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人都不寒而栗！
这一瞬间，这些西方观众眼前浮现出一个个熟悉的日苯友人身影
总是西装革履，九十度鞠躬双手递上名片；
温文尔雅，茶室中的茶道表演行云流水；
就连吵架红脸都会边道歉边沟通，批评意见都要用“或许可以再斟酌”这样的敬语来包装。
这些温和、优雅的身影和形象，同此时银幕画面中同样外表和风度的冯远争化为一体。。。
西方观众们不禁在心中发问，哪一张，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
台下王小帅、杜琪峰等华语电影人，再一次拍案叫绝！
这一幕的叙事层层递进，在冯远争这个角色身上达到了融合和极致。
有组织地烧杀抢掠，是体现鬼子纯粹的穷凶极恶和丧尽天良；
拉贝被蒙骗成为刽子手的帮凶，魏特琳因为绥靖主义被调虎离山，是体现鬼子的奸诈狡猾。
而这些所有的人性之恶，在这一段冯远争扮演的福田永助身上被完美地包装，再一次蒙骗了现场的西方观众。
当这位京都大学哲学系高材生那温情、儒雅、高知的面纱被戳破，所有人才看清这些畜生，包藏在光鲜外表下的真正祸心！
特别是福田永助最后和小队长的对话，更加引人深思。
不乏对日苯人具有好感的西方观众，在脑海中萌生这一个割裂画面：
一面是福田永助哼着家乡凤冈县的童谣，一脸慈爱地哄自己的双胞胎女儿睡觉；
一边是他踩着硬质的军靴，命令自己的手下、或者亲自去拿刺刀剖开中国孕妇的肚腹。。。
这段极其简洁、有力、高效的电影叙事，再一次令西方观众深深地叩问！
究竟哪一张脸，才是他们真正的面孔？
台下的马丁因为喜欢黑泽明，很早以前就拜读过《菊与刀》，也算比较了解日苯这个民族。
虽然好友路宽在电影里讲的是战犯人性中极致的丑与恶，但以他的艺术造诣，还是能从镜头语言和叙事节奏上，品味出这位华人导演更多的用意。
什么用意？
让沾血的武士刀与案头插花同框，让京都方言的优雅发音与拷问惨叫交织。
将这种将日苯传统文化符号与暴行并置，彻底撕碎《菊与刀》的虚伪平衡。
当金陵大学图书馆的典籍焚起业火，火光映照着墙上日苯军官“和敬清寂”的书法条幅，形成对所谓的日苯美学最辛辣的解构。
果不其然，在冯远争饰演的福田潇洒离去后，镜头推进，给到沦陷的金女大。
鬼子们踹开每间寝室的门，把尖叫的女大拖到走廊排成长队，用麻绳捆住站成一排。
刺刀划开破旧的学生装，纽扣崩落在地，与隔壁琴房被砸烂的钢琴低音键共鸣。
《女诫》典籍撕碎铺地，惨叫的可怜人被按在散落的书页上施暴。
墨迹与血渍在宣纸上洇出诡异的梅花纹样，而墙上的“礼义廉耻”匾额正被刺刀劈成柴薪。
凡此种种，不忍卒睹。
魏特琳和程瑞芳拼死同鬼子拉扯抵抗，她们两人身形都高大些，魏特琳把自己的美国护照放在胸前，声泪俱下地嘶吼：
“滚！滚出去！这里是安全区！”
鬼子的暴行接近尾声，他们虽然不敢枪杀魏特琳，但临走前总要恶狠狠地甩几个耳光的。
军车轰隆隆地驶离，伴着贼寇的狞笑在风中游荡，夜幕下殊为可怖。
魏特琳跪倒在金女大礼拜堂的台阶前，十指深深抠进青石板的缝隙，指甲断裂渗出的血珠与台阶上未干的血迹交融。
镜头中，摩尔扮演的传教士魏特琳，仰头望向漆黑的“历史的天空”。
那本该是上帝俯视人间的窗口，此刻却如同被泼洒了浓墨的穹顶，连一颗星辰都不肯显现。
“主啊，这就是您允诺的慈爱吗？”
她嘶哑的质问，混着血腥气飘散在风中。
魏特琳一阵筛糠似得痛哭，十字架项链在胸前剧烈晃动。
勒出的红痕，像极了走廊里那些被吊死的女学生脖颈上的勒痕。
看着基督徒魏特琳信仰的动摇，台下的熟悉路宽的导演和演员，不免想起一年多以前，他在北美参加《拉里金现场》时的场景。
拉里金问了一个绝大多数西方人都会问的问题：中国人为什么没有信仰？
路宽答：中国人不是没有信仰，我们的信仰是我们自己的浩瀚历史。
看看眼前无助涕泗横流，嘴角溢血的传教士魏特琳，又想到中国的英勇将士们在二战的东方战场将日寇驱逐。
若有所思的观众们这才有些明悟。
这片历史的天空，从来不曾垂怜弱者，中国人也永远不会将希望寄托在虚无缥缈的鬼神上。
唯有凡人举起火把，才能照亮黑暗中的血泪之路。
魏特琳迅速收拾了心情，和程瑞芳一起组织伤员的救治，用板车将奄奄一息的学生和难民们送到鼓楼医院去抢救。
镜头切换，来到三线叙事的另一位配角拉贝，他和魏特琳会在鼓楼医院相遇。
拉贝刚刚回到小粉桥一号的别墅门口，巷子里就跑来求助的难民，声泪俱下地哭诉：“拉贝先生，我妻子被日军捉住了，请您救救他吧！”
“带路！”刚被司令部拒之门外的拉贝来不及回家，和韩湘林一起跟着难民往巷子深处跑。
等他们气喘吁吁地赶到，男子的妻子已经惨遭强健。
妇人露出青紫的皮肤，手指在墙面上抠出血痕，因为不遗余力的反抗，她右半边头皮被军刀削去，裸露的头骨在煤油灯下泛着森白的光。
丈夫绝望地大吼，摒弃了心中的恐惧和怯弱，疯狂地扑上前去，被另一个刚穿好裤子的鬼刺了个对穿，当即身亡。
拉贝看得目眦尽裂，他从进门开始甚至连一句话都还没讲，就看着两个中国人惨死在自己面前。
柏林电影宫里已经陷入了很久的死寂，随即是此起彼伏的抽泣和压抑的呜咽。
马丁斯科塞斯的金丝眼镜滑到鼻尖，镜片上倒映着男子被刺刀钉在墙上的画面。
他无意识地去扶，却摸到自己满脸冰凉的泪水。
从金陵陷落，长江血月开始的这个插叙历史记述，给观影者带来的精神刺激太大。
可这一段，却是导演路宽不得不写、不得不拍、不得不放的。
这是真实的历史，也是继揭开日寇奸诈狡猾的本质后，对他们无底线的兽性的呈现。
两个鬼子士兵不敢对拉贝如何，互相勾肩搭背狞笑着走远。
“她好像还活着！”韩湘林发现血泊中的妇女似乎还有一口气，不等拉贝吩咐，就径直抱起赶往车边。
二人将妇女送达同处于安全区的鼓楼医院，还没等急救医生威尔逊着手施救，她就咽了气。
拉贝已经麻木了。
他行尸走肉般地跟着威尔逊去看其他难民营送来的伤员，突然发现金陵神学院的牧师马吉也在，似乎背对着他们在操作着什么。
“马吉？你在做什么？”
牧师马吉回头，直面镜头。
观众们都认出来这是邵子平联系并征集证据的的大卫马吉的父亲，约翰马吉。
又一位能够证实大屠杀罪行的历史人物出现了。
神情凝重的马吉牧师拿着一个16毫米的家用摄像机，正对着每个床的死者、伤者拍照：
“我要把他们记录下来，日军不允许我们拍照，就是怕他们的暴行被世界知道。”
“我们要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记录下来，向外界控诉他们的残忍暴虐！”
金陵红十字会会长许传音推门而入，看见以往总是把头发梳地一丝不苟的拉贝、此刻凌乱憔悴的面容先是一愣。
随即急切道：“拉贝先生，马吉牧师，新路口有一家被鬼子杀害，两个孩子被埋在废墟下面。”
“我回来找人帮忙，你跟我去摄像留下证据吧。”
拉贝拉着马吉就往外奔：“走，坐我的车去，湘林，再叫些人！”
“是！”
新路口不是后世的新街口，确切位置在现在的金陵中华门东侧。
这一区域在1937年属于金陵城墙内的居民区，靠近中华门瓮城，是日军入城后实施暴行的重点区域之一。
拉贝的汽车急刹在中华门东侧的废墟前，浓烟正从炸塌的民房梁柱间渗出。
马吉的摄像机刚开机就剧烈晃动，他被眼前的惨烈惊呆了，几乎拿不住摄像机。
镜头里，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被压在断裂的屋梁下，左腿呈诡异角度扭曲。
他身旁躺着一个浑身是血的小女孩，手里还攥着小块沾满砖灰的米糕，那是灾难降临前最后的甜蜜。
见有人过来，男孩豆大的泪珠混着额头的血水滚落，眼睛里写满了惊恐。
红十字会长许传音痛苦万分地蹲下身子，用自己的外套给寒冬中的小男孩披上：“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是来救你的。”
小男孩将信将疑地看了眼拉贝、马吉等洋人，还是选择伸长手臂指向身旁，却让压着的木梁又陷深几分，疼得小脸煞白。
“救我妹妹！”
“她怎么了？”
“那些人拿刺刀戳她，求你们救救她吧！”
许传音温声道：“好，好，放心孩子，没事的。”
他在寒风中忍不住掉下泪来，引得现场观众的抽泣声也越发地大了。
马吉仍旧颤抖着手摄像留证，韩湘林按照拉贝的吩咐叫人过来帮忙，后车在巷口等鬼子离开才敢开进来。
这会儿大家都一拥而上，将断壁残垣下的兄妹救出，紧赶慢赶回到鼓楼医院。
拉贝和魏特琳在门前相遇，后者听说连孩子都惨遭毒手，又是一阵精神恍惚。
西方观众们看到摩尔扮演的魏特琳，习惯性地想在胸前划十字又戛然而止的模样，心里都是五味杂陈。
这是前面魏特琳跪地祷告无果后，第二次暗喻她信仰动摇的细节了。
王小帅在心里暗暗思忖，这应该是导演路宽继通过苏珊，对西方社会的傲慢与偏见的批判之后，又一个关于信仰话题的驳斥。
马丁斯科塞斯自然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他被称为“电影社会学家”，对好友路宽的这些讽喻一看便知。
事实上，在奥斯维辛等残酷惨烈的二战灾难之后，西方社会的信仰也是经历了很大动荡的。
奥斯维辛的神学家幸存者西奥多阿多诺直言：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上帝是不存在的。
包括1966年的《时代》周刊封面以“上帝死了吗？”为题，总结战后神学思潮，引发了全民辩论。
鼓楼医院的急救室塞满了人，刚刚救回来的男孩被送进了手术室，必须要截肢才能存活。
小女孩伤势相对较轻，威尔逊掀开她的薄薄的衣衫下摆开始救治，三道触目惊心的刀伤已经开始结疤。
现场只有许传音是中国面孔，他颤抖着伸出手，轻轻抚摸着女孩被冷汗浸透的额头。
女孩约莫八九岁，瘦小的身躯裹在染血的粗布衣衫里，枯黄的发丝黏在苍白如纸的脸颊上，一双本该清澈的大眼睛里布满血丝，瞳孔剧烈收缩着，仿佛还倒映着那场人间炼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