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连夸：干得很好。
另外，据上海站站长王方南回忆，5月23日，蒋介石在“江静”号军舰上作出上海总撤退决定的当天，他与副站长王仲青接到毛人凤的电话，要他俩赶快去毛的住宅。当他俩来到蒲石路毛宅时，毛人凤正好送一个穿长袍戴眼镜的人从楼上走下来。毛人凤对那人说：“再见，要好生干，将来回来，请求领袖给你奖励！”那人连连点头而去。王方南一看就明白，毛人凤近来一直在单独接见秘密潜伏的特工，眼前的陌生人，就是其中的一个。随后，王方南、王仲青上楼走入毛办公的房间，见总务处长成希超也在。
毛人凤劈头就问王仲青：“你布置的几个人都弄妥了？”王说：“都弄妥了，只是褚善衡要买房子还缺一点钱。”毛人凤转身问成希超，还有钱没有？成说，还有100多块银元。毛人凤即令全部交给王仲青。接着，毛人凤对二王说，由于形势急转直下，自己马上要去台湾，你们在上海要维持到最后时刻，必须做的工作不能轻易放弃，当站长的不可置党国的困难于不顾，应该最后撤退。旋即又问玉方南，上海站还有多少人没撤？王说：“还有十几个人，与几个家属。”毛问：“你们准备怎样撤退？”王说：“上海站本来准备一只小火轮停在黄浦江，但因为封锁交通，黄浦江不能停泊，小火轮开出去了，现在正在另找交通工具。”毛人凤说：“岑士麟（交通警察总局二处处长）那里有船，我要他拨两只机帆船给你，作为上海站人员撤退之用。”一面说，一面写了张给岑士麟的纸条，要王方南去虹口新亚酒店同岑接洽。
毛人凤又说：“船只停在吴淞口处，你可搬到虹口去住，等到最后去吴淞口乘机帆船到舟山，再转往台湾。”毛见二王精神不够振作，便打气鼓励说：
“共产党的军队刚进城市，先来的是军队，政工人员在后面，万一你在共产党军队刚进城时走不掉的话，只要在共产党的政工人员没有来以前，你们仍可逃走。”讲到这里，毛人凤看了一下手表，回头关照成希超准备动身。二王表示要为毛送行，毛人凤说不用了，再三叮嘱要把撤退前的工作做好（包括潜伏），于是握手告辞，毛人凤和成希超坐车去了飞机场。
上面的二则回忆，一则发生于4月，一则发生于5月末，可见，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里，毛人凤一直没有中断过潜伏工作的布置，而且大多是在背靠背，互不通气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
毛人凤在上海期间，干下的第三桩秘密勾当，是指挥毛记特工系统的公秘单位，会同淞沪警备司令部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逮捕，名单主要由保密局上海站、上海市警察局刑事处、上海市社会局、中统局上海办事处、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等单位提供，涉及的“嫌疑犯”，大多为进步工人和学生。
逮捕行动从4月26日开始，参加的除淞沪警备部队外，还有稽查大队警察、交警总队、中统上海办事处等特工组织，总计逮捕了3000多人。行动之前，毛人凤传达了老蒋的指示：“过去由于我们杀人大少，对一些反对我们的人没有杀掉，所以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怕我们。今后，只有多杀掉一些，才可以挽回这种不利于我们的局面。”接着，毛人凤加以诠释，认为：总裁的这个指示，非常英明，不但打击了敌人，还能起到尽力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后方秩序，支援前线的现实作用。与会的特务头子们心领神会，于是一场血腥的屠杀也随即开始，直到5月末撤出上海期间，据毛森汇报，共杀了1300余人，这是毛记特务组织对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
群“毛”重聚首
5月底，毛人凤来到台湾，见着了军统“五毛”中的“二毛”毛万里、“小毛”毛钟新，大家互诉经历，居然各有一番撞击地狱之门的惊险过程，听得毛人凤咋舌不已。
4月里，戴笠之母戴兰氏病逝，毛万里作为毛人凤的代表去江山老家奔丧着实忙碌了一阵。万万没有料到，中共军队进展神速，5月3日杭州宣告解放。此时，毛万里正住在江山县城内商会会长姜春山的家里，陡闻恶讯，马上关照续娶的新夫人朱挹秋和儿子毛世荣整理行装，准备往南逃遁，计划是途经福建再到香港。由于交通工具有限，毛万里让儿子先把继母送到福建南平，然后再返回江山接自己。谁知，又是一个估计不足，当毛世荣去南平折回时，江山县城已被解放军攻占，毛世荣只好顺着江山甘八都到福建浦城的公路沿线寻找父亲。
5月6日，毛世荣终于寻到毛万里，只见父亲一身的尘土，满脸的胡茬儿，沉重的双脚拖着疲惫的躯体，一歪一趔地行走在公路上。毛世荣激动地喊了两声“阿爹”，毛万里好像没有听见，急得毛崽一个劲地揿汽车喇叭。
响声刺激了毛万里，回头才见是儿子，顿时喜出望外，甩开双腿往前跑，不知怎的，膝盖一软，和身跌倒在地上，要不是身边的随员搀扶及时，不知会摔成什么模父子相见，才知毛万里刚从姜春山家出来，迎面便碰上了解放军，幸亏跑得快，没有当俘虏。接着，车子开到浦城，小歇一天。第二天，传来前方建瓯站被解放军攻克的消息，毛万里决定丢掉汽车，绕上山路，步行走向福州。一连走了五六天，随身人员只剩下一个副官，一个警卫。此时，毛万里身躯已经发胖，脚板上又生着鸡眼，疲惫加疼痛，折磨得他身心交瘁，根本挪不开步子。开始，随行人员不少，大家半扶半抬地总算每天能前进五六十里路。后来，人手渐少，走上二三十里路，便要歇歇了。这一天，毛氏父子步入建阳县境内，宿在一个碉堡里，睡梦中被解放军包围了。毛万里毕竟是干特工的出身，善于应变，当场关照毛世荣，从现在起不可再以父子相称，大难临头各自飞吧。如果跑到福州，就去某街找某人，他会告诉你去台湾的路程，接着，两人销毁所有可以表明正式身份的证据。
从碉堡里出来，毛万里假扮成资本家，拿出备用的身份证接受检查，对方见他人胖，穿西装，打领带，居然相信了。毛世荣年纪轻，身强力壮，穿一件皮前克，被解放军当作汽车驾驶员留下。结果，毛万里独自跑到福州，再去台湾，真可谓不幸之幸，捡回了一条命！
听毛万里叙述，毛人凤还得知，自己在老家的原配夫人姜春梅和几个哥哥都留在吴村乡水晶山底，没能跑出来。另外，5月5日那天，毛万里还在江山县城见到戴笠的儿子戴藏宜，估计也没能跑出来，这些都令毛人凤忧虑，因为受特工家属身份的牵连，他们多半会受一番磨难。想到这里，毛人凤不由地长叹了一口气。
“大毛”（毛人凤）叹气，“二毛”（毛万里）沮丧，“小毛”（毛钟新）却是惊魂难定。虽说生死间隔于一发的危险使他害怕，但失职造成的恶果，更使他不敢正视毛人凤一眼。5月初，有关湖南军政首脑暗通中共的情报连连传来，毛人凤决定再次派毛钟新前往长沙组织暗杀。毛抵湘后，协同夏松建立“湖南政局侦防组”，具体落实毛人凤的指令，为此，毛钟新还拟了一份暗杀对象的名单，程潜首当其冲，接下来是程星龄，唐伯球、邓介松、萧作霖、唐生明、张严佛等十多人。不知哪个环节出了纰漏，风声不慎外露，毛钟新一连接到几封恐吓信，声称索取毛命，易如掐死一只臭虫，吓得“小毛”慌不择路地逃出了长沙。
就这样，保密局于湖南最后的努力，由于毛钟新的敝帚自珍（怕死），无功而返。从前，落在戴笠的“家法”之下，受牢狱之苦是轻的，送去“殉法”也不为过。对此，毛钟新捏着一把汗，战战兢兢地向毛人凤汇报了长沙之行的经过。也不知毛人凤是珍惜群“毛”的乡谊之情呢，还是受毛钟新夸大情况的“蒙蔽”，非但没有追究，反而重新委任，派他去羊城兼任广州办事处的副处长。
随后，忍着“骨肉”创痛，着手重整残局。毛人凤先让潘其武、叶翔之等人在台北市士林芝山岩安下“毛记保密局”的窝，该有的部门不能缺少，诸如设计委员会、局长办公室、督察室、总稽核室、机要组、核算组、布置组、特种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第一处（情报）、第二处（行动）、第三处（人事）、第四处（电讯）、第五处（司法）、第六处（经理）、第七处（总务）等全部挂出牌牌，哪怕先有师傅，后请小僧也行。
接着，再举办特务训练班，以补充新鲜血液。训练班设在台北市郊区内湖乡，又称“内湖训练班”，班主任由毛人凤自兼，负责实际工作的是毛万里，学员主要从香港、澳门和东南亚国家招考。由于这些学员一般都没有复杂的政治背景，也不与旧的派系存在于丝万缕的瓜葛，日后自然会毫无困难地成为毛人凤的“私产”。由此可见，毛人凤自固根基，已开始走出纯粹地继承戴笠“遗产”的格局，而是嫁接戴笠的经验，蓄养烙有“毛氏”印记的学生阵营，这为今后经营台湾落下了一着深谋远虑的棋子。
大内密杀令
戴笠失宠时，毛人凤曾经品尝过墙倒众人推的滋味；戴笠“殉难”后，毛人凤又想象过树倒猢狲散的情景，幸而都没有成为现实。但是，自从南京、上海迅速失陷后，国民党政权的土崩瓦解却给他带来了重新体验创痛的机会。8月1日，程潜发表和平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政权。
8月4日，程潜与陈明仁等宣布起义，湖南全境解放，国民党几乎未作像样的抵抗，便痛失整个华中。8月13日，在香港的国民党中央委员、立法委员黄绍竑、贺耀祖、龙云等44人发表宣言，宣布与蒋介石政权决裂。8月17日，解放军攻克福州，福建大部分获得解放。8月26日，解放军攻克兰州，继而，甘、宁、青陆续建立人民政权。9月，陶峙岳在新疆宣布起义。国民党终于丢失大西北。
面对屡屡出现的“附逆”现象，蒋介石不止一次地对毛人凤说：“叛变我的人比共产党更可恶！”毛人凤很少看到老蒋用“这样”的神色、“这样”的口气跟自己讲话，顿时觉得有一种预感逐渐逼近，他相信：总裁肯定不会轻易饶恕这些家伙。
毛人凤的估计一点不错。蒋介石自下野“归隐”奉化以来，常常被反省后的懊恼萦绕。他恨张学良，恨杨虎城，以为是他们的“兵谏”（西安事变），让自己错过了消灭共产党的机会；他恨李宗仁，恨白崇禧，认为是他们的“捣乱”干扰和分散他的精力，不能始终如一地把反共进行彻底；他恨陈仪落井下石，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到共产党一边。而这一切的一切，又是这些忤逆们“恰当”地利用了自己的宽容，不计较他们以前的过错（指从事反对老蒋的活动），乃至养痈遗患。倘若不是政权濒临覆灭，老蒋对自己的气度或许还会抱着欣赏的态度。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因此，当毛人凤在奉化请示如何处置杨虎城、陈攸等人的问题时，老蒋的所言所行，便是懊丧恼恨情绪的激烈反映。5月里，老蒋在上海指挥淤沪防御时，对毛人凤下达指示，又说到过去杀人少，现在不杀不行之类的话，进一步加深了毛人凤的印象。
6月21日，蒋介石乘飞机从福州到台湾。24日，在台北市郊草山选了一所别墅当官邸，他说，就在这里定居了，遂改“草山”为“阳明山”，（老蒋信奉王阳明的学说）。7月14日，老蒋飞广州，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召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中央政治会议联席会议，最后以中常委的名义通过决议案，设立“中央非常委员会”。决议规定：“非常委员会”为非常时期的最高权力机关，政府一切措施必须先经非常委员会决议通过，方为有效。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兼任非常委员会主席，结束了7个月的退居生活。
蒋介石出山，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政治形式的转换，即幕后操纵变成了台前指挥，但老蒋企盼的象征意义，却不能仅仅局限于名分的匡正上。他明白：有权无势，等于无权；有权无术，等于无权；有权无威，等于无权。眼下，要收拾败局，恢复信心，严格要求，严肃纪律，严厉制裁缺一不可。未几，惩罚叛逆，以儆效尤的刺杀密令便交到了毛人凤手里，李济深、张治中、龙云、傅作义等人，赫然在册。
此时，毛人凤已将总裁的心理揣摩了好久，一闻密令，七窍贯通，立即制订了一个有关刺杀对象与奖励办法的条例，共有6条：
一、凡杀害解放军师级军官，或解放区县长以上干部，或起义的国民党同级别军官、同级别文官，或原军统少将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五千到二万元。
二、凡杀害解放军团级军官，或解放区县长、局长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中上校级军官，或原军统上校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三千到五千元。
三、凡杀害解放军营级军官，或解放区科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中级军官，或原军统少校级者，发给奖金银元二千到三千元。
四、凡杀害解放军连级军官，或解放区下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下级军官，或原军统尉级者，给奖金银元一千元到二千元。
五、凡杀害解放军高级将领，或解放区高级干部，或起义的国军高级将领和高级文官的，给奖金银元二万元以上。
六、凡在解放区开枪而暗杀未遂的，经查明后，给奖金银元五百到一千元。
毛人凤制订的这个条例，沿用了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传统办法，还至少在三个方面作了发挥：第一，把重点暗杀与大面积的暗杀结合起来；第二，把暗杀叛变分子与暗杀中共干部结合起来，其间，专门“强调”了“附逆”的特工人员；第三，不仅奖励杀人者，而且还奖励暗杀行为。这样一来，整个暗杀行动势必会变得更加广泛、更加残酷、更加恐怖。
条例制订完毕，毛人风上报老蒋，很快得到了批准。于是从八九月份起，由整个“毛记”特工系统担纲的暗杀活动进入高潮。
夜行人霹雳索命
当然，由毛人凤直接关心并亲自指挥的暗杀活动所涉及的对象，主要是老蒋眼里的“钉子”。追溯其序幕，当开始于1949年1月，包括没有付诸行动的刺杀李宗仁，以及付诸行动的刺杀何思源。
何思源，原北平市长，是代表傅作义与中共方面商洽和平解放北平的重要人物。1949年1月中旬，老蒋根据毛人凤送呈的情报，知道了傅作义正与中共平津前线的联合司令部在进行秘密谈判，参与者有华北“剿总”副司令长官邓宝珊、马占山，政工处长王克俊，以及原北平市长何思源等。出于警告的目的，老蒋决定断其羽翼，“劝”傅悬崖勒马。1月15日，叶翔之携带毛人凤“无论如何要干掉一两个”的指令，飞抵北平。于东城弓弦胡同15号保密局北平的总部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毛惕园等人的介绍，决定选择何思源为暗杀对象。其一，此人近来特别“活跃”；其二，已是卸任官员，下手容易一些。
会议结束后，叶翔之先向毛人凤作了汇报，获批准后，再对北平站的头头王莆臣、宋元和下达处死何思源的命令。刺杀任务具体由侦防组长谷正文负责，他手下有个杀手，叫段云鹏，绰号“云里飞”、“赛狸猫”，是京津一带有名的大侠“燕子”吕三的高徒，自幼练得一身武艺，轻功尤为了得，飞檐走壁，如履平地，戴笠早年落泊草莽，喜欢结交江湖人物，当了特务头子以后，旧习难改，段云鹏便是他搜罗到麾下的一个“高人”，几经锤炼，便成了军统中著名的“行动专家”之一。
段云鹏接受指令，按老规矩去何宅“踩点”，了解何家有多少人口，几男几女，起居习惯如何，同时，布下暗哨，进行监视。
1月17日，傅作义召集会议，决定派何思源为代表，定于18日出城，与解放军接洽。叶翔之、王莆臣知道后，要求谷正文无论如何，须赶在何思源出城之前，执行完毕。谷正文立即下达指令，段云鹏说已经有个方案，具体的做法是：全体参与行动的人，都化装成散兵游勇，于当晚，集中于何宅附近，段先纵上房顶，下到院里，打开何宅的后门，把人放进去，分头将何家的男女人口捆绑起来，向何市长“借”几个钱用用，说是要回老家，没有盘缠，等到把金银财宝搞到手，便开枪把何思源打死，从后门撤走，整个行动，就跟打劫一样。
叶翔之觉得这个计划不错，既能达到目的，又不暴露政治意图，便慷慨地对段云鹏说：“我已从空军那里给你们备好了专机，任务完成后，全体参加行动的人员和家属马上撤到南京，带不走的东西，一切损失都由保密局负责赔偿。”半夜11点，段云鹏带领行动组的人员来到锡拉胡同12号（何宅），瞅瞅四下无人，一个猫腰窜上匡顶，匍匐在瓦面上朝里看，发现住在中院的何思源夫妇尚未睡觉，两个女佣正低着头缝棉被。于是，照约定的暗号传下讯息，表示“正点子”在屋里。小特务接到暗号，快步跑到了弓弦胡同向谷正文汇报。正在这个当儿，何宅来了“客人”。段云鹏觉得蹊跷，攀住屋檐，一个黑蛇绕柱，滑到了窗户旁，隔着窗根子朝里看，暗幽幽的，只看得清人影，于是，把耳朵贴在窗缝上，也不知说话的人声音太轻，还是“云里飞”的听音功夫不到家，什么收获也没有。其实，来访的人还真是不速之客，从中共那里带来了消息，关照何思源提高警惕，谨防18日出城前发生意外。
再说，小特务一溜烟跑到了弓弦胡同后，未及汇报，王莆臣、宋元和便有了新的想法。原来，他们从叶翔之的匆忙飞走中，想到了一个后手：这次行动去那么多的人，万一有个闪失，泄露了真相，傅作义能放过北平站吗？
常言道：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如果真的把北京站搭进去，太划不来了。
于是，临时决定，改用地雷爆破的方法，只要放好了定时器，人全部撤走，就不会留下痕迹。接着，迅速召来社长城技术总队的人，指导谷正文的部属安装定时针，这时，久候未见回音的段云鹏，也回到了弓弦胡同，张口问怎么回事？谷正文说，计划有了改变，段云鹏当即对王莆臣的谨小慎微，流露出了一丝轻蔑的表情。
第二天，凌晨3时，段云鹏再次带人从弓弦胡同出发，吉普车停在距何宅不远的韶九胡同。段云鹏还是先行“踩点”，见何宅男女均已入睡，招呼同伙把地雷送上。一共4只（定时指针拨在4时50分上）分作两堆，选了两个有身手的，各挟一只攀墙而上，剩下的，段云鹏一手一只，平端在胸前，背贴在墙上，施展绝技“壁虎游”功，嗖嗖地上了房，按预定位置摆好，迅速撤离。
说来也巧，何恩源送走客人后（凌晨2点）没有回卧室打扰已经熟睡的夫人、女儿，在儿子的屋里歇了。这一段时间，段云鹏正好回弓弦胡同，没有看见。到了凌晨4时50分，轰隆一声，卧室顶上的地雷爆炸，何思源和两个儿子惊醒，冲出屋门去卧室里救人，女儿一死一伤，夫人昏迷不醒，急忙送医院抢救，头颅骨里取出4块弹片，由于伤着神经，自此留下了终身残疾。
爆炸案顿时震动了整个北平城，特务们趁机造谣：说是城外的解放军向城内开炮，何宅中了两发炮弹。随即，王莆臣命杨清植（北平警察局长）和稽查处长毛惕园，以调查爆炸案为由，不露声色地将安放在地雷中的定时指针的残骸取走，没有留下任何蛛丝马迹，手脚固然不失麻利，但没能阻止何思源出城，他与中共方面的会晤，仅仅推迟了一天。蒋介石得到报告，责怪保密局办事乏力，却怎么也不会想到，王莆臣等把万无一失的方案改成了明哲保身的方案。后来，傅作义决定走和平解放道路，行事前，考虑到保密局北平站的“温和”态度，同意将王莆臣等放归南京，真可谓：多了一个心眼，少了一份危险。
小鬼头屡设陷阱
七八月间，随着众叛亲离的加剧，暗杀活动渐入高潮。先有民革的叛变分子张序，接受了毛人凤的指令，负责暗杀李济深。
李济深是国民党内老资格的反蒋派领袖。抗战时期，他真诚拥护中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开始与共产党合作。日本投降后，李坚决反对老蒋的独裁内战政策，于1948年发起成立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被推任为主席。同年5月，他响应中共中央关于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由香港进入东北解放区。
北平和平解放不久，他又来到北平，参与中共的建国大计。蒋介石丢失上海，恼怒万分，点名要李济深的脑袋。为此，毛人凤设法找到了化名为何友芳的张序。
张序原先是李济深的副官，自信有亲近李济深的机会。于是，奉命潜往香港，伺机动手。当时国民党中有很多中委、立委、监委在那里“观风”，毛人凤估计李济深会从北平赴香港争取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