不同于童年阁楼里那种朦胧的期待。
它带着穿透历史迷雾的锐利，在会议室的木质桌面上投下细碎的光斑，仿佛散落的史料碎片终于被串联成篇。
张纯如结束了在金陵的采访回国，她开始一边搜寻更多的资料，一边撰写大纲。
匆匆回家跟父母、丈夫见面后，张纯如一刻也不停地前往莱茵镇的邵子平住处。
“我从金陵图书馆复印的资料中，发现了德国政府发往金陵的外交照会，曾多次要求拉贝回国。”
“但是拉贝最后的结局，好像从没有人再提及过，你了解吗？”
邵子平听得一愣，拉贝的大名所有人都知道。
特别是约翰马吉的儿子提供的胶卷和影像资料里，有相当多他的镜头。
“我听马吉讲，拉贝回国前，曾经承诺一定会将真相向戈林和希特勒汇报，但之后一直杳无音讯。”
“你觉得他会不会。。。”
张纯如懂邵子平的意思
拉贝回国后，也许因为寻求自保，放弃了对金陵人民的承诺。
但她觉得没有这么简单，仅从马吉父亲留下的证据中能看出，他同魏特琳一样都是极善良的国际友人。
在残暴的日寇面前都不曾屈服，回国后又怎么会。。。
张纯如倒吸一口凉气，她突然想起一个可能性：“邵博士，你在德国读过书，会不会有这样一种可能”
“拉贝的纳粹党身份在二战后被清算，他迫不得已躲起来，或者受到迫害呢？”
邵子平沉吟道：“有这个可能，不过纯如，你写金陵大屠杀，也许没必要探究这么多，毕竟已经过去五六十年了。”
张纯如很坚持：“我列的提纲中，对魏特琳、拉贝、马吉等人的命运都会有交代，无论是好是坏。”
台下的懂行的观众们听到这句话，再预估电影的播放时间，知道这是要收线了。
从张纯如开始，插叙的关于拉贝和魏特琳两位重要历史见证者的登场。
历史叙述结束，下面仍然从她的视角，去叙述这两位历史人物的退场。
镜头调转，张纯如几经辗转拜访了约翰马吉的后人和史学家，都没有得到半点关于拉贝的消息。
她回到住处，坐在电脑前给邵子平在德国读书时期的历史学家朋友发去邮件：
“尊敬的玛莎教授，欣闻您曾协助过邵博士关于1937年发生在中国金陵的日军大屠杀事件研究。”
“是时，曾有西方代表在日军破城之前成立了一个国际委员会，委员会主席是德国人拉贝，请您帮我在当地寻找他的后人。。。”
大银幕上的张纯如开始了每天写作的生活，偶尔会查看一下邮件和手机，焦急地等待着拉贝后人的消息。
直到邵子平惊喜地通知她，德国方面帮助联系到了拉贝的外孙女，也即现在正坐在台下的厄休拉拉贝。
更关键的是，厄休拉拉贝给他们提供了一个极其振奋人心的消息！
“我翻译了厄休拉传真来的德语资料，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关键。”
“拉贝回国后曾被特务扣押，他在家信里说‘保存好我的日记，不要让人发现它’”
张纯如大喜过望，猛得起身带倒了咖啡，顾不上被烫红的手背，第二天就订票飞赴德国。
镜头没有详细地交待她和邵子平在德国拜访厄休拉拉贝的过程。
而是直接推进了时间线，镜头转到1996年12月12号下午2点30分举办的，纽约的《拉贝日记》面世新闻发布会。
纽约金陵大屠杀受难同胞联合会出面，花费600美元在洲际大饭店租了一个厅，吸引了以华人媒体为主的各国人士采访。
大银幕上，是新闻发布会的真实录像，经过电脑处理、合成，巧妙地融入了电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