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纯如从纽约离开了。
临行前犹豫不决的苏珊给了她一个不算答复的答复：先写一份选题计划给她。
出版社对这样敏感的题材显然会慎之又慎。
张纯如离开出版社，站在世界最繁华的纽约十字路口，眼中却都是1937年金陵城的血肉模糊。
她长叹一口气，准备给丈夫打个电话，却先接到了邵子平的来电。
“喂？邵博士？”
“纯如！我刚刚联系上一位独立制片人叫崔明慧，她前几年拍摄了一部名叫《奉天皇之命》的纪录片，控诉日寇的暴行，她还去过中国采访过幸存者，我想可能对你有些帮助。”
张纯如激动道：“她在哪里？”
“我给你地址和电话，她住在纽约皇后镇。。。”
张纯如像是刚刚被捞上岸的溺水者，放弃了回家的念头，当即打车直奔华裔制片人崔明慧的住处。
崔明慧和朋友汤美如是著名的独立制片人，她们在1987年就制作了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探讨东亚战争对现代社会的影响，获得了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提名。
但这部揭露日寇罪恶的纪录片上映之路屡屡受挫，两人甚至都受到了右翼的死亡威胁。
纽约皇后镇的别墅中，张纯如和崔明慧对坐饮茶，后者听闻她的来意，面色肃然：
“我前年7月去过金陵，一位金陵大学的历史学教授给了我六位幸存的采访者名单。”
“我逐个联系过，但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采访，他们的生活也很拮据。”
崔明慧突然有些出离愤怒：“你知道吗？日寇的战犯们很多都逃脱了审判，他们仍然住在宽敞明亮的房子里，享受着政府和军方的巨额补助。”
“而我们的同胞和受害者，却因为他们的罪行家徒四壁、郁郁而终，这是多么讽刺的一件事！”
张纯如听得揪心，当即沉声道：“明慧姐，请你给我那位教授的联系方式。”
她顿了顿，似乎思绪回到了幼时爷爷讲述的故乡。
“我要回中国。”
背景虚化，镜头缓缓推进，金陵火车站斑驳的月台上，张纯如独自伫立在盛夏的蝉鸣中。
站台上，嘈杂的方言如潮水般涌来，却在她耳中化作美丽的乡音。
那些提着竹篮叫卖雨花石的老妪、扛着编织袋的民工、穿校服追逐打闹的学生，每个人都带着鲜活的生命力。
出站口的青砖墙上，“金陵”两个魏碑体大字被雨水洇出深色痕迹。
她突然停住脚步，行李箱的滚轮在石板路上卡住，就像她卡在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灵魂。
这一刻，她眼中的金陵和1937年的金陵时空交错，叫张纯如禁不住鼻尖发酸，怅然若失。
张纯如打车来到金陵大学的西苑宾馆，提前联系好的杨夏明、孙宅巍、段月萍等几位历史学者在宾馆会议室中等着她。
“姑娘，请问你找谁？”
教师王卫星诧异地看着眼前身着大花低胸裙装的姑娘，从气质上看就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张纯如笑得大方温婉，似乎站在这片土地上，能够给予她更多的能量：“我是张纯如，我找段月萍老师。”
她的国语不甚流利，却着实叫会议室里的几位金陵大学教授惊讶起身。
“你是张纯如？美国作家张纯如？”
他们以为写这样历史题材的作家应当是个面色肃然的中年人，怎么是这么一个明媚大方的年轻女孩？
说是金陵大学的女学生也差不离了。
几人一番寒暄，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夏明沉声道：“姑娘，你为什么想写这本书？”
张纯如在来的路上就想了很多理由，但此刻面对着七八双质疑的眼睛，只目光坚定地吐气如兰：
“我是中国人的后裔，这是我的责任。”
几位教授面面相觑，都不认为还有什么怀疑的必要。
不是他们过于小心，仅就这位杨夏明教授近些年所做的研究，就已经引起了日右翼势力的注意。
张纯如极其干练，当即掏出从耶鲁大学神学图书馆带来的复印版《魏特琳日记》，这也是国内学界第一次知道它的存在。
还有她在美国国家图书馆复印的1000多页有关远东军事法庭的审判资料，都早已在国内遗失。
张纯如新闻系出身，又常年写作，对于资料的整理、收集、提炼得心应手。
她和几位教授一起分享了资料，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采访金陵大屠杀幸存者、实地查看当年的大屠杀遗址，与图片资料作比对。
以及收集和翻译内地学者掌握的资料，带回北美。
几位教授各自认领协助工作，杨夏明担任翻译，他也是后世张纯如著作的翻译学者；
王卫星带着其他人收集资料，以供张纯如查阅；
时任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的段月萍常年跟一些幸存者有联系，她负责去做思想工作，请她们接受采访。
张纯如在金陵的忙碌工作开始了，她的足迹踏遍了金陵每一寸曾经浸透血泪的土地。
在遇难同胞纪念馆昏暗的档案室里，她指尖摩挲着幸存者名册泛黄的纸页，将每一个被岁月模糊的名字誊写翻译成英文；
在秦淮河畔残存的民国建筑前，她举着黑白老照片比对弹痕累累的青砖墙，快门声与六十年前的枪响在时空中重叠；
在幸存者颤巍巍的讲述中，她伏案记录的钢笔突然停顿，墨水滴在“1937年12月16日”的日期上，晕开成江水中血色的涟漪；
在金陵图书馆尘封的史料堆里，她彻夜翻译内地学者的研究，台灯将她的剪影投在墙上，宛如执笔为刀的斗士。
镜头语言快速地交待着张纯如的行程和踪迹，最终定格在她下榻的金陵大学西苑宾馆。
一张和拉贝、魏特琳议定南京安全区范围时同样的地图摊开在桌面。
张纯如颤抖着嘴唇，拿红笔详细地标注着一个个数字
“江东门，一万人。”
“燕子崖，五万人。”
“草鞋峡，五万七千人罹难。”
“煤炭巷三千人，鱼雷营九千人，中山码头”
“一万人。”
镜头缓缓推进，张纯如颤抖的指尖死死攥着那支红笔，笔尖在纸上划出深深刻痕，仿佛要将这些数字烙进历史的血肉。
她的泪水砸在“江东门一万人“的字迹上，墨迹晕染成血泊的形状，喉间溢出压抑到极致的呜咽。
银幕上突然切入黑白历史影像：
江东门万人坑里交错的白骨、燕子矶江面上浮肿的尸群、草鞋峡岩壁上密密麻麻的弹孔。
当“中山码头一万人”的笔迹落下时，画面陡然切回张纯如的特写，她布满血丝的眼睛直视镜头，瞳孔里倒映着1937年冬日的森寒长江。
电影转场，镜头倏然进入她瞳孔中的天地。
日暮的长江之上，历史的天空中，悬着一轮残阳血日。
这轮凄厉的血日逐渐变淡，银幕突显12月14号的字幕，众人心下一沉，知道最血腥的戏份即将到来。
轰隆隆的汽车引擎声响起，韩湘林驾车载着拉贝前往日军驻地。
车头悬挂着“金陵国际安全区”字样的旗帜，虽然这不被日军认可，但总归要顾忌他德国人的身份。
汽车穿过汉中门，经过盘查进入营地，少将原田接待了他。
拉贝义正词严地讲述了安全区的范围和界限，请他昨天入城的手下严格军纪，不要侵犯。
鬼子不以为然，拿出军部的作战地图给他看，拉贝惊讶地发现上面根本没有所谓的安全区范围。
此前自己的努力都化为了泡影，根本没有获得侵略者的承诺。
一番争执之下，鬼子少将原田不耐烦地答应：“只要你们的区域内没有持枪士兵，我们不会去。”
他的眼神有如鹰隼：“如果发现没有解除武装者，你可以叫他们自行解除，跟着你回安全区去，我们不予追究。”
此刻还没有见识到敌寇残忍狡诈的拉贝大喜过望：“好！我这就去劝说他们！”
金陵城破，有不少死战不退的士兵躲藏在城中，给鬼子也带来不小的困扰，此计甚毒。
拉贝在安全区河北路入口处见到几名残兵游勇，下车依言劝说。
国军士兵们知道这位安全区总理事的身份，没有为难他，也没有缴枪，迅速避让躲藏了。
安全区附近躲藏的士兵较多，总还是有对拉贝信任的人，在百般劝说之下很不情愿地丢弃武器，以平民的身份进入了安全区。
韩湘林驾车一路穿行在各个安全区的难民营据点，拉贝很不放心地要每一处去巡视。
镜头呈现着一幕短暂的“巷道电影”，目光可及的街边，鬼子每10人一个小队，分工有序地砸门破窗，满载而出。
成箱的资材被他们用板车、小推车运送来往。
台下的王小帅皱眉观察着，他很敏锐地发现，路宽导筒下的日苯人小队配合默契，完全是成体系的抢劫组织。
他为什么要这么拍？
难道刻画描绘一些歇斯底里的鬼子形象，不更有情绪张力、更能拉起观影者的仇恨吗？
台下的张纯如清楚，这是路宽的特别用意。
在去年7月同鬼子右翼的舆论势力绞杀时，西方民众为他们印象中的优秀民族制造了一个开脱的绝佳借口
我们承认大屠杀是真的，但那只不过是精神疯狂的士兵，在战时状态下的肆虐，他们不是正常人。
正常的日苯人在他们眼里是《龙珠》、是“工匠精神”、是寿司、是武士道、是索尼。。。
如果是精神病犯罪，想必是可以原谅的吧？
就连全世界的法律都不会对疯子杀人施加刑罚，顶多是强制医疗。
为了击破这些谎言，导演路宽和张纯如一起，从鬼子畜生导演小津安二郎的日记和《东史郎日记》中查到了真实的抢劫场景。
他是为了明明白白地告诉全世界！
这些鬼子不是蠢，不是疯，就是单纯到极致的坏，是不折不扣的有组织的畜生！
而不是你陆钏剧本里，那个还知道反思自己的、有人性的士兵。
大银幕上的电影剧情有序推进，西方观影者通过拉贝的视角，见识了他们不曾见识的大和民族的本性一角。
拉贝巡视了一圈准备回到国际委员会总部，却在门前看到令他目眦尽裂的一幕！
鬼子士兵开枪杀人，随后拖着一卡车的难民往外开拔，挡路者一律碾压致死。
“拦住他们！”
开车韩湘林双手几乎掌握不住方向盘，怎么挡？
拉贝一跃下车，手里拿着自己的纳粹党党徽，义正辞严地站在军用卡车前：“你们的原田少将答应过委员会，不会为难解除武装的士兵！这是怎么回事？”
鬼子小兵多少还知道些厉害，不敢直接从拉贝身上碾过去，狞笑着回复他：“这是就是少将的命令，谢谢你的劝降，拉贝先生！”
车前的拉贝瞬时面色煞白、双腿一软几乎要栽倒在地，韩湘林眼疾手快地上来扶住他。
车上几位被拉贝亲自劝说的国军士兵不明所以，对着车旁的拉贝破口大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