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我们兵团部已移到了位于广西中部的柳州。在十三兵团机关进入柳州时我们就商定，由十三兵团兼军区副司令员彭明治带领一部分直属队，先进入南宁负责治安卫戍工作，之后我再率兵团政治部进入南宁负责军管工作，政治部的全体成员就作为军管会的成员，参加接管南宁的工作。莫文骅和黄永胜则暂时留在柳州，以便指挥和掌握各个军的工作进展情况和战斗情况。我们同时还决定，把三十九军所辖的独立第五师暂时留在广西，兼任南宁军分区的工作，师长罗华生兼任军分区司令员，政委邱子明兼任军分区政委。
从衡阳开始，一路进军广西，我们在沿途所见到的广西的地势`风景真是特殊。尤其是广西的东北部，一些山峰几乎是从平地拨地而起，如玉笋，如翠屏，如巨象，如驼峰，真是千姿百态。广西的山多岩洞，洞内石钟乳`石柱`石花等应有尽有，组成各种景色。最美的还要算桂林至阳朔一带，处处青山绿水，地地奇山异石，构成了长达百里的漓江美景。
我们兵团部所在的柳州，风景也十分秀丽，随便走到那里，放眼望去，群山奇特苍翠，柳江水清澈如镜。在进入广西之前，我没有想到广西的景色居然如此别具一格。遗憾的是，当年军务倥偬，没有闲情逸致，去一一观赏品评广西的奇山异水，只是在行军途中匆匆一瞥而已。
南宁的风景就不如桂林和柳州了。但向南到凭祥友谊关的风景也很美，特别是武鸣`百色也很漂亮，以及到钦州`北海`十万大山也都有许多特殊风景。后来我才知道，广西不仅全省的风景都很美，而且冬无严寒，天气暖和，雨水充沛，一年四季都可以进行各种生产。在这里，只要人勤劳就饿不着。
到了南宁后，我才了解到，广西是一个壮族占多数的少数民族，有壮`汉`瑶`苗`侗`回`彝`水`仡佬等十三个民族。壮族是我国五十六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
五、重建广西
广西解放以前，李宗仁、白崇禧的广西省政府机关都在桂林，南宁只是个一般的城市，全市只有十六万人口，地方很小，而且经济也不发达，整座城市没有什么好的建筑。现在南宁一下子突然改为省会，各方面就比较困难了。
比如，南宁居然没有一所大医院！于是，我们把十三兵团在东北接收的一个日本人的医院，改为了南宁医院。南宁当时也没有什么电影院和剧院，也没有大学，只有几所中学。当时，广西唯一的一所大学——广西大学，是在桂林。
其实，不光是南宁，当时的整个广西，都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局面。蒋家王朝推翻了，广西全部解放了，广西变成了人民的广西。但什么都要搞，一下子究竟从哪里开始呢？
当时，广西省委书记、省长、军区司令员张云逸召集省委、省政府、省军区有关领导研究后，决定首先从建立广西的行政秩序入手，同时抓紧剿匪工作，恢复生产，积极配合兄弟部队解放云南。我们首先抓了以下几件事情：
一、建立广西省的行政秩序。我们首先建全了省委、省府、军区、军分区等各级领导机构，配备好各级干部，明确分工，各司其职。从上到下的建立起一系列的党组织，从省委、地委一直到县委、区委和乡党委。同时，还建立起各种群众组织包括工、农、青、妇、少先队等等，把人民群众都组织起来。再就是，建立统一战线的组织，组织省政协，地区政协，县政协等各级政协组织，搞好统一战线工作。
二、清剿土匪。广西国民党部队被消灭前夕，白崇禧将总数约为四十万的部队分散开来，化整为零，隐藏在各处，骚扰社会治安，严重妨害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不肃清这些土匪，基层的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由于三十八、三十九两军由中央军委和四野命令，战役结束后就调出了广西，组建成机动兵团。军区决定由四十五和四十九军两个军分散进行剿匪工作，划分了各自负责的区域，大力剿匪和肃清暗藏下来的反动势力和国民党部队的残余势力。同时，结合剿匪开展土改反霸工作，把剿匪、土改、反霸三项工作结合进行。
三、恢复工农业生产。我们当时十分重视尽快恢复交通、工商业、文化、卫生经济等各方面的工作，建立和健全财政、税收制度，尽快建立各种新秩序。
四、支援二野进军云南。二野的陈赓兵团当时奉命进军云南。这个兵团非常辛苦，从山西出来以后，相继参加了冀鲁豫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然后又从南京到安徽、浙江、江西、广东，一路横扫过来，最后军委决定由他们进军云南。他们走的路最远，也最辛苦。这次他们进军云南，要路过广西，军委要求由广西负责陈赓兵团进军云南的一切准备工作。
为了很好地完成中央军委交给的这个任务，我们派人修整道路、准备粮食等。一切支援工作，我们当时都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来抓。当陈赓兵团经过广西的时候，我们在南宁，都热烈的欢迎、接待和欢送他们。除此之外，三十八军的部队还执行了为陈赓兵团开路的任务。他们从广西的百色先于四兵团向云南前进，很好地配合了陈庚兵团解放云南。
从全省来说，要抓的就是这几件大事。当然，还有很多的具体事情要抓。就我个人来说，当时我的精力主要是集中在南宁军管会的工作上。莫文骅虽然是军管会主任，但他只是在总的方面管一管，没有参加多少军管会的实际工作。他当时的工作重点，是抓军队和军区的军政工作。另外，莫文骅是南宁人，许多事情都牵涉到他的亲戚、朋友，一些关系不大好处，因此采取回避政策，一些事情都由我来出面处理。这也是他比较聪明、稳重的一种做法。
从一九四九年的十二月份一直到一九五O年的一、二月份，经过一系列紧张的工作，南宁市算是建立了初步秩序。我们当时所做的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第一、清查敌人所遗留下来的人和物，把包括各种机构、人员、设施、车辆、资财及仓库里的所有物资，一一加以清点后进行接管，并对留用人员给予妥善的安置；第二、协助省政府派来的市长，召开市人民代表会议，建立市政府机关，产生新的人民政府；第三、协助市委召开党代表大会，产生新的市委领导机构；第四、协助市政府召集南宁工、农、商、学、军各界代表和著名人士（或称民主人士）代表会议，成立南宁市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恢复教育，帮助各中、小学生开始正常上课；第六、发展文化事业，组建了南宁剧院。由十三兵团政治部负责，我们在一个被烧毁的废墟上修建了一个南宁剧院。这个剧院既可以放映电影，也可以进行文艺演出。我们兵团文工团就经常在这个剧院里，进行和负责组织各种演出活动；第七、组建卫生机构，以军区的医院为主，组建了一个比较大的医院；第八、恢复商业。南宁傍靠邕江，各种商业活动以前还是比较活跃的。经过我们针对工商业者的宣传教育活动，使商人们渐渐懂得了我们的城市政策。很快，各个商店就陆续恢复了营业；第九、恢复公路交通，并恢复邕江航运；第十、开始建设南宁人民公园。
这许多事情，都是由我率十三兵团兼广西军区政治部全体人员，协助当时南宁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来努力完成的。我的全部精力都用在了南宁市的工作上。直到南宁市的秩序初步建立以后，我才逐渐的抽出精力参与部队的剿匪工作。正好在这个时候，中南军区司令员林彪，第二政委邓子恢，第三政委兼政治部主任谭政，第一参谋长萧克，第二参谋长赵尔陆，在汉口召集中南各省军区负责人员开会，专门讨论剿匪问题。军区司令员张云逸指定我代表广西省军区去参加会议。
我于一九五O年三月初到达武汉。这次剿匪工作会议开了将近一个星期，首先由各省军区汇报剿匪工作情况，然后听取林彪、邓子恢、谭政、萧克、赵尔陆等领导的讲话。林彪限定广西一定要在两个月内发动群众，造成巨大的声势，基本肃清境内的土匪，建立起广西的新秩序，保障省内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保障交通运输的安全。
这时我的妻子陈绥圻、儿子吴新潮都还在汉口。开完会，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沿湘桂路到了柳州，再从柳州坐汽车来到南宁。
我一回到南宁，就立即向十三兵团和省军区的领导汇报了会议的情况。然后，我们立即召开全广西的剿匪工作会议，要求所有在广西参加剿匪的军队干部和各军分区的干部统统到会。
剿匪工作会议由张云逸司令和莫文骅政委共同主持，我在会上传达了各位中南军区领导、特别是林彪的讲话精神和要求。张云逸司令员对这个会议非常关心，天天都来坐镇参加会议，天天提出意见，连我的传达都全部听了，非常重视。在这个会议上，正式部署了广西的剿匪工作，并决定由黄永胜、莫文骅、李天佑和我四个人专门负责剿匪工作。
为造成声势，全力开展剿匪工作，三月份，我们在南宁召开了一个庆祝广西全省解放和动员剿匪的群众大会，到会群众有三万多人。省委第二书记陈漫远、书记贺伟和我在会上讲了话，动员全省军民积极行动起来剿匪。我们还在会上着重宣传了党的一些政策，例如对主动投降者给予优待，对顽抗到底及窝藏土匪者进行从严处置等。大会最后还宣布，民间所藏的枪支弹药，一律都要收缴。会后，《广西日报》通版刊登了动员剿匪的材料，宣传党的政策，以造成声势，使老百姓中的少数人不敢再收藏土匪，使土匪在群众中无立足之地。
通过我们的艰苦工作，广西的剿匪工作开始还是有成绩的，但后来效果不够理想，因而受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批评。后来，中南军区又派广东省委书记陶铸来广西坐镇督促剿匪，才完全肃清了广西全省的土匪。那已经是一九五O年下半年的事了。
一九五O年五月，我们接到通知，中央军委决定把十三兵团部机构调到郑州，负责先期到达郑州、开封、洛阳、漯河的三十八军、三十九军、四十军、四十三军的整训，同时任命黄永胜为十三兵团司令员，我为政治委员，曾国华为参谋长，杜平为政治部主任，准备要我们带领这四个军去参加抗美援朝。原十三兵团政委莫文骅、副司令员李天佑则留在广西不动。
接到命令之后，我工作重点立即就转到了十三兵团这边，但还是在广西继续呆了一个多月，因为在广西还有一些未了的工作，确实一时脱不了身。当时，黄永胜也因有事准备先到广州，然后再从广州到郑州，最后是曾国华带领十三兵团司令部、政治部等机构，先去了郑州。
等我把广西的工作都交待完毕，时间已是七月初了。我走时，广西省委、省政府和省军区热情地欢送了我。
在去郑州的路上还有这么一段小插曲。离开南宁，我们一家人先坐吉普到柳州，准备从柳州再换乘火车，去武汉中南军区接受任务。吉普车刚到柳州市郊，迎面遇到一个大陡坡，坡下面就是柳江。司机同志开车迎坡而上，想从这里进入市区。不料车到半坡，上面突然下来一个交通警，拦在车前不让走。这时司机同志就十分为难，往前开吧！就会把这个冒失鬼压死，不开吧，车在半坡，停不下。眼看着车就要往坡下滑，一滑就要滑入江中。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为人十分机警的警卫员戚永法赶紧跳下车，抓起路面上的一块石头，赶紧垫在吉普车的后轮下面，这才总算是让车停住了，把这场危险渡过去了。当时的吉普车，只是上面有个蓬子，两边是空敞着的，这一路上，戚永法就一直将自己的双腿搭在外面，准备一旦有什么事情，好随时跳下车去。也真是多亏了戚永法，如果不是他，不是路上正好有那块石头，我们一家三口就会坠入柳江喂鱼去了。从这件事情来说，戚永法对我们全家都有救命之 恩。这些年来，我一直都很怀念他，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车停下以后，戚永法就和那个交通警察吵了起来，责问他为什么要这么干。那个警察解释说，市交通部门有规定，不准从这里上坡进入柳州市，主要就是怕出事，怕车滑入江中。戚永法生气地说：“我们初到柳州，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再说了，如果我们违反了交通规则，你可以等我们上去，再对我们进行批评教育。你看现在这样多危险！你拦在前面，车又停不下，如果不是我用石头垫着，车就会滑到江里去，车上的人会全部死掉的，到那时，我看你怎么办。”
我告诉戚永法，先不要吵了，想办法把车开上去再说。后来我们好不容易才把车弄上了坡，开到了柳州市里。不久，市里的同志就来道歉，说要处分那个交通警。我告诉他们算了，他今后注意再别把车拦在半坡上就行了。
一到武汉，谭政就找我谈话。他告诉我，我的工作可能有变化，可能不去抗美援朝，而改去空军工作了，要我立刻去北京。
当初我刚到南宁时，曾给江西永丰老家去过一封信，询问家中情况。不久就收到了父亲的回信，才知道从我离家以后，一家老小都已冻饿而死，只留下了老父亲一人，肩挑黄烟，靠做小买卖为生。这时，我就向谭政提出，要求在我去北京之前，绕道江西回家一趟，把孤苦无依的老父亲，一起带到北京去。
但谭政没有同意我的请求。他告诉我：“你先去北京报到，建设空军的任务紧迫，还是以工作为重。至于你父亲，等你到北京以后，再派人去接也是一样的。”他还说：“林总现已因病在北京休养，他这几年心力交瘁，勉强支持到现在，中央已批准他去北京休养。你到北京先去找他，你的任务他会当面向你交代的。”
没有办法，我只得服从谭政的决定，带着妻儿，立即乘火车赶往北京，因此我没能及时地将父亲接出来。刚到北京不到十天，就接到家中族人的一封信，告诉我父亲已经患痢疾去世了。这样，家中剩下的唯一亲人，没有能再见一面就离我而去了，我心中十分伤痛，当时没有及时赶回去，我至今想起来都很后悔。
第九章 建设空军
一、到空军工作
至今我还清楚地记得，我们到达北京时是个清晨，正好是七月七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那一天。
车过芦沟桥，只见桥柱上所雕刻的四百多个大、小石狮，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我竭力想寻找一下当年战火的残迹，但已经事过境迁，当年被炮火损坏的石狮都已修整好，抗日战争的硝烟已不复存在，我们的国家也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当我们一家三口到达北京站时，当时的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派出空军政治部的谭石冰来接我。他把我们安排在前门外的乡村饭店暂住。当晚，刘亚楼来看我，并把我带到了林彪那里。林彪当时因病在北京休养，住在北京西城毛家湾的一个四合院里。
见到林彪，我先问候了他的身体，林彪对我说，身体不好，这次病得比较严重。然后他对我说：“你的工作有变动，不到十三兵团去了，要留在空军任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和干部部部长。原来的空军政委萧华已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总政主任罗荣桓要他去作助手，这样空军就没有人负责政治工作了。刘亚楼希望把你调到空军来，已经报告了军委、毛主席，得到了批准，就这样定下来吧！”
我说：“我挨过国民党空军和日本空军飞机无数次轰炸和扫射，非常希望能建设起一支我们自己的空军队伍，但是我对搞空军一窍不通，要我来搞空军不合适，我不懂技术，又没有航空知识，搞不了。我还是愿意去抗美援朝。”
林彪说：“抗美援朝已经另外调邓华和赖传珠去了，你就不去了，黄永胜也不去了，已调任广东军区司令员。”看我没吭声，林彪又说：“到空军，你还是搞你的政治工作。搞空军，没有党的领导，没有政治工作，还是不行的。另外，你还年轻，还可以学嘛！”
见到林彪这样说，我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了。林彪接着又说：“我现在身体很不好，不能见人，今天因为是你吴法宪刚到北京，第一次来，所以见见刘亚楼和你。现在我不在位了，今后空军的一些事情你们直接去请示中央和军委，直接请示毛主席、朱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周恩来总理，请示聂荣臻、罗荣桓，请示总参、总政、总后各总部。”
林彪说完后，刘亚楼接着对我说：“这下子你应当安心了吧！”我说：“我先干着看吧，干不好，我还是回陆军去。”刘亚楼说：“你还能走吗？中央选到你，是对你的信任，你走什么呀！”他接着说：“我们两个合作起来，同空军全体同志团结在一起，一定要把空军建设好。”我说：“空军的工作主要是靠你还有其他同志。你在苏联学了八年，有基础，我啥也不懂，主要是向你学习，尽量争取做好你的助手。”于是，我的工作就这样定了下来。
第二天，我先去各总部报到，然后又专门找到萧华，问他对空军的工作还有没有什么交待。萧华告诉我，他在空军的时间也不长，对空军的情况也不太了解。他要我先到空军去，到工作岗位后再逐渐地去了解情况。他建议我要调查研究空军政治工作的特点，抓好干部队伍的建设，边工作边学习，从实际出发开始工作。另外，他嘱咐我要安心在空军工作，不要再提出变动工作的要求了。
一九五O年七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共产党空军委员会名单，决定：刘亚楼、吴法宪、王秉璋、常乾坤、王弼五人为空军党委常委，刘亚楼为书记，吴法宪为副书记。
二、空军初建
这样，我的情绪就稳定下来了，开始了解情况。我依次召集了司、政、后各部的负责人来汇报情况。汇报会上，我只听不说，更不提什么意见。当时我的内心很紧张，因为我对空军应当怎么搞，心中无数，而且我对空军的一些技术业务，包括飞行、领航、地勤、气象、雷达、机场建设、营房建设、通讯等都一窍不通，只能是先当学生，先学习，求教于各种专业干部和人员。至于政治工作，由于我参军以来一直搞政治思想工作，对有些问题就能比较主动提出一些意见，但对怎样结合空军的飞行业务和各种技术业务，搞好政治思想工作，也还是心中无数。
通过一段时间的调查研究，我了解到空军的各级领导骨干，主要来自三个历史时期。第一批以常乾坤和王弼等人为代表，是在大革命时期由党中央派去苏联学习的。我们的党中央，早就有意建设起一支自己的空军飞行部队。早在一九二六年和一九二七年，就派了一些人去苏联学习航空，其中就有常乾坤和王弼。常乾坤是山西人，黄埔学生，在苏联曾入茹可夫斯基空军学院学习，学的是飞行和领航，主要是领航。王弼是江西人，参加过南昌起义，在苏联学的是地勤，从机械师一直干到了工程师。他们两个去苏联以后，一直没有机会回来。直到抗日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通过关系，才把他们先接回新疆，以后又接回到延安。以后就在中央军委航空处担任领导工作，负责搞航空工作。
第二批是一九三七年由中央派去新疆航空队学习的学员。抗日战争开始后，国民党政府新疆督办盛世才，在苏联政府的援助下，开设了一个航空训练班，在各地公开招生。为此，中央在延安挑选了十九名有点文化的青年战士和基层干部，并就近在西路军失败后滞留新疆的部队中挑选了二十五名干部、战士，送进了这个航空训练队学习，其中在飞行班学习的二十五人中，机械班学习的十八人，一人因病返回了延安。在经过刻苦学习，这批人终于顺利毕业了。不想，在一九四二年，盛世才在蒋介石的逼迫下变脸反共，杀害了中共中央驻新疆办事处的陈潭秋、毛泽民等，同时还把航空队的这一批人都抓起来关进了牢里。一直到抗战结束，毛泽东、周恩来去重庆谈判，通过当时的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张治中进行协商，才把这批人弄回延安，统一分配在军委航空处工作。这批人中间，有吕黎平、陈熙、安志敏、方子觉、袁斌、胡子昆等人。
第三批是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老航校的毕业学员。一九四五年八月日本投降后，中央决定在东北创办一所航空学校，为创建人民空军培养人才。常乾坤、王弼告诉我，苏联红军进入东北后，关东军，包括关东军空军全部缴械投降，但好多飞机被苏联人拉走了，只剩下一些残兵游勇，交给了我们，其中包括一个日本的航空大队。这个航空大队中，有机械员、机械师和工程师，还有一个飞行技术比较好的大队长林弥一郎和二十多个飞行教员。我们就利用这些人，组织了一个航空队。我们同时派干部进去，告诉他们要很好的工作，服务好了，就让他们回国去，这是他们最大的愿望。
不久，常乾坤、王弼他们率领延安航空处的一批干部来到东北，同日本这些飞行技术人员会合在一起。这几批人，包括大革命时期派到苏联学习后回来的，一九三七年派到新疆学习后回来的，从国民党军队起义过来的刘善本，以及接收过来的日本飞行人员和地勤人员，就一起组成了东北民主联军的第一所航空学校，以后就称之为老航校。他们在日本人遗留下来的一些机场里艰辛地搜寻遗弃的飞机、发动机、航空器材和汽油，拼凑成了一百多架飞机。
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正式成立，代号“三一部队”。以后当务之急就是招生问题了。
航校的第一批学员就是从新疆航空队回来的那些人，他们虽然在新疆分别学过飞行和地勤，但是入狱几年，再加上在延安没有飞行的条件，四、五年下来，也就生疏了。航校办起来以后，首先就让他们重上飞机，由日本教官带飞，待我们的技术业务恢复和熟练以后，再吸收新的学员。由于所找到的航空汽油很少，油用光了，就试验用酒精来代替，结果也是一样可以飞行。
一开始打算从部队干部、战士中挑选学员的，但前方战事吃紧，部队正在打仗，只好作罢。后来又想在东北地区招生，但是那里的青年学生大都长期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文化水平比较低，身体素质比较差，在政治上又要经过审查。正好在这个时候，山东抗大一分校到达东北，他们带来了一千多名学生，都是从战斗部队中选送培养的青年战士和胶东老解放区吸收的青年学生。这些人就成了航校选调飞行学员的最好对象。结果，航校从东北和山东的抗大分校中选拨了一百二十多名学员。就是这批人，在后来的抗美援朝中，不少人都成为了战斗英雄，如王海、邹炎、张积慧、刘玉堤、鲁珉、林虎、李汉、马杰三、白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