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加强培养教育。对飞行人员，我们在进行严格技术训练的同时，也不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空军是高技术兵种，部队和飞行人员素质的好坏，与文化素质有着很直接的关系。为提高飞行人员的文化水平，空军政治部还编印了一套文化教材，下发给飞行人员学习。我们还针对空军飞行部队大多是单兵训练和单兵作战的特点，强调政治思想工作和思想教育一定要落实到每一个人。我们提出，师、团政治委员要对飞行员实行面对面的领导方法，要了解和熟悉每一个飞行人员的思想、技术、生活以及家庭等情况，有问题、困难要及时解决，做到思想问题不上天（即不使飞行人员带着思想问题进行飞行训练和参加作战）。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甚至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大动乱时期，不管社会上是如何动荡、混乱，我们都始终坚持对飞行部队进行正面教育的方法，保持了飞行人员的思想稳定和部队的稳定。正是坚持了这一点，才使得我们在各个时期内都完成了包括国土防空在内的各项任务。
第三、加强管理。在当时那种作战和训练任务十分繁重的年代，空军飞行人员都象连队战士那样过集体生活。除节、假日以外，工作、学习、训练、吃饭、睡觉都在一起。这样做，有利于集中精力组织飞行训练，有利于保障飞行员的休息，因而保证了飞行安全。有一些飞行员，都三十甚至四十出头了，也仍然过着这样的集体生活。由于他们的思想觉悟高，都能自觉遵守这些规定。除了飞行员，我们对飞行团的军、政领导干部，也都要求他们同样执行这一规定。现在看来，这种做法在当时来讲，实在也是迫不得已。对这些同志多年来为党的事业和空军的建设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我在这里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第四、提高飞行人员的各种待遇。飞行人员的衣、食、住、行等生活待遇，在空军中是最高的，其中，空军飞行人员的伙食标准是军队中最高的。各飞行部队、航校、领导机关都设有专为飞行人员服务的空勤灶，有的还从地方上请了最好的厨师，调剂并不断改善飞行员们的伙食。空军在全国各风景胜地都建有疗养院，飞行人员每年都能到这些疗养院里享受一个月的疗养，主要是保健和体育锻炼。飞行人员如果生了病，医院里有专门的科室、病房。结婚的飞行员，不受军龄、职务的限制，其配偶都可以随军。子女上学、就业的问题，也由政治机关负责解决，以尽量解除飞行人员的后顾之优。工资、级别调整方面，对飞行人员也有特殊的照顾。飞行训练中牺牲的飞行员，经报请中央军委、总政治部批准后，一律追认为烈士。
通过这些措施和办法，我们的空中防线工作成绩较大，重大恶性案件和叛逃事件极少发生。当然，重大恶性事件也不能就一件没有，一九六三年就曾发生了一起。空十四师的一名飞行员，因为怀疑其未婚妻与大队长有暧味关系，就枪杀了这位大队长，制造了一起恶性案件。案件发生后，我亲自到空十四师作了调查处理，并将这起事故的教训整理成材料，发到全体空军部队中进行教育。再有就是一九六五年七月，在我接任空军司令不久，在南空五师发生了一起飞行员驾机叛逃台湾的事件。但从这以后，一直到“九一三事件”前，再没有发生过类似的恶性事件。
我在空军共工作了二十一年，其中前十五年的时间主要是负责空军的政治工作。我为空军政治工作制度的建立和政治思想工作的开展，作出了应有的努力和贡献。当然，在那些年的空军政治工作方面，也难免有不少的缺点和失误，对此我也很清楚。
九、空军、防空军合并
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空军的建设，开始走的是苏联空军的道路。苏联是把空军和防空军分开的，国土防空军是空军之外的另一个军种。防空军不仅有高射炮、探照灯等装备，也有飞机、雷达部队。根据苏联的模式，我们在建国后建设中国空军的同时，也开始建设防空军。同我们空军一样，防空军经过几年的发展，到五十年代中期，已经具有一定的规模了。
一九五六年九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大会提出，要进一步消减军、政费用，以加强国家的经济建设。根据这一精神，一九五七年一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作出了《关于裁减军队数量，加强质量的决定》，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五个军种，改为陆、海、空三个军种，撤销公安军，将防空军并入空军。
遵照中央军委的决定，空、防两军党委成员于一九五七年十八日和三月四日，两次召开联席会议。在三月四日的会议上，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总干部部长萧华、副部长甘渭汉，总参谋部军备部部长苏静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对空军和防空军合并的组织形式、临时党委的组成、主要干部的配备、合并的时间、步骤和政治思想工作问题等，作了通盘的研究，决定组成一个空军、防空军合并工作委员会，来统一领导与组织实施这两个军种的合并工作。
这次空军和防空军的合并工作，是在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彭德怀、总参谋长黄克诚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合并之前，他们还委派空军司令员刘亚楼、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分赴沈阳、南京、广州等军区，具体研究与解决有关空、防合并的一些主要问题。
三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公布了空、防合并后空军的主要领导干部名单：刘亚楼任司令员，吴法宪任政治委员，王秉璋、刘震、成钧、曹里怀、谭家述、常乾坤、徐深吉任副司令员。空军党委，仍由刘亚楼任书记，我任副书记。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以后，五月十六日，总参谋部命令，军委空军和防空军从五月十七日零时正式合署办公。紧接着，各军区的空军、防空军，也于五月九日至九月十日先后合署办公。至此，空军和防空军的合并工作即告结束。
空、防合并是一件大事，也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在合并过程中，做了很多的政治思想工作，开了很多会议，打通了思想，使这次空、防合并得以顺利完成。
比如说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空、防合并是空军吞并了防空军军。对这种思想，我们及时进行了批评和教育。我们向大家解释说，空、防分开有很大的弊病，防空军有高射炮、雷达和探照灯，主要担负国土防空任务，而空军有歼击机。由于两军分属不同的指挥系统，一旦敌机来袭，两者往往不能密切配合，往往会矛盾很大。为解决这一矛盾，起初各军区空军曾指定一名副司令兼任军区防空军副司令员，专门负责指挥歼击机进行防空任务。但工作起来，仍然很别扭，因为歼击机归空军建制，可国土防空方面的指挥权却又属于防空军。这样的体制有很多的不便，一旦有了作战情况，动作起来都会感到很不顺当。空、防合并以后，在国土防空方面就完全协调一致，再也没有这种隔阖了，也再没有人说什么你是防空军，我是空军什么的了。经过我们的解释和教育，绝大多数同志都对空军和防空军合并有了正确的认识。
至于防空军的领导，除防空军司令员杨成武调任副总参谋长之外，其他副司令员都转到空军来任副司令员。比如成钧到了空军，仍然担任副司令员，仍然主管高射炮、雷达、探照灯这些部门的工作；谭家述到空军，也仍然是副司令员，不光主管以前的防空兵学校的工作，还统一负责全空军的学校工作。各军区防空军的领导，也都在各军区空军中担任了相应的工作。
空、防合并以后，以前的矛盾基本上得到解决，两者的关系更加密切，工作更加协调一致。所以，从实际效果来看，这个合并是很成功的。
九、组建空降兵
还在筹备建国之时，毛泽东就曾提出要建立一支空降兵部队。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一九四九年八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在莫斯科与苏联商谈帮助中国建立空军时，同时也就组建伞兵部队的问题进行磋商。一九五O年一月，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在随毛泽东去莫斯科访问时， 又与苏联政府进行了具体商谈。
一九五O年四月十七日，中央军委正式决定组建空军陆战部队。七月十七日，确定该部队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陆战第一旅，归空军建制。
空军陆战第一旅成立以后，面临的最大困难就是如何使用降落伞，如何掌握跳伞技术和怎样进行训练等问题。当时我们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只能临时聘请苏联顾问来进行专门的指导和帮助。经过一个短期的训练，伞兵们基本上都掌握了跳伞的动作要领和叠伞的技术。
九月二十九日，伞兵部队正式组建两个月之后，陆战第一旅组织了新中国伞兵的第一次跳伞。这次跳伞的成功，使伞兵们克服了畏难情绪和害怕心理，提高了跳伞成功的信心。不久，我们又专门组织了一个运输机团，来为伞兵旅的跳伞训练服务。
一九五九年九月庐山会议以后，林彪担任了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兼国防部部长。一天，中央军委在三座门军委办公厅召集常委会议，就扩大组建空降兵的问题进行讨论。到会的有贺龙、陈毅、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罗荣桓等元帅和罗瑞卿大将。由于是讨论空降兵的问题，因此也吸收刘亚楼和我参加旁听。
会上，林彪首先发言说，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是强大的，没有问题。海军、空军和各个兵种，也都在发展之中。相比之下，就是空降兵不够，现在只有一个旅。现代战争，需要大规模地在敌人后方进行跳伞作战。也就是说，我们不但要有空降部队，还要有空降武器，包括空降坦克、空降汽车、空降炮兵等等。这样，才能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因此，我们需要扩大空降部队的建制。不过由于目前我们运输机的数量有限，就先扩大一个军，成立一个空降军，归空军建制。这个空降军，要从陆军调一个最强的军，来改建为空军的空降军。
陈毅元帅接着发言。他说：“我完全同意，这样做完全必要，在南京组建空降兵旅的时候，我就很重视这个旅的组成。当时我把华东野战军的很多战斗英雄、模范、功臣等，都调到了这个旅。实在数量不够时，也按政治可靠、身体健康、战斗勇敢、表现好等条件，从战士中补选。”
林彪对陈毅的讲话十分欣赏。他说：“陈老总这样重视空降部队，比我的想法又进了一步。就是应当从陆军部队调战斗英雄、模范、功臣来。要调一个最好的军，战斗经验最多、打得最好的军来改建成空降军。”之后，贺龙、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罗荣桓和罗瑞卿，也一一发言，表示赞成林彪和陈毅的意见。
军委常委会议开完，就写了报告，上报中央和毛泽东。报告送上，毛泽东很快批示：“完全同意。”于是，成立空降军即成定局。
毛泽东批准后，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罗瑞卿，军委副秘书长萧华，召集空军和各军、兵种负责人开会，具体讨论要调那个军。经反复研究，最后确定调抗美援朝中表现最好的第十五军来组建空降部队。这一决定上报毛泽东、林彪，得到批准。不久，陆军第十五军正式归空军建制，改称空十五军。
在抗美援朝中，十五军部队以“血战上甘岭”而闻名于世，涌现了特级英雄黄继光，一级英雄邱少云、孙占元等一大批英雄人物。以这样一支战功卓著、英雄辈出的部队改建为空降兵部队，毫无疑问，肯定能成为空降部队的排头兵。
空十五军改建以后，首先狠抓了空降部队的基本训练，达到了一般条件下人人会跳伞的标准。接着，他们又开始进行各种复杂条件下的特种跳伞试验。开始是在广州进行水上跳伞试验，继而又在东北的齐齐哈尔、海拉尔进行雪中跳伞试验，以后又在青海、西藏进行高原跳伞试验，最后还在湖北孝感进行山地、丘陵地和水网稻田地带的跳伞试验，在云南思茅地区进行森林地区跳伞试验。他们还不断研究改进跳伞方法，从一般的步枪、轻机枪、重机枪到炮兵、到坦克、到汽车，都进行空降。从个人到整连、整营的跳伞训练，每次都取得了成功。
从空降兵成立到一九七O年，我国空降兵部队从理论到技术训练、战术训练，再到各兵种联合作战的训练、各种气象条件下的训练、各种地形条件下的训练、各种空运条件下的训练，都基本上获得成功，从而使空十五军成为了一支战斗力较强、能够担负各种作战任务的部队。
十一、金门空战
一九五八年七月，毛泽东决定炮击金门。为了实施这一行动，掩护大批炮兵进入前线，中央军委命令空军夺取福建前线的制空权。
一九五八年的七、八月份，刘亚楼和我带领空直机关的几个人，来到东南前线坐镇指挥，历时四十多天。首先，我们逐一检查了参战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并针对国民党空军的力量和特点，同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聂凤智等进行研究，对部队的部署作了一些调整。
作为金门炮战的序幕，争夺福建前线制空权的激烈空战，持续了半个多月。这次空战，国民党空军损失了五十多架飞机，我们则损失了二十多架。战斗的结果，福建前线的制空权被我们基本掌握。之后，敌人变得老实多了，再也不敢随随便便地飞过台湾海峡，从而为我们大批炮兵安全开进厦门地区，炮击金门打下了基础。也使我们又一次得到了实战锻炼。
金门空战中，空军的很多部队都参加了战斗。其中一些组建时间不长的部队，如空九师、空十四师、空十八师等打得比较好，而这一师、空三师等几支老部队，则表现平平。战斗结束后总结时，我们帮助他们认真分析了原因，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金门空战，是我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之后，所经历的又一次实战锻炼。通过这次空战，我们年轻的空军部队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还积累了宝贵的战斗经验，较好地完成了中央军委交给的任务。
十二、国土防空
到了一九五八年底，我国的防空力量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在苏联援助下，我国第一支空军导弹部队正式组建。
一九五九年十月七日，就在国庆十周年大庆刚刚结束后的几天，我们组建不过十个月的年轻的空军导弹部队，就首战告捷，在北京上空击落了美制国民党空军RB—57D高空侦察机，开创了世界防空史上首次运用地空导弹击落敌机的记录。以前，由于国民党空军高空侦察机的飞行高度，能够到达一万八千到两万米，而我们过去的战斗机飞行高度不够，我们只能对着这种高空侦察机“望机兴叹”。现在终于用导弹把它揍下来了！更为难得的是，当时拥有这种导弹武器的其它国家，都还只是停留在靶场上的射击阶段，只有我们第一次用在实战上，并取得了成功。
国民党高空侦察机被击落，立刻引起了很大的反响。飞机残骸坠落在北京近郊通县东南，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以及其他一些负责同志，都曾前去看过。
可是在那以后，中苏关系突然发生了重大的变化，赫鲁晓夫片面撕毁了原订的协议，断绝了有关援助，我们的导弹部队也暂时不可能再扩大了。以当时我们仅有的那一点地空导弹兵力，要把守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两万米以上领空，几乎是不可能的。
正在这个时候，美国又先后部署了几架U—2型高空侦察机到台湾，并由美国中央情报局直接控制，由美国专门训练的蒋军空军飞行员驾驶，完成到大陆侦查的任务。这种飞机比RB—57D飞得更高，实用升限将近两万三千米，而且侦察设备也更好。依靠这种较为先进的飞行，国民党空军屡次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
这时，总参谋长罗瑞卿指示空军部队，对打U—2飞机，一定要“海底捞针，总不死心”。根据这个指示，刘亚楼作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认为，与其守株待兔，不如退而结网，把固定在北京的地空导弹部队拉出去，进行机动设伏。不久，这一战术果真取得了战果。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一架U—2飞机在江西上空“咬钩”了，被预先埋伏在那里的地空导弹部队二营一举击落。
U—2飞机被击落后，刘亚楼立即报告给了周恩来。周恩来马上就说：“很好，这是个伟大的胜利。美国的U—2飞机前几天入侵苏联，苏联只是提了警告，而我们却把这种飞机打掉了。”
随后，我们的地空导弹部队在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五年，又相继击落了三架U—2飞机。在一九六四年地空导弹部队第三次击落U—2飞机后，我们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听了汇报，毛泽东对周恩来说：“这个部队在哪里，我要见见他们。”
一九六四年七月，参战的地空导弹部队全体官兵，受到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李先念和彭真等中央领导的接见。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对导弹部队以至全空军都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这之后，从一九六四年八月到一九六九年年底，国民党军的美制无人驾驶飞机又入侵大陆领空九十七架次，先后被我们击落了二十架，其中，空军航空兵击落十四架，地空导弹部队击落三架，海军航空兵击落三架。
一九六九年十月二十八日击落的美制蒋军无人驾驶飞机，是空军在六十年代的最后一次胜仗。当然，上述几次战斗，对空军部队来说仅仅是个开始，但在当时，不仅是对我们空军自己，对全国乃至全世界，所起到的影响都还是比较大的。
十三、立空军为标兵
一九六三年元旦，我清早起床，刘亚楼就来约我到刘少奇、朱德、邓小平、贺龙、聂荣臻、彭真等领导那里去拜年。最后，我们拜到了毛家湾林彪的家里。
对林彪这个人，我们是很了解的。到了他那里，不能像到其他领导家那样，是没有什么闲话可谈的，要谈就是谈工作。所以一到林彪家，我们就向他汇报空军的一些情况。
在汇报中，我们谈到了北京市委当时正在大力进行的宣传空军领导机关的卫生工作。北京市委在空军大院召开了现场会议，组织北京市的一些机关到大院里参观学习。之后，卫生部长李德全又带领部里的全体领导到大院来参观学习，贺龙、聂荣臻、叶剑英等元帅也来视察。说到这里，我们说，每天来访的人很多，弄得我们应接不暇，但是又不好拒绝。
说到这里，林彪就说：“我也去看过呀，我看你们的工作搞得不错！”林彪这天很高兴，就又滔滔不绝地讲开了：“我看空军的工作搞得不错，应该宣传，应该立为标兵、树为榜样。树立标兵这也是一种工作方法，‘四个第一’要有标兵，‘三八作风’要有标兵，‘四好连队’要有标兵，‘五好战士’要有标兵，每个单位都可以立标兵，各行各业都可以立标兵，使大家学有榜样，赶有先进，在全军造成一个比、学、赶、帮的热潮。北京市委的这个办法很好，我们解放军要学习。”（“四好连队”，即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训练好，生活管理好。“五好战士”，即学习毛主席著作好，政治思想好，“三八作风”好，军事技术好，组织纪律好。）
他接着说：“我心里早有这个想法，想提出以空军为标兵。现在看来，这个时机已经成熟了。空军自建立以来，工作是有朝气的，要求是严格认真的，有些方面做得是比较好的。所谓标兵，就是像站队一样，大家都要向他看齐。”说到这里，他问：“你们能不能把空军建设的经验，搞他个十条、八条甚至几十条，向大家作一个介绍？你们能办得到吗？”
刘亚楼回答：“这比较困难。我们根据党中央、毛主席、林副主席的指示做了一些工作，但是没有很好的总结，现在就要的话，一些经验恐怕一时总结不起来。”
林彪说：“不要顾虑那么多，你们就搞吧，搞那么几十条出来，给大家介绍介绍。不好的，也可以作个自我批评嘛。”林彪这么一说，刘亚楼不敢再表示异议，我更是不敢说什么。
看我们面有难色，林彪就说：“这个意见我已经决定了，你们不要再说了。等一下我再和罗瑞卿、杨成武、萧华、梁必业、刘志坚他们说一下，由他们去布置，你们只要准备总结经验就是了。”我们表示回去再研究一下，再将具体意见向林彪报告。林彪说：“不要报告了，就这样定了。”我们长期跟随林彪，知道他作出的决定，别人一般是改变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