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走到离甜水堡还有十几里路的地方，突然师部派来了一个骑兵，送来了师部的一封信，要我们向后撤回原地。至于为什么要后撤，信上没有说明，我们也不知道。这时梁兴初带着尖兵连已在前面跑得很远了，离我们大约有好几里路了。我们团没有骑兵，我只好自己骑着马去追上梁兴初，把梁兴初及其尖兵连找了回来。一路上，我们俩都在猜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在回原驻地的路上，我们正好经过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军部的所在地。我和梁兴初就跑上去找三十一军的军首长，想问问情况，当时三十一军军长是萧克，政委是周纯全，他们住在一个土窑洞里。虽然我们过去并不相识，但他们还是很热情地接待了我们。萧`周二人告诉我们，现在不要北上了，要南下，已经发生了“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了，所以部队要南下去支援张`杨。
听到蒋介石被抓起来的消息，我和梁兴初不知道该有多么高兴。当时，萧克`周纯全要留我们俩吃饭，我们说什么也不吃，只想着赶紧回去。跟蒋介石打了近十年仗，没有抓住他，这一下可把他抓住了，大家那个高兴呀，真是没法说！心里一高兴，走路也不觉得累，平时行军走上十里`八里就要休息一次，这一下也不休息了，一阵风似地跑回了师部。
在师部，杨得志`萧华`邓华告诉我们，十二月初蒋介石由洛阳亲赴西安，督促东北军和西北军积极“剿共”，并且决定如张学良`杨虎城不听命令就解除他们的武装。在这种情况下，张`杨于十二月十二日凌晨发动“西安事变”，拘捕了蒋介石，之后他们电请红军派代表到西安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处理捉住蒋介石后的善后事宜。对此，中央已作出紧急部署，令红军南下，支援张`杨的部队，防备国民党亲日派的乘机进攻。他们还解释说，师里在清晨接到军团的电话后，还没来得及通知，我们就已经走了，只好派一个骑兵通讯员去通知我们。现在队伍回来了，很好。他们让我们就在附近休息一下，明天就向南往庆阳前进。
从师部回来，我和梁兴初决定召开全团排以上干部会议，把“西安事变”的消息简要地告诉大家。我们把干部集合在一小块草坪上开会，梁兴初首先讲话，他一开口就告诉大家，蒋介石在西安被活捉了。大家一听都怔住了，整个会场静得鸦雀无声，不过看得出来，每个人脸上的表情都十分高兴。片刻之后，才有人回过神来问究竟是怎么回事。梁兴初说：“请政委给你们讲。”
接着我告诉大家，刚才团长和我到师部，师首长告诉我们不再向北前进，而要转而向南，向西安前进，因为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在西安发动“双十二”。我解释说，“双十二”就是十二月十二日两个“十二”的意思。接着，他们又问是怎么捉住蒋介石的。我说：“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怎么告诉你们哪？这是好消息，我们大家都高兴。现在部队要向西安前进，去支援张`杨对蒋介石作战。我们抗日的力量大了，形势也大有好转，不过形势究竟怎么好转，要看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和文件才知道，你们不要再问了，上级有了指示，我们会场告诉你们的。但目前我们就知道这么多。”我要求在会议结束以后，各连都要向全体战士传达会议所谈的情况，以鼓舞斗志和提高士气。
最后，我向各连布置了南下西安要注意的事项。南下可能要急行军，昼行夜宿，要注意做以下的四项工作：一`要做好巩固队伍的工作，减少掉队，防止逃亡；二`由于南下经过的地方都是新地区，而且是张`杨的地区，要特别做好沿途的群众工作，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努力扩大红军的影响；三`要把东北军`西北军看作友邻部队，要向他们明确表示，红军是来支援他们的；四`可以在新区适当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个别地吸收一些工农群众参加红军，以充实部队的实力。
十二月十三日，二师开始向庆阳前进。我们二团由北上时的前卫，变成了全师的后卫。
一路上，部队情绪极高，大家一边走，一边议论，猜测全国形势究竟会发生什么变化。但高兴之余，大家也存有一些疑虑。因为红军就那么多，根据地也只剩下陕甘宁一个，国民党的力量比我们大得多，抓住了蒋介石，内战是不是能就此停止？我们和东北军`西北军究竟能不能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这些都还没有把握，对此不能盲目乐观。另外，究竟是如何抓住蒋介石的，在什么地方抓的，张学良抓蒋介石同我们党和红军有什么关系，没有人清楚，都纷纷乱猜。至于抓到蒋介石以后应当怎样处理，大家的议论就更多了。总的来说，大家一致拥护张学良`杨虎城把蒋介石扣起来，认为这是一种正义的行动，至于抓起来以后怎样处理，大多数人主张枪毙了他，也有不少人主张把蒋介石长期关起来，只有少数人主张逼蒋介石抗日后放了他。
对“西安事变”后的形势估计，大家也是议论纷纷。一种估计是，事变后我们和张`杨的部队联合在一起，可以把包括陕西`甘肃`宁夏在内的整个西北联合起来，建成巩固的根据地，以对抗国民党的部队。另一种估计是，把蒋介石扣起来以后，亲日派何应钦乘机调兵进攻张`杨的部队和红军，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第三种估计是，张学良`杨虎城的下属军官意见不一致，导致张`杨部队内部分裂。还有一种最坏的估计，就是张`杨可能会在国民党亲日派部队的进攻下失败，像当年的十九路军一样。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发动了“福建事变”，并且与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协议。但事变不久，他们就在蒋介石的重兵压迫下失败了，十九路军被编散。
当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种结果是，内战就此停止，团结蒋介石一致抗日。这种分析的根据是，除国民党和蒋介石以外，还要看到全国各个阶层`各爱国人士的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停止内战`一致抗`，救亡图存，已成为全国人民的一致要求。民心不可侮，中华民族一定会走向进步，抗日救亡一定能实现。当然，也有人提醒说，张学良`杨虎城是不会替共产党说话的，而且我们也指挥不了他们，所以要谨慎，要提高警惕。
这时，一军团政治部来了批示，要求我们按照中央所发表的新闻报导，向部队进行宣传解释，并搜集各种反映，向上级汇报，以便编发统一的宣传解释材料。军团政治部还向我们通报说，中央已先后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去西安参加谈判。
向部队干部`战士进行宣传教育的主要内容有：我们党历来主张停止内战，联合包括国民党及其军队在内的全国各党各派各民族阶层，建立统一战线，一致抗日，以拯救中华民族，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救亡图存，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实现中华民族的解放，这个责任就担在我们党和红军身上，我们要以 实际行动，影响东北军`西北军，影响全国的军队和人民；这次“西安事变”处理的好坏，是关系到全国甚至是全世界的大事，大家要相信党中央一定会妥善处理好这一问题，不要没有根据地乱猜瞎想，至于对蒋介石怎么处理，我们要等待中央的决定，中央怎么决定，我们就怎么执行。
军团政治部要求各部队把上述这些内容编成教材，对所属部队进行系统的正面教育，作为我们在“西安事变”爆发后，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教育的第一课。
当时我们团以上干部还知道，“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内部也是一片混乱。何应钦`汪精卫`张群等亲日派主张投降日本，何应钦已与日本签订了出卖河北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何梅协定》，
在得知蒋介石被扣后的第二天，何应钦就自封为国民党军队的代理总司令，并在河南组织了总指挥部，加紧调兵遣将，组成所谓的“讨逆军”，准备进攻红军及张`杨的部队。一时间，国民党的大军云集郑州`潼关一线，随时准备进攻西安，扩大内战。何应钦还在洛阳集中了大批飞机，准备用来轰炸渭南和侦察西北，其目的就是想乘机夺取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统治地位，以进一步和日本妥协。
国民党内的另一派，就是宋美龄`宋子文`孙科等蒋介石的亲属。他们认为只要一开打，蒋介石就非死不可，因此竭力主张首先要把蒋介石救出去。
还有其它各省的军阀队伍，如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广东的陈济棠，山东的韩复榘，各有各的想法，各人的态度也不一样。不过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样的困难时期捞一把。
当然，国民党内也有主张抗日的，如宋哲元`马占山`傅作义等。
与此同时，虎视眈眈的日本帝国主义趁机加紧向平津`冀东`察哈尔`热河`绥远步步进逼。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远见卓识，以民族利益为重，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中央在给西安周恩来的电报中指出，当前的局势是，“日本与南京右派联盟，企图夺取蒋系中央政权，造成大内乱，另方面是南京与各地左派企图调和，而中间派在动摇中。”对此，中央认为，西安方面的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间派，打倒右派，变内乱为抗战。”
周恩来在西安向张学良`杨虎城详细分析了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并代表中共和红军与张`杨及宋子文`宋美龄进行谈判。经过一系列艰苦谈判，迫使蒋介石接受了抗日条件，以“领袖人格”担保内战不再发生，并发出撤兵的手谕。之后，蒋介石被释放回南京，“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发生与和平解决，是中国革命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有着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可以说，张学良`杨虎城二人，对挽救中华民族`挽救红军和中国革命，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张`杨二人自己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杨虎城全家遭杀害，张学良在陪同蒋介石返回南京后被扣留，失去自由长达五十余年。
此时，我们部队继续南下，走到离庆阳不远的地方时，前面伟来消息，说前卫部队已经在庆阳同东北军会合了。庆阳是甘南比较重要的一个县城，驻有东北军的一个团。听到这个消息，大家都很高兴，认为以后和东北军大概是不会再打仗了。
部队一面南下，一面开始进行一系列针对东北军`西北军教育。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还专门为此作了一个指示，大意是：越往南走，和东北军`西北军接触的机会就越多，他要求我们，第一`要注意部队的军容风纪，着装要整洁，队列要整齐；第二`要有礼貌，同级别干部要互相敬礼，遇见对方的上级，要先敬礼，后握手问好，走时要告别；第三`队伍行进时，遇到友军要主动让路，领队人员要主动和对方打招呼；第四`态度要热情`诚恳`友好；第五`对方请我们吃饭，一律婉言谢绝，如坚持要请就去，但要注意礼尚往来，有来有往，送东西也是如此。对聂荣臻的这些指示，我们向全团排以上干部作了传达。我们还对如何落实这些指示，作了一些具体规定。
等我们来到庆阳，见到驻守在那里的东北军时，感到他们的态度非常友好，在我们到来之前，就已经为我们烧好了水，等着在那里接待我们。当时庆阳还是由东北军来防守，我们只是经过那里，按规定不住庆阳城内。为表示谢意，我和梁兴初专门到城北东北军部队的团部去拜访了他们，并告诉他们，我们是经过这里的最后一批队伍，在我们后面就再也没有队伍了。
从庆阳出来，再走两天，就到了甘肃和陕西交界处的宁县。这时蒋介石被迫接受了中共方面提出的“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并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洛阳。与此同时，何应钦组织的“讨逆军”也已开始撤往潼关。
我们队伍在宁县附近接到命令，要部队暂时停下来休整待命。部队休整期间，师部住在离宁县县城大约三十里地的早胜镇。早胜镇地处塬上，比较繁华，大约有八`九百户人家。师部决定，我们二团住在宁县县城里，并负责和县政府取得联系。
宁县县城是建在塬下的沟里，穷得不得了，只有破破烂烂的一条街，一共不到两百户人家。县政府设在一个窑洞里，里面没有多少人。宁县的县长是个浙江人，穿着件旧长袍子，带着个老婆，一看就知道是个穿县长。不过这个县长挺精明，像一个小政客。我们进去时，他正蹲在窑洞里。看见我们进去，一开始他吓得要死，后来看我们并无恶意，才平静下来。我告诉他，我们部队要暂时住在县里一段时间，请他多帮助。他听了之后不住地说：“好呀，你们住在这里，欢迎你们！只是我们这里穷得什么也没有，招待不周，还请你们原谅。”
我跟他说，我们只是住在城里，不干涉他的事务，他管他的县务，我们管我们的队伍，只是请他帮助我们解决粮食`烧草和马料，其它的事情我们自己负责解决。对我们的要求，他满口答应。我这是第一次见到国民党的县长，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后来得知这个县长还抽鸦片烟。
后来，那个县长请我们吃了顿饭。过了两天，我们想，按照要礼尚往来的规定，得回请他们。于是我又去县政府对县长说：“今天一来是看看你们，二来是我们队伍住在这里，有什么违反纪律之处，请向我们提出，我们一定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办事。再就是请你到我们那里吃顿饭，请你的夫人也去。”县长听后非常高兴。那一顿饭，我们搞了十几个菜，并请他们喝了点酒。
接着，师政治部就来了电话，说准备派民运科长到县城来和县长直接联系，因为早胜镇属宁县管辖，许多事情还得通过县政府来解决，要我们带他去见县长，介绍一下。以后这个民运科长就住在县政府内，有关的一切事情都通过他去办理，我们就不再插手了。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背信弃义。在他的纵容下，何应钦等人又重新调集了二十多个师，进逼西安。随后，我们也奉命继续从宁县南下，经陕西的旬邑和淳化，到达离西安不远的三原地区，准备协同东北军`西北军迎战何应钦部队，这里已离西安不远了。三原地区，除西安外，是陕西最好的地区之一，渭河两岸土壤肥沃，人烟稠密，农业发达，盛产小麦和棉花，有“八百里秦川”之称，就在这个地区，我们渡过了一九三七年的元旦和春节。
利用在这里休整待命之机，我们开展了扩兵活动，各个部队都派出了扩兵小组，在自己的驻地周围开展工作。我们二团由梁兴初留在团里照顾部队，我则带着一排人到富平至临潼一带扩兵。二十天左右的时间，我们就扩到了三百多人，这些人绝大多数都是贫农`雇农，也有少数学生。我们整个一军团扩了几千人。这充分说明了人民群众抗日情绪的空前高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团结抗日，把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的政治主张，已经成为了全国人民的最大心愿。
正当我们在三原地区欢度春节的时候，突然接到命令，要调一批干部去延安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学习，为形势的发展培养和储存干部。抗大原名红大，驻保安瓦窑堡，一九三七年一月初，随党中央进驻延安而迁往延安。命令下来后，大家踊跃报名，都不想错过这个学习机会，但结果还是军事干部被批准的多，政治干部被批准的少。二师师长杨得志被调去学习，黄永胜又调来二师当师长，接替了杨得志。二团团长梁兴初也被调去学习，四团副团长季广顺调到二团当了团长。我要求去延安学习的请求没有得到批准，留在部队继续工作。这时红一军团的代理军团长是左权，政委仍是聂荣臻，政治部主任则由邓小平接替，朱瑞调延安学习。
我扩兵回来不久，就欢送梁兴初去延安学习，那个时候干部调动很简单，一个命令下来，说走，集中到军团部就走了。那天，我叫人买了两只鸡，买了点肉，还买了点酒，请梁兴初好好吃了一顿饭，就算欢送他走了，至于黄永胜来，杨得志走，我们都没有到师部去参与欢迎和欢送。
十`宁县整训——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前中共中央就两党合作抗日问题，提出了系统的建议，会上虽未对中共中央的建议作出明确表示，但却确定了将武装“剿共”改为“和平统一”`适当扩大民主的政策，表示可以跟共产党进行谈判。这标志着国民党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主张。至此，国共合作初步形成，国内和平基本实现。
鉴于这一形势变化，中央决定，进驻三原地区的红军队伍撤回原驻地。于是，经过七天行军，我们二团回到了甘肃的宁县县城。一军团的三个师，一师驻正宁县，二师驻宁县，四师驻旬邑县，军团部则住在宫和镇这个较大的镇子里。
回到宁县时，除沿途人民热烈欢迎我们之外，县政府`保安团`商会及地主`士绅也都出来欢迎我们，他们的态度跟过去大不一样，对我们都挺友好。这一变化，使我们十分直接地感受到，十年内战停止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了，中国已经实现了由国内战争向抗日战争的历史性转变。亲眼目睹这一转变，使大家兴奋不已。
为了迎接即将开始的抗日战争，中央决定红军各部队进行集中整训，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好各方面的准备。我们团于一九三七年三月开始，在所驻的宁县进行整训。以后这个阶段应当说是抗日战争的准备阶段，是一个重要的阶段。
首先是抗战的思想准备。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以后，中央曾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陆续发出了许多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一九三七年五初，毛主席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相继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中央的这些指示`教育材料和毛主席的报告，即成为我们进行思想准备工作的重要学习材料。在整训中，我们全团指战员通过反复学习讨论，澄清了许多模糊认识，克服了若干怀疑`抵触`盲目乐观情绪和“左”倾主义倾向，增强了对抗日统一战线的理解。
在这一过程中，一军团政治部还把日本帝国主义侵华史编成了系统的教材，从日本明治维新开始讲起，讲到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日俄战争，再讲一九三一年日本策画的吞并东北三省的“九一八”事变“，讲一九三三年日军侵占热河全省的事件，最后讲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国主义积极策划河北`山西`山东`察哈尔`绥远等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妄图把华北变成“满州国”第二的阴谋，说明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了我们半个中国，如不奋起反抗，亡国灭种的惨祸即将面临到我们的头上。通过对这个教材的学习，更加激发了全团指战员的民族仇恨，增强了他们把抗战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
其次是抗战的组织准备。为促成全国抗战，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和南京政府提出，将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并将红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番号`编制统一直接受南京政府与军事委员会指导。为适应这一变化，中央决定对部队进行一次统一的相应教育。但对内强调：番号`名称着装可以变，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坚持共产党领导`政治工作制度绝对不能变。特区政府的一套独立制度不能变。当然，对一些政策作了相应的改变。如在土地政策上，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以“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枪出枪，有粮出粮”的口号，代替过去“打土豪`分田地”的口号，以抗日累进税代替过去提出的取消一切苛捐杂税的主张。
为增强党内团结，整训期间，我们还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张国焘错误的活动。记得大概是在一九三七年五月，红一`红四方面军联合在红一军团军团部驻地宫和镇开了一次两个方面军的团以上干部大会，我们二团是我和季广顺两个人参加了会议。为召开这次会议，军团部临时搭了个草棚，我们就在这个棚子里开会。
任弼时专程由延安代表中央到宫和镇来主持会议，参加会议的其他领导还有杨尚昆`聂荣臻`左权`袁国平等。会议首先由任弼时作报告。他系统地谈了张国焘的错误，讲了懋功会议`两河口会议`毛儿盖会议`巴西会议上张国焘同中央的分歧，讲了张国焘怎样阻止红军北上，怎样拉队伍南下，讲了张国焘在被迫北上后，又怎样力主红四方面军主力渡过黄河，以致西路军遭到失败，大部分同志被杀害，枪支被缴械，队伍被消灭，仅剩下少数同志一个一个地分散回到陕北苏区。在系统谈了张国焘的错误后，任弼时又强调要把张国焘的错误同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分开。他肯定了四方面军全体干部英勇奋战的精神，强调一`四两个方面军团结的重大意义。
任弼时的报告后，接着发言的主要是四方面军同志，其中以王新亭的发言给我的印象最深，因为他发言中批判揭露材料最多，我们一方面军的同志由于不了解情况，只是一般性地表了表态。
会议前后历时十天左右，张国焘本人没有到会，批判是背靠背的。会后，中央还将张国焘的错误传达到了全体干部和党员。最后，中央为争取和教育张国焘，给予了他一个悔过自新的机会，分配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的副主席。至于张国焘最后只身逃出边区，投入国民党的怀抱，那只是他个人的问题了。
为了提高干部的军政素质，除派遣部分干部去延安抗大等学校学习军政理论之外，各部队对在职干部的学习也都抓得很紧。由于我们这些干部特别缺乏军事理论知识，除了系统学习军政理论外，还把毛主席在抗大所讲的战略战术问题，向我们作了传达，以帮助我们深入学习军事理论。
在部队的军事训练上，则主要是强调对战士进行队列战术的教育，有计划地开展军事训练。同时，在部队开展以识字和算术为主要内容的学文化活动，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兼文化教员。
邓小平就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后，十分重视干部的学习问题，尤其是对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抓得很紧，有时还进行测验。一次邓小平给红一军团每个团以上干部发了一份试卷，上面有十几个问题，要求大家写出答案，由他亲自一一批改。记得那次考试我得了九十五分。另外，邓小平还要求大家写日记，把每天做了此什么事都写出来，一是可以帮助记事，二是可以借此来提高文化水平。这个习惯我一直坚持了许多年。可惜的是，我写的那些日记，后来在战争年代中都散失了。
一九三七年六月，一军团还举行了一次运动大会，参赛的有一师`二师`四师和军团直属队。那时一师的师长是杨成武，政委是邓华，二师师长是黄永胜，政委是萧华，四师师长是李天佑，政委是杨勇。二师选了五团为代表，由萧华亲自带队参赛。
运动会大概开了半个来月，一共分军事`政治`体育三大项目。先是军事技术比赛，如射击`刺杀`投手榴弹`爬障碍`修工事`过独木桥等。然后是体育比赛，包括篮球`排球`跑步`跳高`跳远等。最后是政治测验。每天晚上，各参赛队还进行唱歌和演节目比赛。在这次运动会上，由于一师的杨成武`邓华`特别是邓华抓得很紧，事先作了充分准备，结果一师在大部分项目中得了第一，总分也是第一，二师全面败下阵来。二师本来是一军团的主力，各方面工作一直都是走在前面的，这一次败阵，弄得二师的同志都很不高兴。萧华好胜要强，这时候一看二师成绩不好，就认为是裁判不公正。于是，在开会总结发奖的前一天晚上，私自把五团带回了驻地。对此，军团聂荣臻政委`邓小平主任非常生气，严厉批评了萧华。
后来萧华被调去延安学习，邓华调到二师当了政委。邓华要求严格，以身作则，什么事情都从自己做起，从师司令部`政治部做起，他每天都亲自到操场去和大家一起参加训练。有个小青年干事，跳木马跳不过去，他就帮助推着跳过去，这一下，大家都紧张起来了。军事技术`体育运动`政治等几大项目，很快的就都上去了。黄永胜对军事训练抓得也很紧，天天亲自带着部队演习`下操，亲自到场检查，部队很快就变了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