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么说，李四光找到胜利油田，其实我在里面是出了力的？”
唐华：“没错。”
黄汲清：“嘿，人民日报上就只提了他的名字。”
“黄老莫慌，在之后详细报道提到计算机数值模拟成果的时候，一定会列上您的名字。您可是工程院的学部委员，我这个院长不是白当的。”
黄汲清：“我其实是在想，既然有了计算结果，有了准确的信息支持，那么我们不应该只找到一个胜利油田。”
……
能源部，石油总局。
“黄委员，您的想法很好，我本人以及石油总局都非常支持。”
余秋里对黄汲清说，“但是您得给我一些时间。现在国家大部分的钻探设备都集中在了渤海区，对胜利油田进行全面勘探和油区划定，钻探设备是肯定会调拨到位的，但可能得需要两个月的时间，希望您耐心等待。”
“没关系，我理解，”黄汲清说，“两个勘探队，带上钻探设备。两三套就差不多，如果能调拨四套那就最好了。”
余秋里：“黄委员，您打算先对什么地区进行勘探？”
唐华：“黄老打算去松花江、辽河流域进行勘探。模拟计算的结果，这里是一个比胜利油田潜力更大的含油构造区域。”
余秋里哦了一声。
黄汲清：“其实在52年，我也意识到松花江、辽河流域的巨型沉积盆地很可能有含油构造，只是那时候我在地质部西南地质局，忙于在四川盆地寻找油气资源。现在四川盆地的天然气勘探告一段落，那就集中精力把这些石油潜力巨大的地区都找一遍。”
余秋里：“我们石油总局也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大油田被发现出来。”
唐华：“我也一样。还是老传统，一定要开我的车去找油找矿。”
余秋里：“唐部长，我看要不还是以能源部或者国务院的名义多进口几辆路虎？”
“没关系，也不用了，我这次一下订了4辆，正好是11月底到货，刚好赶上。”
第102章，钢铁、大桥与潜艇厂
10月8日，武汉。
武钢一号高炉。
1954年7月10日，一号高炉开始安装建设，只用了14个月15天，中国第一座1000立方米以上炼铁高炉就在武汉青山区落成。
此前鞍钢、本钢、上钢等大大小小的钢厂，炼铁高炉都没做到1000立方米这么大。这就是全新建设的钢铁厂的优势——一张白纸上最好画蓝图。
在五天前，10月3日，一号高炉完成了烘炉——干烧高炉，内部温度控制在400~600摄氏度，并严格控制让高炉缓慢升温，加热炉衬以去除其中的水分，增加固结强度。
今天，高炉前是整整齐齐码放成一个个立方体的废枕木。烧结的铁矿石、生石灰、焦炭分别在料车或料坑里就位。出铁场上的铁沟已打扫得干干净净，明天液态生铁水就要从这里流过。巨大的铁水罐就在铁沟的流嘴下面待命，随时可以吃下高炉出的铁水。
“加油干喽！要出铁喽！”
高炉班的工人在班长的带领下，喊着号子，进行高炉点火的第一项准备工作——架引火柴。
堆在那里的足有上百立方米的废枕木，就是这个1386立方米高炉的引火柴。
尽管烘炉工作是五天前完成的，但这个巨型高炉的散热速度很慢——实际上它的外壁特意做成了良好的保温结构，鼓风机吹了五天，高炉内的空气温度仍然在四十度以上。高炉班的工人们两人抬一根“引火柴”，进进出出在高炉里外忙碌。
枕木一层撂一层，中间留下过火的缝隙，但也要砌得足够结实——一会儿上面要哗啦哗啦倒焦炭和铁矿石呢。
两小时之后，引火柴就绪。焦炭先倒入，引火柴上面是一层净焦，然后堆空料，最上层是焦炭、铁矿石、石灰石混合的正常料。
班长老吕用烧红的铁钎点燃吸油至饱和的油棉，伸入高炉内点燃枕木，鼓风。高炉的火越来越旺，在高炉四周的工人脸上通红，刚才上焦的工人则是黑乎乎的脸反射着高炉的红光，所有人前胸后背淌汗，在自己的岗位忙碌不停。
点火后10到14小时，高炉可以出渣。15到20小时，出第一次铁。
新中国第一座新建的现代化大型钢铁企业——武钢，经过三年的建设，投入使用。仅此一个高炉，每年新增的钢铁产量达到75万吨，而这仅仅是武钢一期规划建设的两座高炉之一。
……
动起来的不仅是武汉青山区的高炉。
早几个月前，大冶铁矿就已投入生产，一车车的铁矿石从矿坑中挖掘出来，在选矿厂去除部分石块提高品位，再装上车皮，从矿山运到长江码头，由驳船运到武汉。在武汉，铁矿又先在武钢被烧炼成烧结矿，为送入高炉做第二道准备工序。
在湖北恩施的石家湾煤矿，采掘出来的煤炭经过选煤工序，上车运往武汉。在武钢，这些煤炭在用于炼铁之前，先被加工成焦炭。
在武昌南边的乌龙山，这里有采石场和石灰厂，烧出来的生石灰一车车地运往武钢，作为炼铁时的脱磷硫剂。
在长江还行进着大大小小的驳船，有的装载着从苏联进口的铬锭，有的从上海向武汉运输锰矿，湖北宜化的镍矿也在小规模开采和冶炼。
在武汉市武昌区，武钢的开工是一件大事。有的老市民还记得二十多年前汉阳铁厂的烟囱还冒着烟时是什么场景，但今天武钢的烟囱更大、更高，显然武钢比汉阳铁厂厉害多了。
武钢的职工小区也是按照苏联钢铁厂职工的标准建设的。一栋一栋红砖砌成的住宅楼连片，小区一年前就陆续落成，住进了工人，单身工人在多人宿舍搭伙住，结婚有家室的工人能有一个或两个房，还配了厨房。
当然，武钢也有与苏联钢铁厂不太一样的地方。作为上海和重庆之后第三座重工业厂区试点建设，原先基本封闭的“城中城”，现在处于半开放状态。职工家属（现在很少，大部分工人是光棍青年）的就业、工人日常消费、幼儿园、小学、医院……都尝试这与武汉市政府协调建设。
工厂会有一些保底的后勤设施，比如食堂还是自己办。
国有重点企业与地方政府的协调协商虽然繁琐，但还是能往前推进的。这个时期要说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可能某些干部脑子里是存在，但双方的协商并不是单方面要求地方政府做出更大的牺牲，而是互有好处——地方政府可以提出意见，某个排水管污染市区江面了，能不能再接5公里的管子往下游一点排放，或者一些设施干扰城市运行了；工厂也同样可以说说自己的意见。
另一方面，地方政府可以借落在本地的大型央企的需求，发展地方企业——小国企或集体企业。就算没有需求，那城市周边农民开辟部分耕地为菜地，种菜卖钱其实是比种粮食挣得多的。
……
龟山-蛇山之间的江面，一条1670米长的钢铁长龙已横卧在江面。
1955年6月，武汉长江大桥的主梁吊装完毕，大桥主体成型后，这附近就成了市民们经常聚集围观的地方。历时3年多的建设，原计划预算7200亿（新币7200万），实际耗资6880万人民币，横跨长江干流的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到了通车前最后的测试阶段。
康斯坦丁·谢尔盖耶维奇·西林在桥头的第二层，注视着一列测试的列车缓缓通过铁路桥层。
“七号墩正常。八号墩正常。九号墩正常。……顺利通过！”
西林以及身边参与大桥设计建设的工人和干部一齐鼓掌。
“谢谢，谢谢同志们。”来武汉两年，西林已经学会了几句武汉味儿的普通话。
“西林同志，您是武汉长江大桥的首席设计师，没有您，大桥的通车可能要延迟很多年。”滕代远与西林握手，真诚地说。
“首先是您以及工业和建设部门的领导对我完全信任、对我的设计完全信任；其次工程规划速度、实施效率超出了预期；千万建设工人以极大的热情，不畏艰险和疲惫，为大桥的落成贡献了所有的力量。这座大桥是我们两国人民共同建造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