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梦裳得到消息出去迎接，发现带队的是两个白胡子的老头儿。
“下官稽查局局长米梦裳，请问二位先生是？”
下官？皇上让妃嫔来管理这么机要的部门，就不怕后宫干政吗？
黄克瓒看见身着飞鱼服的米梦裳还愣了一会儿，以为这是某个新晋的年轻太监。但他一听这名儿就反应过来了，这哪里是宦官，这是女官啊。再看魏忠贤那副模样，明显不是上官对下官，而是奴婢对主子。答案很确定了，面前这个女人不是一般的女官，肯定是皇上的新宠妃。
皇上还是改不了那个急色的性子，面色稍好就又开始放飞自我了。李汝华在心里默默地叹气。
“刑部尚书黄克瓒。”天、地、君、亲、师，黄克瓒自然不会给米梦裳下跪，所以他只是勉强行了个同僚礼，可就算这样还是把给他膈应坏了。
“户部尚书李汝华。”李汝华的态度要稍好一些，毕竟提赃补俸的手续还没走完，要是面前这个女人卡他一手，他又得被等钱过日子的低级官员轰炸一番。
两部的堂官亲自来了？米梦裳感觉到了两位尚书的敌意，但并未就此怠慢二人，她躬身拱手说道：“黄大人，李大人。接下来就拜托你们了。”
黄克瓒带来了三个正五品的郎中，三个正六品的主事，和几个从九品司狱。他们很快就投入到了对犯人及证人的审讯工作中。
但户部就没这么快了，李汝华同样带了三个郎中、三个主事以及一些精于记账查账的典吏。可当他们和外稽司对接的时候，发现外稽司用的是那种所谓的新式数字。除了李汝华购买并精读过《初等数学图讲》，有一定的辨认能力外，就再没有其他人认识这些鬼画符一样的东西了。
不过米梦裳早就料想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所以她只是安排这些户部的官儿用他们自己的方法整理原始单据，形成传统账册。
然后“清账小队”再根据之前用来处理内官衙门账目的方法，逐步构建新的账本。内官二十四衙门的账册还远未到清理完毕的地步，但西厂首案要紧，那边儿的事儿就只能先放着了。
第48章 问审
地牢的门在沉重的铁链声中缓缓打开，尘土和蛛网在空气中飞舞。一股潮湿而阴冷的气流扑面而来，瞬间让人感受到它内部的阴暗和冰冷。
王承恩拾级走下算不得多么陡峭的楼梯。他每一步都走得十分小心，因为青石铺就的地面湿滑而冰冷，仿佛能听到寒气渐渐渗透进鞋底的声音。好在石砌的墙壁上每隔几步就有一根粗大的蜡烛，燃烧着为他指引前路，否则他只怕早就被无边的黑暗给驱逐了出去。
这里是旧西厂的地牢，即使废用百年，似乎仍能听见冤魂的哭号。楼梯的尽头是并排的两条直道，沿途两列共十五对、六十间大小各异的牢房，设计上能容纳两百名犯人。
刨除理刑百户颜过全家近百口人，西厂目前的案犯只有四十多个，所以绝大多数有品秩的高级直接涉案人都非常幸运地领到了一个单人间。
地牢的深处有五间审案室，其中四间问审室在直道的尽头两两相对，一间刑审室则连通两直道作为一个大的房间单独存在。
“你是谁？还是刑部的？”甲字号问审室，一个多日没有合眼的男人仍试图摆出倨傲的神色。
“本官乃西缉事厂稽查局外稽司司长王承恩。”王承恩直视邹凯愠的眼睛。
“就你，小孩儿？”邹凯愠丝的鼻息里喷出不屑。
邹凯愠身陷囹圄，并不知道西厂制度，还以为是王承恩是魏忠贤那个暴发户塞进西厂的娈童。
“本官是圣上钦校、钦定的直辖官！”和手上满是鲜血的邹凯愠比起来，王承恩就是只雏鸟。邹凯愠即使满脸疲态，眼角的皱纹里仍夹杂着寒冷的杀意。而王承恩即使竭尽全力，也只能勉强驱散黑暗和阴冷的环境带给他的恐惧。
“直辖官？”邹凯愠似乎有些惊讶，映着烛焰的双眼闪烁着警惕的光芒。
“你还是不承认侵贪郑宅的抄家款，以及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事情？”王承恩不打算跟他废话。
“同样的话我已经跟刑部的人说过很多次了。现在我再说一遍，东厂掌刑千户邹凯愠没有贪污！郑宅的款子就在东厂银库！你们西厂应该找到了才对。”邹凯愠很不耐烦了，他现在非常想睡觉。“至于敲诈，那怎么能叫敲诈，我们不过是找到涉案人员正常问话而已！锦衣卫和东厂一直是这么办事儿的。”
他试图用言语把锦衣卫也拉下水。你西厂要追究这种事情，当然可以，连着锦衣卫一起查吧，反正下场的人越多就越可能法不责众。锦衣卫的官校抓起来可就不是四十几个打得住的了。
“对我们动刑啊。不敢吧？上面还斗着呢，对不对？”邹凯愠突然提高声量，一下子整个地牢都回荡着他的声音。
在邹凯愠看来，内阁撺掇刑科拦了锦衣卫一手之后，本案已经发展成了两位秉笔太监的内斗。此前籍籍无名的魏忠贤骤至高位，自然是希望一脚把崔文升踩死，好向皇上证明自己的价值。这样一来，魏忠贤就可以用崔文升尸体垫脚往上爬。
而东厂涉案人员的供词就是本场斗争的关键。一旦招认，崔提督就输了，案子就钉死了。东西两厂的斗争就将以魏忠贤的胜利为最后结果宣布告终。
他如此判断的理由非常充分：
被抓进来已经好几天了。其间，是刑部的人而非西厂的人，来这里审了一遍又一遍，而且从始至终没有给任何一个案犯上刑。这定然是皇上不知道内情，左右犹疑之下，又怕西厂屈打成招，故而叫外廷的人来审。
眼见外廷的人审不出自己想要的结果，魏忠贤那条狗终于急火攻心，忍不住派出西厂的人来审。案子就快结束了，刑部那边一旦把“银子就在东厂银库”这个事情呈报给皇上，皇上再派他们的老上级，现任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安亲自走一趟，魏忠贤就将一败涂地。
邹凯愠不知道魏忠贤是谁举上去的，但他很清楚崔提督是王掌印举上去的，王掌印肯定不想在皇上面前自己打自己的脸，所以在“有银为证”的情况下，他一定会包庇崔提督。
接下来的几天，将是最难熬的，因为魏忠贤很可能狗急跳墙，对东厂案在案官员用刑。邹凯愠自己就是掌刑千户，当然知道厂卫的手段有多么残酷，但只要熬过去，就一定能过关！
所以他大声呼叫不只是为了在心理层面威吓面前这个年轻的审案官，更是为了提醒牢里的其他人咬牙挺住。刑部撤了，上边儿就要斗完了。
但实际上，他想得实在太多了，皇上派刑部来此只是因为西厂的班子刚搭起来，还没有自己的审讯团队。不对他们用刑，也不过是朱常洛想尝试一下睡眠剥夺、囚徒困境、交叉重复审讯，这类问讯而非刑讯的手段能起到多大的效果。
只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想要用单纯的问讯来对付东厂这帮早有准备行家，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你看看这个。”王承恩拿出一份供词摆到邹凯愠面前。
邹凯愠满不在乎地拿起供词。然而，当他借着烛火的微光看清纸上字时，他的脸色骤变。
“这是……”邹凯愠的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念头，他再看向王承恩，眼神中已经带着些许惊恐。“这不可能！”
这份供词上盖着司礼监和东厂的大印……
崔文升招了。
“本官再问你一遍，你是否承认侵贪郑宅的抄家款，以及敲诈勒索、中饱私囊的事情？”王承恩直视邹凯愠惊恐的眼神，缓缓开口。
“你……我……”邹凯愠被供状上内容的吓得冷汗直冒。在他的眼里，就连王承恩那双稚气未脱的眸子都开始变得恐怖起来。
“看来你是默认了。”王承恩嘴角微翘，心里满是对圣上的崇敬。
刑部审了好几天，屁东西没拿到，而圣上光用天威就骇得恶首跪地伏诛。在王承恩的幻想里，朱常洛的身形开始变得伟岸起来。仿佛龙袍之下裹着的已不再是虚胖，而是有力的臂膀。
邹凯愠心知自己辩无可辩。他低下头，仿佛已经认命。
王承恩抬起头，看着邹凯愠说：“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邹凯愠此刻已经完全绝望了，他无力地摇了摇头，说：“我认了。”
“那么，说吧。”王承恩示意书记官可以准备记录了。
“我的下场是什么，皇上会怎么处置我们？”内廷的案子从来不由刑部定刑。
“以你地位，全尸应该还是有的。”西厂执行局现在正紧锣密鼓地排演着即将到来的大戏。
“那我儿子呢？他什么都不知道！”邹凯愠用祈求的语气问道。这时，他的眼神里已完全没了方才的狠戾与狡诈。
“这点你可以放心，只要查明他与本案无关，就不会受到株连。只不过你的世袭锦衣卫千户肯定是没了。”王承恩没见过邹凯愠的儿子，不知道那是个十岁不到的小孩儿。
第49章 世界经济的东方中心与迷幻的朝局
大明弘治五年。西历1492年，8月3日。
在西班牙联合统治者，卡斯蒂利亚女王伊莎贝拉，与阿拉贡国王斐迪南二世的资助下，意大利航海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开始向西航行，试图探索一条通往东方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
10月12日，船队抵达美洲巴哈马群岛，但哥伦布却坚持认为自己西航所达之处为印度，故极其错误地将美洲原住民称作“印第安人”。
此后的1498年，葡萄牙人达伽马在迪亚士发现非洲好望角的基础上，开辟了欧洲从海上直通印度的新航路。
从这一年开始，世界各大洲和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逐渐加强，国际贸易量迅速增加。自此，世界市场开始有了一个雏形，商业全球化也露出了它的小荷尖角。
虽然从十六世纪开始，欧洲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稳步增加，但可以肯定的是，至少在1500年至1800年之间，也就是地理大发现到欧洲工业革命之前的时代，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而非西方，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
不管是从经济分量上看，还是从技术和生产力上看，抑或从人均消费上看，甚至是从所谓的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机制的”发展上看，欧洲在结构和功能上都谈不上称霸。
16世纪的葡萄牙、17世纪的尼德兰，甚至是18世纪的英国在世界经济中根本没有霸权可言。在所有这些方面，亚洲的经济比欧洲发达得多。
在中明到中清的长达三百年的时间里，中国才是世界经济的中心。中国凭借着在丝绸、瓷器等方面无可匹敌的制造和出口优势，在和任何国家进行贸易时都是顺差。
不仅邻近的国家，与中国保持着以君臣关系为基础的朝贡贸易，甚至遥远的欧洲国家与美洲国家都卷入了与中国的远程贸易之中。这使得以绸、瓷为主的中国商品遍及全世界，而占全世界产量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白银则源源不断地流入中国。
与此同时，西方耶稣会士不远万里来华，在传教的过程中把欧洲的科学文化传播到中国，与传统的中华文明展开了前所未有的密切交流。
自徐光启从正四品詹事府少詹事跳升至正二品礼部尚书，并以朝廷的名义向澳门耶稣会发出邀请函到现在已经过了快两个月了。
函件由通政使司发出，先从北京出发走京杭大运河一路下到杭州，之后再走海运从杭州发到广州。
兵部右侍郎、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广东陈邦瞻，接到北京方面发来的函件之后的第一反应是疑惑。因为万历四十四年，在南京掀起了一场针对耶稣会的教案。
“南京教案”本身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它的问题在于，本次教案由前不久升任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沈发起，而教案最后的结果，是万历皇帝朱翊钧罕见地下旨，命令广东督抚将耶稣会人士驱逐出境。
同时，执行这一命令的人，是总督两广军务兼巡抚云南的兵部右侍郎周嘉谟。周嘉谟现在也在北京，并任九卿之首、“天官”吏部尚书。
更让陈邦瞻不解的是，这封函件上面盖着礼部的官印，署名却是徐光启。在陈邦瞻的印象里，徐光启还是一个在通州练兵詹事府少詹事。
而且，徐光启和周嘉谟同属东林党。沈是现任内阁首辅方从哲的同乡，是靠着方从哲的学生、齐党领袖亓诗教的会推，才得以进入内阁的递补名单。
也就是说，邀请耶稣会进京的徐光启，和把耶稣会驱逐到澳门去的周嘉谟是一党的人。发起南京教案沈是反东林党联盟那一边儿的，但在教案这件事上，他又在客观上与东林党的周嘉谟有过合作。
陈邦瞻拿着函件想了半天，愣是没想通朝廷里发生了什么。看起来，徐光启任礼部尚书并邀请耶稣会进京，是东林党人得势的一个侧面体现。但随着这份函件一起到广州的，还有朝廷的邸报。
邸报上显示，东林党的“荐官疏”并没有被通过。在递补天下缺官这件事上，皇上选择采纳内首辅方从哲、吏部尚书周嘉谟、刑部尚书黄克瓒联署的谏言，命令各州县现任最高级官员暂代主官，并宣布于泰昌元年新开恩科。
这则邸报直接把陈邦瞻的脑子给搞宕机了。负责恩科的是礼部与吏部，两部的官员都是东林党人，这很正常，但恩科的前提是东林党的“荐官疏”被否决。
而否决此疏的基础，春闱，又是东林党的周嘉谟、浙党的方从哲，以及无党的黄克瓒联合提出的。
这.这在干嘛啊？在宦海沉浮多年的陈邦瞻第一次觉得朝局如此迷幻。
其实也不怪陈邦瞻胡思乱想，因为自万历十年张居正病逝之后，神宗朝就开始了各种各样的斗争。
“倒张、倒冯案”将文官群体生生地撕成了“保张”和“反张”两个截然对立的派别。
之后，围绕皇位继承问题的“争国本”“争册立”“争三王并封”又搞得内外两廷乌烟瘴气。
最后，标志着郑贵妃和皇太子朱常洛之间的斗争进入白热化的“梃击案”与“妖书案”，更是让朝廷几乎陷入了瘫痪的状态。
中央斗得不可开交，地方也是战战兢兢。生怕哪件事情被敌党抓住，然后成为攻击本党的把柄。不过，万历皇帝也有一点儿好，就是递上去的奏疏他基本不回，不管是举荐还是弹劾，皇帝陛下一概留中不发。
幸亏胡思乱想并没有影响陈邦瞻的例行工作。他以广东巡抚的身份命令香山县县衙向澳门耶稣会传达朝廷的意志，要求县衙在送出邀请函的同时，用命令而非请求的口吻让耶稣会立刻进京。
陈邦瞻有如此态度，是因为在明代，旅居澳门的外国人没有这一隅之地的主权，葡萄牙只是租客，不是主人。
同时，朝廷对澳门实行“建城设官而县治之”的管理方式。也就是说，澳门属于香山县管辖，香山县派驻官差，设置提调、备倭和巡缉等三个行署，同时指派海防同知和市舶提举进驻澳门，管束葡萄牙人的商业及陆上行为。
在陈邦瞻看来，澳门的色目人和朝鲜这样的藩属国臣民无异。如果朝廷要他们进京，只需要像征发徭役一样，给个命令让下面的县衙去执行就是了。徐光启以礼部的名义向他们发出“邀请”，这显然是过于抬举他们了。
第50章 献给皇帝的礼物
香山县县衙接到巡抚衙门的命令之后丝毫不敢怠慢，立刻让县丞带着衙役和一队县兵赶往澳门。
澳门的耶稣会看见香山县衙这个架势，还以为朝廷里又出了什么问题，要搞第二个南京教案。但实际上，县衙带兵不过是为了照例充门面和防止匪徒袭击而已。广东地区一直都不太平，否则陈邦瞻就不会以兵部右侍郎的身份总督两广军务了。
误会很快解开，因为县兵并没有拿人，而是给了耶稣会一封来自徐光启的邀请函。尽管香山县丞的表情和语调和邀请二字有很大的差距，但函件上的内容不会是假的。
函上说，新帝御极，万象革新。皇帝不仅对新式数学很感兴趣，而且对那支受耶稣会赞助的新式军队非常满意。鉴于此，皇帝恩召取消“南京教案”的判罚，部分解除对耶稣会的限制。
函上还说，徐光启因为奏对得体，深得圣心，现已升任礼部尚书兼鸿胪寺卿。上任后，徐光启上疏力陈耶稣会于朝廷之用，得到圣上允准，给了他们一个进京面圣的殊荣。请耶稣会即刻启程、切莫迁延。
在朝廷的公函之外，还有一封以徐光启个人的名义写给耶稣会的信。徐光启在信上说，皇上有意将“西式通州兵”编入宫廷卫队，而且朝廷今后还要练兵以用来对付建州贼寇，所以请耶稣会赴京的时候尽可能地带钱、带人、带书、带枪、带炮，只要能得到圣上的垂青，就有望在神州大地广播耶稣基督的福音。
收到信函之后，继利窦玛之后的第二任耶稣会中华省会长龙华民可以说是欣喜若狂。
自圣方济沙勿略于嘉靖三十一年抵达并病逝于广东上川岛，耶稣会人士来华已经六十八年了。其间，他们曾多次求见大明的君主，但除了利窦玛在万历二十九年进行过一次另类的“面圣”之外，耶稣会人便再没有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有过新的接触。
进京觐见中国的皇帝，向他宣传欧洲的科学与文化，并通过皇帝自上而下地打开向中国传教的大门，是自第一代耶稣会人来华之后就一直梦寐以求的事情。
经过数十年的接触与摸索，来华的传教士群体终于开始意识并承认，大明或者说亚洲与欧洲的不同之处。
从朱元璋建国以来，大明始终保持着对周边各国的凌驾态势。明长城建成后，北方的问题也从敌国入侵变成了经年边衅。除正统十四年那次惊天动地的土木堡惨败，以及嘉靖年间短暂的庚戌之变之外，帝国的北部国门京师，再没有受到过外敌的威胁。
大明与周边政权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国与国的关系，而是君与臣的宗藩关系，在朝廷的认知中，欧洲人的地位可能比朝鲜人还低，最多比倭国的海盗高那么一点。
耶稣会来华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绝大多数明朝的官员对耶稣会的态度甚至都不是敌视而是漠视。即，“仿佛不特没有人来赞同，并且也还没有人来反对”，外夷而已，能抚就抚，不能抚就剿。这一情况一直持续到利窦玛开始阅读中国文学，并对中国典籍进行钻研。
他用一把精巧的钥匙打开了中华帝国的通风口，但也因此惊到了儒教的卫道士。万历四十四年的南京教案就是明代士大夫对耶稣会发起的一次进攻，自那以后，耶稣会的在华传教活动受到了全面打击，传教活动全面停滞。
不过就算是这样，进攻的发起者也必须将基督教当描绘成与白莲教无异的邪教，才能得到朝廷和皇帝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