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毛家湾回到家里，刚刚吃过午饭，总参副总长杨成武和总政副主任梁必业就来了。原来林彪没有找到罗瑞卿和萧华，就把他们两个人找去了。林彪告诉他俩说，他已向军委提议树立空军为标兵，并且在全军树立各种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要掀起一个比、学、赶、帮的热潮，以推动部队的革命化和现代化建设，要总参和总政具体负责，拿出一个文件来，并要他俩先来同我们谈谈。
杨成武和梁必业还说，这件事情回去以后还要向罗瑞卿总长报告，学习空军是一件大事，一定要罗总长出来主持才行，他们只是代表总参、总政来向我们表示祝贺和学习的。
这就是林彪的作风，说干就干，绝不拖泥带水。只是他给我们的这个任务，却使刘亚楼和我都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当天我们就没有休息，这么大的压力，还过什么年呢？杨成武和梁必业走了以后，我们立即召集空军司令部、政治部、党办、报社等几个部门的负责人，成立了一个领导班子，开始研究空军建设十多年来的各项成功经验。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我们总结出了几十条经验。我记得主要有这么几个方面：一、继承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的光荣传统，在陆军的基础上建设空军的经验；二、怎样联系中国空军建设的实际来学习、吸收苏联空军的经验；三、空军在紧跟党中央、毛主席、中央军委方面和突出政治思想工作的经验；四、怎样加强军事训练，结合实战提高部队战斗力方面的经验。我们把这些一条一条地拉成提纲，没有做好的就作自我批评，实事求是。
林彪把空军树为全军标兵的这个决定，对我们是一个比较大的压力，但同时也是对整个空军工作的一个很大鞭策。我们马上就在空军机关中作了进一步的动员，整个空军机关都动了起来。当时，刘亚楼和我还有一个分工，他负责起草报告，我负责空军的日常工作。刘亚楼负责起草的这个报告稿，真是费了很大的力气，前后不知反反复复修改了多少次，光空军党委常委会就讨论了许多次。最后定下来以后，就上报军委秘书长罗瑞卿批准。后来，我们又报告林彪，可他说：“罗总长批准了，我就不看了。”林彪就是这样的一个工作作风，大政方针他说了算，一般的事情他就不再过问，放手让大家工作。
一九六三年四月，经中央军委林彪、贺龙、聂荣臻三位副主席和秘书长罗瑞卿共同决定，由军委出面，召集各总部、各大军区、各军、兵种、各军事院校的负责人一百多人，在北京三座门开了十天的军委扩大会议，由刘亚楼介绍空军的经验。会议由罗瑞卿主持，贺龙、聂荣臻出席了会议。
刘的报告一讲就是两天。然后，罗瑞卿在会议上讲话。他在讲话中说：“林副主席指示，要在全军开展比、学、赶、帮的运动，要立标兵，树立榜样，我们现在找到了空军。林副主席说，空军工作搞得不错，比较起来，空军可以成为标兵。现在开这个会议，请同志们听一听他们的意见，看看是不是有的地方值得学习，空军的经验是不是可以作为借鉴。我们不作结论，大家可以学习，也可以不学习。比空军做得好的，也可以讲出来，也可以列为标兵。总而言之，要借这个机会，推动全军的比、学、赶、帮运动，推动‘四个第一’、‘三八作风’和‘四好连队’、‘五好战士’运动，推动政治思想工作、军事训练和科学技术工作，推出一批积极分子、先进人物的事迹，加以宣扬，要在全军树立一个立先进、学先进、超先进的热潮，从而推动全军的各项工作，使全军大踏步地在革命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前进。”
接着，贺龙、聂荣臻两位军委副主席也讲了话，他们都在讲话中表示拥护林彪的决定，同意罗瑞卿秘书长的讲话。他们这样一讲话，其他参加会议的同志也纷纷表态，拥护林彪和军委的决定，赞成树立空军为标兵。
军委扩大会议以后，中央和军委又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了一个万人大会，请驻京部队、军事机关和院校营以上干部，中央和北京市党、政机关处以上干部统统到会，由刘亚楼再次介绍空军的工作经验。
我记得那些年里，在人民大会堂介绍过工作经验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当时的石油部长余秋里。在他的领导下，我们在黑龙江搞起了一个大庆油田。大庆油田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下决心搞起来的，搞之前曾说过，即使牺牲多少人也要搞，可见决心之大。因为中国是一个贫油的国家，苏联一卡我们，国家就十分困难。油田一搞起来，毛泽东、周恩来他们都十分高兴。周恩来当时还说：“中国用洋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样，余秋里搞油田立了大功，国务院把石油部树立为榜样。
再一个就是刘亚楼。因为我们空军十多年的工作较有成效，被树为全军的标兵和榜样。一九六二年，毛泽东提出“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林彪随即又相应提出“解放军学全国人民”，以示谦虚。这次林彪又提出“解放军学空军”。这样，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又学空军，就把空军推到了最前面，成为了榜样之中的榜样。
从此以后，罗瑞卿对空军的工作特别关心，要求非常严，拼命督促空军。在一次空军的会议上，罗瑞卿还把对空军的工作要求归纳为四句话：“办事要认真，工作要落实，经得起考验，不要翘尾巴。”他的这四句话，我们在空军内部广为印发，把四条传达到了空军各个部队，要求各部队认真贯彻执行。
在罗总长的具体领导下，部队的比、学、赶、帮运动推广下去了。以后，各大军区，各总部、兵种每年都要召开一次“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四好连队”，“五好战士”的代表大会，以后大家把这个会叫做“三代会。”各地还树立了不少的标兵。例如，空军树立了一个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的标兵，名叫潘复生；南京之区树立了一个军事训练的标兵，名叫郭兴福，等等。在南京军区树立郭兴福时，叶剑英和罗瑞卿曾亲自到南京，主持过两次现场会议，以推广郭兴福创造的训练方法和教学方法。
从此以后，全军各部队的比、学、赶、帮运动红红火火、蓬蓬勃勃地开展了起来，各类先进模范人物不断涌现，全军各项工作非常活跃。我认为，这一阶段的军队工作，是建国以来我们军队的最好时期。
十四、刘亚楼去世
就在全军工作蒸蒸日上、空军工作进一步有所提高时，刘亚楼身体却越来越不行了，精力也越来越差。面对空军工作越来越大的压力，刘亚楼竭尽全力，想把空军的工作搞好一点。但到一九六四年，他身体已经不大行了，精力已经耗尽，开始直下坡路了。他开始是觉得身体不大舒服，有些腹泻，但是在一九六四年底被诊断为肝癌。这时，已经无法挽救他的生命了。
在一九五九年林彪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以后，刘亚楼的工作就一直受到重视。一九六O年春，刘亚楼被任命为国防部副部长兼空军司令员。从此，刘亚楼的工作热情更高，对林彪及罗瑞卿也更加尊重。
到了一九六O年三月，刘亚楼认为，中国空军应当有结合自己实践经验的一整套东西，光依靠苏联的一些条例、条令和教材是不行的。自从开始建设空军以来我们已经度过了十二个春秋，积累了自己的一些经验、教训，现在开始搞自己的一套东西，条件已经具备。他曾多次说，我们应当为空军建设，为下一代留下一点东西。
刘亚楼的意见得到空军党委常委们的一致同意，经报请中央军委批准后，刘亚楼便亲自组织了一个写作班子，集中了空军各方面的技术尖子和写作人才，住在风景秀丽的杭州，摆脱一切具体事务的干扰，集中时间、精力，专心编写各种条例、条令和教材。这一段时间，刘亚楼本人，大部分时间也都在杭州主持编写工作，而空军党委的日常工作，就交由我及其他党委负责。
编写工作到一九六五年八月告一段落，前后共完成了有关条例和条令三百零六本。中央军委条例、教材验收会议在审查时，认为这一批条例、条令和教材编写得好，体现了党的领导和以我为主的精神，很好地结合了我们自己的经验，内容充实，规定具体，便于掌握和执行。可以说，由刘亚楼直接主持编写的这批条例、条令和教材，不论是在当时还是在以后，对于指导空军的战备、训练以及其它各方面的工作，对于整个空军的建设和发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编写空军条例过程中，一九六四年，中央决定派一个代表团去访问古巴，以了解和加强同南美洲兄弟党之间的关系。中央决定以刘亚楼为团长，莫文骅为副团长。之后，刘亚楼率代表团在古巴一共访问了二十天左右。
回国以后，刘亚楼就感到自己的身体非常疲劳，很不舒服，于是开始到北京医院、协和医院等北京各个医院去检查身体。经过许多医生的多次检查，于这一年的十月底正式确诊为肝癌。确诊以后，为了填重起见，我曾经两次到协和医院去听取专家的论证和汇报。专家们都一致认为刘亚楼确实患有肝癌。这个事实虽然严酷，但已是不容置疑。我当时认为，对刘亚楼隐瞒病情是无益的。经过研究，大家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直接告诉刘亚楼：“专家们对你的病情已经确诊为肝癌，你需要立即停止工作，安心休养，进行彻底治疗。”记得当时刘亚楼对我说：“还是你对我坦率和真诚，谢谢你直接告诉了我，这样，我心里就有了底，思想上也好有个准备。”
我又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林彪、罗瑞卿和萧华，他们一致决定要刘亚楼立即停止工作，接受治疗。我同时报告了周恩来，后来林彪和周恩来又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得知后，亲笔给刘亚楼写了一封信，要他好好休息，认真治疗，精神上不要有负担，但是又不可忽视。
刘亚楼自己要求去上海，他认为上海华东医院的治疗条件比较好。我们尊重他的意见，立即派飞机把刘亚楼和他的妻子翟云英，以及保健医生、秘书、警卫人员等一起送到了上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对刘亚楼十分照顾，专门在华山路腾出了一座花园小楼，供他们居住。同时，还派来了一个高级厨师，照料他们的生活和饮食。
党中央、中央军委对刘亚楼的病情十分重视，责成国家卫生部和总后卫生部派出由张孝骞教授等著名专家组成的高级医疗小组，随后也来到上海。这个医疗组就住在刘亚楼寓所的附近，专门负责他的治疗工作。但医疗组把各种药物用尽，各种办法想足，但刘亚楼的病情却始终不见好转。
刘亚楼病重期间，正在苏州养病的林彪，带着叶群从苏州赶往上海，亲自坐镇，照料刘亚楼的治疗工作。他不光天天派秘书或叶群去看望刘亚楼，自己也亲自去过几次。其关心的程度，确实是少有的。
林彪到苏州、上海休养后，罗瑞卿主要在北京主持军委的工作，确实非常忙。但就是这样，罗瑞卿也在百忙之中，几次坐飞机到上海看望刘亚楼。另外，还有周恩来、叶剑英和其他几位老帅，以及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各部部长、解放军各总部的负责人等，也都曾先后到上海看望过刘亚楼。
在刘亚楼去上海治疗期间，空军的工作就暂时由我来主持。那段时间，我一方面在北京主持空军的工作，另一方面则经常到上海去探望刘亚楼，并就一些重大的问题，征求他的意见。
一九六五年春节前后，罗瑞卿总长和我一起去上海看望刘亚楼。我们当时见到他，面容憔悴，脸色蜡黄，虚弱得几乎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了。这与以前的刘亚楼相比，几乎就是换了一个人。看到我们到来，刘亚楼勉强坐起来和我们说了一会话。我知道事情不妙，心情十分沉重，但这种情绪绝不能表露在脸上，只好强颜欢笑，劝慰刘亚楼一定要安心养病，好好治疗，但是一离开病房，我的眼泪就不禁夺眶而出。
不久，刘亚楼打电话到北京，要我到上海去一下。我以为他有什么重要事情，就立即坐飞机到了上海，赶到他的住所。没想我进了病房后刘亚楼告诉我，林彪的女儿林豆豆已经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叶群的意见，想把她放到《空军报》社当记者，想问一下我的意见。我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刘亚楼的意见。第二天，我就带着林豆豆回到北京，把她安排在《空军报》社当了记者。
到了五月初，我在北京接到翟云英的电话，她告诉我，刘亚楼已经病危。接到电话后，我立即报告了罗瑞卿、杨成武，并马上会同他们，以及空军的几个主要干部和我的妻子陈绥圻，一同飞往上海。
到了上海，我们立即赶到刘亚楼的住所。我们到时，刘亚楼已经开始便血，神志也开始模糊，躺在床上起不来了，但他好像还是认出了罗瑞卿、杨成武、陈丕显和我。这时的他，尽管已经说不出什么话来了，可嘴里却还是翻来复去一直念叨着两句话：“毛主席重要，‘一O一’重要。”甚至第二天，他陷入肝昏迷并且一直昏迷不醒之后，可嘴里翻来复去就是两句话：“毛主席重要，‘一O一’重要......。”“一O一”是林彪在东北时的代号。我们这些林彪当年的老部下，后来也时常这样称呼他。
五月七日上午十点，一直在刘亚楼身边不时为他测量血压和脉搏的两个医生，停止了工作，站起身来同翟云英握了握手，然后又同我们守护在刘亚楼身边的几个人握了握手，也就是宣告了刘亚楼的死亡。当时，我们不禁失声痛哭，悲悼空军失去了第一代杰出的领导人。刘亚楼逝世时才五十五岁，真是英年早逝！
我和刘亚楼在空军共同工作了十五年，我们之间相互支持，相互谅解，彼此亲密无间，无话不谈。我在红军时期就在刘亚楼的领导下工作，我对他始终怀有深深的敬意。他待我有如兄长，不光在工作上帮助我、支持我、鼓励我放手去干，而且也在生活上给予我很大的关心和照顾。每次我外出休假，如果需要妻子陈绥圻陪同，他必定亲自给陈绥圻的工作单位打电话代为请假。每次休息，总是约上我们全家一起活动。我为失去这样一位好领导、好兄长而万分痛心！
刘亚楼同志虽然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人民空军的建设，所付出的心血，所立下的功绩，永远留在了我的心间。
刘亚楼逝世时，林彪还在上海。刘亚楼遗体火化时，林彪派人参加了火化仪式。当刘亚楼的亲属、我以及空军的几个主要领导干部，随专机一起护送刘亚楼的骨灰返回北京时，林彪已先于我们回到了北京。
我们的飞机到达北京时，包括林彪、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中央军委领导，以及解放军各总部和各军、兵种的主要负责人，一共二、三百人到西郊机场参加迎灵。刘亚楼的大儿子刘煜南、二儿子刘煜奋捧着刘亚楼的大幅遗照先下了飞机，小儿子刘煜宾捧着骨灰盒紧随其后。当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走下飞机后，在场的人都一一同她握手，表示哀悼。
随后，我们把刘亚楼的骨灰，直接从机场送到了天安门西侧中山公园的中山堂。把刘亚楼的骨灰放在中山堂，这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待遇了。因为按照当时的规定，只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如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全国人大常委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以上级别领导人不幸逝世时，才能使用中山堂。刘亚楼当时只是国防部副部长、空军司令员，按理说不到享受这样待遇的级别，但是中央却决定给予他党和国家领导人一样的待遇。这样特殊的举动，也充分说明了党中央、毛泽东以及林彪对刘亚楼的重视程度。
我记得当时中山堂里的正面墙上，悬挂着刘亚楼的遗像，下面安放的骨灰盒上覆盖着党旗，由四名士兵持枪守卫着。灵堂内，除了亲属以外，空军直属机关、驻京院校和部队大校以上的干部，也轮流值班守灵，每班十六人。对刘亚楼的悼念活动，整整持续了三天。每天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大约有十万人轮流进入灵堂致哀。
开追悼会的那天，除了毛泽东以外，全部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到会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和所有的元帅、副总理，以及军委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北京军区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部到场，并一一在签到簿上签字。这样隆重的追悼会，是少有的。顺便提一句，这本签到簿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签名最全的一本，如果刘亚楼的亲属保存到现在，将是一本稀世之宝。
追悼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家主席刘少奇主持，中央军委秘书长、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致悼词。悼词是我主持起草的，最后报军委罗瑞卿总长审查定稿的。追悼会后，灵车车队由刘少奇和林彪护送，前往八宝山革命烈士陵园。灵车行进途中，沿途所有的军人全部立正敬礼。这种场面，是很少见到的。
在刘亚楼患病和逝世期间，一向不轻易对人表达感情的林彪，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特殊关注：从一开始亲自到上海去亲自主持刘亚楼的治疗工作，到亲自去机场接刘亚楼的骨灰，最后亲自向刘亚楼的遗像献了一个花圈，又亲自送刘亚楼到八宝山。这些事情表明，刘亚楼确实是林彪的一员宠将。
刘亚楼逝世以前，我曾经多次听他讲过，在党中央决定送他去苏联学习的时候，林彪曾经向毛泽东详细介绍过他的情况。于是，毛泽东把刘亚楼接到了自己的窑洞里住了将近半个月。在这近半个月的时间里，毛泽东系统地向他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从迁到中央苏区以来，到遵义会议的一些情况。有时林彪也参加了毛泽东与刘刘亚楼的谈话。林彪特别向他介绍了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以后所起到的正确领导作用，希望刘亚楼把这些情况记在脑子里，到苏联以后汇报给斯大林和共产国际。这说明，无论是毛泽东还是林彪，对刘亚楼都是非常器重的。
刘亚楼还告诉我，在他去苏联之前，林彪还专门给他写了一封信，鼓励他好好学习。林彪在这封信里表示，他同刘亚楼情同手足，生死与共。信的最后，署名是“共患难的朋友林彪”。
刘亚楼逝世不久，还在上海时，林彪就同我谈话，对我说：“刘亚楼同志逝世了，这对空军工作是一个不可挽回的损失。我考虑要很快决定空军司令的人选问题。刘亚楼在世的时候举荐过你。根据刘亚楼同志的意见，现在我决定提议你改任空军司令员，你可以自己选一个能同你合作的政治委员。”接着他又说：“我已经同杨成武说了，让他先回北京，把我的意见向其他老帅汇报，征求他们的意见，我回去以后要亲自向毛主席汇报。”
我表示：“空军这样复杂，我怕搞不了，我还是当我的政委，是不是可以另选一个人来担任司令员？”我还向他建议，是不是可以考虑如杨成武或者刘震这样的人来担任空军司令员，我保证和他们能好好合作。
林彪说：“我已经下了决心，你就自己选一个政委吧。”我知道林彪的脾气和性格，就不好再说什么。想了一想，就向林彪提议说：“比较起来，还是余立金比较合适，他有点魄力，干劲大，又是二方面军的干部。”林彪很快就答应说：“那好，就是余立金当政委。”
不久，由毛泽东主席亲自签署了中央军委的命令，由我接替刘亚楼任空军司令员，余立金接替我任空军政委。
另外还有两件事情，也想在这里说一下。第一件事情，是刘亚楼逝世以后，我们在整理他的文件时，发现了林彪一九五四年二月初写给刘亚楼的一封信。当时，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上，正在批判高岗、饶漱石。开会以前，高岗曾经拉过林彪，要林彪出来担任国家部长会议主席（即国务院总理）。林彪当时住在杭州，他给在北京的刘亚楼写信，要刘亚楼把他的意见转告给高岗。林彪在信中说：“刘亚楼同志，我对高岗的意见，请你转达。我不同意他的意见，并请他考虑。毛主席对我非常重视，非常信任，他的意见不妥。我不会考虑。”林彪的意见，刘亚楼向高岗转达了，但是信却没有还给林彪，他自己保存了起来。这件事情，在刘亚楼生前我曾听他提起过。所以我在发现这封信以后，当即就退还给了林彪。
第二件事情，是我们在清点刘亚楼的遗物时，还发现了罗瑞卿写给刘亚楼的一个便函。函中对刘亚楼有一点批评的意思，大意是说，希望刘亚楼好好休息，不要太好胜，在空军的事情上，可以放手一点的，就不要多管了。这封信，是在刘亚楼逝世以后，由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拿给我看的。她告诉我说，刘亚楼在看了罗瑞卿的这个便函以后很不高兴，说：“不相信我，请军委派人来检查好了！”不过，刘亚楼对罗瑞卿的这个不满，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表露过，但是在别人面前，如在林彪、叶群去看望他时，他对此是否有所表露，我就不知道了。
十五、对空军工作的简单回顾
从一九五O年七月到一九七一年九月，我在空军一共工作了二十一年。这二十一年里，一九六五年以前的近十五年，空军工作主要由刘亚楼负责，他是空军司令员、党委书记，我作为空军政委、党委副书记，一直是他的助手。
刘亚楼在工作上十分好强，从不甘心落在人后。自主持空军工作以来，他竭尽全力想把空军的工作搞好，每天的工作都在十个小时以上。勤奋加上魄力和才华，再加上善于思考，他对空军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可以称得上是新中国空军的主要创建人。
总结刘亚楼对空军的贡献，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他根据中央、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在陆军基础上建设空军”的原则，一下子就为空军的建设铺平了道路。第二、他强调部队工作要政治挂帅，思想领先，政治和技术相结合，高标准，严要求，办事认真，有问必答等等。以后，他又把对空军各项工作的总要求，归纳为“高标准，严要求”这两句话。他强调对空军各项工作的总要求，就是高标准严要求，也就是要空军全体同志永远不要满足现状，工作要不断前进，水平要不断提高。第三、他在几乎是基本上脱离了空军的日常工作的情况下，运用他在苏联正规军事学院学到的知识，以及在苏联红军服役过程中的经验，结合在创建和发展中国空军的实际情况以及所得到的宝贵经验，组织了包括空军副司令员刘震、副参谋长姚克佑等一班人，专门在杭州全力以赴地编写出了空军一整套工作条例、条令和教材，为空军的正规化建设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
至于一九六五年前我自己在空军的工作，简单地说，也主要有三个方面。一、组织落实空军党委根据中央、中央军委方针、指示，所制定的措施、决策，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刘亚楼由于身体不好，大部分时间只能处理一些大的问题，具体的工作就由我来承办。比如空军历次党代会、历届空军党委会的召开，在确定会议的指导思想和主要内容后，会议文件的制定等各项具体准备工作，以及会议结束后的传达、贯彻、检查和落实，就都由我来负责实施。
二、负责处理空军的日常工作。空军日常工作经常由我负责。虽然空军工作中的重大问题，是在常委办公会讨论决定后，按照常委的分工各自办理的，但总的检查、落实工作，是由我来负责的。另外，空军贯彻落实中央、中央军委的一些文件、指示，也大都由我来组织研究和落实。我还曾经多次下部队基层蹲点，也曾经下连队当过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