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征辟讲究的是你情我愿,哪有对方不肯出山,就逼迫对方服毒自尽的道理,但桓温又不得不承认,桓熙这个法子确实行之有效。
毕竟于公于私,
谢安根本就不敢死,倒不是说他贪生畏死,而是谢安一旦被桓熙逼死,对于桓、谢两家,尤其是谢家来说,与桓熙因此结仇,必将是致命的打击。
桓温所言,谢安不敢附和,否则便是当着桓熙父亲的面,嚼桓熙的舌根。
谢安笑道:
“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自当心存变通之法。”
桓温双目一亮,索性与谢安坐而论道,桓温原本只是想要从中考校谢安的才学,然而他越谈越是投机,不知不觉,一整夜已经过去,倒是辛苦了在外奉茶的奴婢。
天色破晓,桓温不曾尽了谈兴,但是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他感慨道:
“自王景略以后,老夫所识之人,当以安石为最,今日方知,先父所言非虚。”
实际上,谢安与桓家别有渊源,桓温的父亲,桓熙的祖父桓彝就曾在谢安幼儿时,称赞他说:
‘此儿风神秀彻,后当不减王东海。’
王东海即王承,出自太原王氏,是曹魏司空王昶之孙,被誉为东晋初年第一名士。
当然,士人之间相互提携、称赞后辈,也是常有的事情,否则他们的子侄又如何扬名,借此步入名士的圈子。
当初桓温不也是在襁褓时,因为哭声洪亮,而受到了温峤的盛赞么。
只是桓温称谢安是王猛之后,自己所见到的最为出色的人物,不难看出,在桓温心底,还是认为谢安不如王猛。
实际上,别说是谢安了,就算桓温自己面对王猛,也常有自愧不如的感觉。
毕竟像王猛这样在军事、治国、谋略三方面都拉满的人物,放眼整个历史,都是少之又少。
谢安同样久闻王猛的大名,时人称赞道:
攻城略地,异族降服,此桓熙之功也;政治清明,百姓安乐,此王猛之劳也。
对于王猛的才能,谢安同样是推崇备至,桓熙入主关中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能够有今日的兴盛,王猛居功至伟。
因此,谢安也清楚,自己尚未立下功勋,不可能单凭一席对话,便能压过王猛,只道:
“桓简公盛赞,安石心存感激,故而勤学苦读,不敢松懈,唯恐有负先贤的期望。”
桓彝在被叛军杀死后,朝廷追赠其廷尉,谥号为简,故称桓简公。
桓温闻言,微微颔首,一时之间又忍不住故态复萌,向谢安发出邀请:
“安石不妨与老夫同往襄阳,老夫必将委以重用,熙儿知道,定然不会怪罪。”
然而谢安还是婉言谢绝了桓温的好意:
“楚公厚爱,安不胜感激涕零,奈何谢某有诺于梁公,岂能半途而废,还望楚公见谅。”
谢安精明着呢,桓家父子之间,桓温守士族之间的规矩,讲究风度,这样的人物,你可以与他摆事实,讲道理,而桓熙行事不择手段。
如果谢安抛弃桓熙,转投桓温,难保桓熙不会记恨在心,终有秋后算账的一天。
如今桓家父子各有一方势力,但桓温的这份基业,终将还是由桓熙继承,
得罪储君的事情,智者不为,西汉时期,汉文帝宠臣邓通的故事可谓人尽皆知。
当汉文帝毒疮发作时,想让大汉棋圣汉景帝为他吸脓。
景帝死活不愿意,最终是由邓通主动请缨,不顾污秽腥臭,为文帝吮疮。
因此,景帝心怀怨恨,曾经在文帝一朝富甲天下的邓通,在景帝即位后,却被没收家产,饿死街头,遭遇使人唏嘘。
王猛、邓羌拒绝桓温的招揽,自是因为与桓熙的深厚情谊,而谢安则完全是为了明哲保身。
桓温见谢安婉拒,也不强求,他这点小心思,桓温并非不懂,桓熙挖梁国的将佐,自是轻而易举,而桓温想要挖桓熙的墙脚,则是千难万难。
谢安告辞后,回到临时居所,妻子刘氏因为担心他的安危,彻夜未眠,毕竟在外人看来,谢安拒绝桓温,而接受桓熙的征辟,无疑是得罪了桓温。
情急之下,如果不是谢弈拦着,刘氏就得去找司马兴男求情了。
刘氏是已故大臣刘的妹妹,而刘的妻子庐陵公主司马南弟,则是司马兴男同父异母的妹妹。
换句话说,刘氏是司马兴男妹妹的小姑子,两家自有一份亲戚关系。
也难怪刘氏在六神无主之时,想要去向司马兴男求救,众所周知,桓温惧内,只要司马兴男发话,必能保谢安的平安。
而谢弈与桓温相交多年,二人虽然一度交恶,可谢弈却了解桓温,其人有雅量,哪怕袁宏当面顶撞,也只是放他离开,不曾伤害,桓温又怎会为难谢安。
说到底,谢安接受桓熙的征辟,也是在为桓氏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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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5章 财政之忧
翌日,谢家众人离开南阳郡城,而桓温也同样启程南下,临别时,桓温在与谢弈话别后,握着谢安的手,不舍道:
“自与安石促膝长谈,于老夫而言,广受启发,很想能与安石朝夕相处,奈何天不遂人愿,今日就将分道而行。”
桓温的重视,也让谢安心生感激,常言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若非谢安已经提前接受了桓熙的邀请,说不定还真就改变了心意,与桓温一同前往了襄阳。
谢安躬身道:
“惟愿楚公千万岁,假以时日,下官必能侍奉楚公左右。”
桓温闻言颔首,谢安所言倒也不假。
只要桓温能够将洛阳经营稳固,逼迫晋室还于旧都,借此专制朝廷,待桓温着手整合父子二人势力的时候,梁国的文臣武将,终会有在桓温麾下听用的时候。
双方在城西别过,各自启程,奔赴目的地。
与此同时,谢弈、谢安举家搬来长安的消息,也为桓熙所知,他当然欣喜谢安能够出山辅佐自己,但是最高兴的,还要数谢道韫、谢玄姐弟二人。
能有父母、兄弟为伴,自是一大喜事。
尚书省内,桓熙则与王猛说起了谢安:
“谢安石此人,有奇才,先生今后与他相处,便能了解他才干。”
王猛闻言,笑着提议道:
“梁公素能识人,今日言之凿凿,可见谢安石绝非凡品,既如此,不如让他入职尚书省,为一仆射如何?”
桓熙摇头道:
“谢安石在江南虽有盛名,但在北方,也不过是名不见经传罢了。
“其人初来乍到,怎可委以仆射一职,世人不明真相,必定以为我在任人唯亲。
“只是其人确有大才,不可屈就。
“这样罢,我欲使他为尚书左丞,辅佐先生处置公务,先生以为如何。”
汉献帝建安四年,始分左右仆射,权位仅次于尚书令。
而尚书左丞辅佐尚书令,总领纲纪,尚书右丞辅佐左右仆射,掌管钱谷等事。
桓熙计划等谢安在尚书左丞的位子上作出成绩,再将他推上仆射之位,毕竟桓熙派人前往江东征辟谢安,本就是为了替王猛分担政务。
王猛自然不会反对桓熙的安排,赞道:
“梁公行事周密,臣并无异议。”
谢安并不知道桓熙与王猛在三言两语间,就已经敲定了关于他在梁国的官职。
桓熙对谢安的能力,自是心知肚明。
虽然谢安不像王猛一样全面,并不具备出众的军事才能,但是在桓熙麾下,最不缺的就是能征善战的大将。
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二月十二,楚军南渡汉水,班师于襄阳。
郗超身为楚国尚书令,为群臣之首,带领众臣在城郊相迎。
“恭贺楚公,得胜而归,光复旧都,功在社稷。”
郗超上前道贺。
桓温走下马车,握住郗超的手,说道:
“战事固然凶险,可要是没有景兴为我稳定后方,我安能放心于敌僵持。
“景兴坐镇荆州,总揽后勤,调拨军粮,从无短缺,此番收复洛阳,以景兴功劳为最。”
事实上,桓温在为将佐们请封时,就是将郗超表为首功。
当然,最关键的是洛阳之战虽然声势浩大,但是归根结底,桓温与慕容恪打的是一场后勤战。
因此,首功归于坐镇后方,总揽后勤的郗超头上,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郗超凭借此功劳,获封高平县侯。
按理说,以首功收复洛阳,做个县公也是绰绰有余,毕竟光复旧都的政治影响不容忽视。
但郗超之父郗为南昌县公,魏晋以孝治天下,这个崇尚孝道的时代,桓温、桓熙父子二人在官爵上并驾齐驱,终究只是特例。
桓温与郗超携手入城,消却了重逢的喜悦,二人必须直面楚国财政拮据的难题。
桓熙通过改革商税,增加财政收入,但这是因为桓熙此前为了鼓励商业的发展,制定了较低的税率。
别看桓熙统治关陇的时间并不长,但在他的政策鼓励之下,关陇地区的商业繁荣更甚江南。
而在江南地区,商税不可谓不重,除了十分之一的关税以外,还有百分之四的交易税,同时,征牛埭税、桁渡税等等,商业上的杂税名目繁多。
桓温、郗超继续在商税上面想办法,用以补贴财政,只怕是要竭泽而渔。
至于苦一苦民众,向他们摊派苛捐杂税,则更不可能。
春秋时期,田氏阴谋篡位,广树私恩,用大斗借米给百姓,用小斗收回。
齐国上大夫晏婴就曾预言:
‘齐政卒归田氏。
‘田氏虽无大德,以公权私,有德于民,民爱之。’
因此,桓温就算勒紧了裤腰带,紧巴巴的过日子,也不可能加派税赋,夺民以肥己。
桓温与郗超商讨许久,终无所得,万般无奈之下,叹息道:
“为今之计,只能休兵养息,以待恢复国力,再作计较。”
郗超自责道:
“臣无能,不能为主上分忧。”
桓温知道这件事情不能责怪郗超。
“景兴何必苛责自己,是我低估了北伐的难度。”
桓温曾以一万精兵,数月间灭亡成汉。
当他领着五万步骑北上,面对周成这可软柿子,误以为手到擒来的时候,偏生没有想到,在周成与燕国并无交集的情况下,慕容恪居然会亲领十万步骑南下救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