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大姐亲属极少，只有一个侄子，也从未找大姐要求什么帮助。总理亲属多，每月固定拿出100元帮助这些亲属，其他临时性的援助还不少，包括接济来北京看病的周家亲属，包括婚丧之类大事，邓大姐从不让总理操心，都是主动解囊相助。她对我们说：“这样可以解除总理的后顾之忧，也可以减轻社会负担。不要让他们麻烦政府或向单位申请补助……”
所有这些情况，总理心中都是有数的。但他还是让我们算了一次帐。
一个月的帐算下来，总理的工资扣除各种开销，所剩无几。总理特意和大姐一道看帐，然后慨叹说：“哎呀，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这开销全靠大姐垫着呢。”
大姐嘴角漾出柔和的发自心底的一层浅笑。
从此，总理仍然喜欢请客。如果他不请客或少请客了，大姐肯定会不安，那就见外了。总理一如既往，只是改了一句话，“今天是大姐请你们的客。”这样一来，夫妻一体，大姐更高兴，感情也更深更融洽了。
周恩来深明夫妻生活不能流水帐，那样的生活越长越消磨感情，整天厮守也守不住，反而会破裂，会死亡。
周恩来善于用忙里抽闲的一点时间，给夫妻生活带来新鲜和乐趣。有时甚至搞点孩子式的恶作剧，这种小小的恶作剧确实能起到活跃夫妻生活，带来大乐趣的好效果。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有次周恩来在新6所办了一夜公，天亮时走出楼门，轻轻地发出惊喜之声：“噢，下雪了！”
雪花纷纷扬扬，轻盈飘忽地铺盖了大地，柔软得令人不忍践踏。对于连续工作了24小时的周恩来，需要的应该是睡眠。但是。鲜冷的空气驱走了困倦，柔软的雪花引发人情思绵绵。他面对雪天雪地凝立片刻，对我们吩咐道：“给大姐打个电话，请她来一下，我有事情要跟她说。”
可能总理想起了什么重要工作？我们赶忙往家联系，邓颖超估计是有急事，匆匆赶来新6所。
“什么事呀？恩来。”邓颖超进门就问。
周恩来已经穿上他那件海军呢大衣，一边往出走一边说：“出去说，我们边走边说。”
邓颖超对这个提议很满意，因为她有个嗜好，喜爱雪，喜欢欣赏雪景。新6所里的6栋小楼造型精巧雅致，满院草木丛茂；春天花开烂漫时自然贪心悦目，冬天赏雪也是相当诱人的。
薄薄一层积雪在脚下发出一种似有似无，扑朔迷离的声息，这种轻盈的声音很容易使人陶醉，使人神思悠悠。怕破坏这种感人的宁静气氛，所以走了一段路没人作声，而邓颖超已经情不自禁地与周恩来越走越近，像热恋中的情人一样挨近身体，融入一致的步伐和节奏之中。
“到底是什么事呀？”邓颖超的声音不知不觉变得柔似流水。
“请你来踏雪。”
“啊？我以为你有什么大事……”邓颖超的声音由高转低，最后几个字讲得已近乎喃喃，那抱怨嗔怪中分明充满了极大的喜悦和感动。因为周恩来已经接上话：“这事也不算小呀，你是喜欢踏雪的。可惜下雪的时候不多，我们一起踏雪的机会更少……”
就这样，两位经历无数大风大浪的职业革命家，在这样轻盈温馨的气氛中，紧紧走在一起，走过一圈又一圈。
那天的雪不冷，真的有一种温馨。
他们谈了许多往事，都是与雪有关。甚至谈到了雪山。那是长征路上，周恩来患了阿米巴肝脓肿，一直高烧昏迷。邓颖超虽然也患了肺结核，吐血，仍然从连队赶到总部担负起照护周恩来的责任。周恩来昏迷在木板床上，邓颖超就在地下铺点稻草睡。
“那次还是靠了从雪山上找来的冰块，我才活下来。”周恩来回忆着，“用冰块局部冷冻，才排出脓来。”
“那天从早上10点一直敷到下午五六点钟，你一说肚疼，我就松口气，说明你清醒了。”邓颖超伸手接接雪花，轻轻叹一声，“我扶你起来，你整整排了半盆的绿脓。”
周恩来深情地望一眼邓颖超，说：“那次病来得凶猛，大概跟虱子有关系。我那个羊毛背心，用力抖一抖，虱子就能下雨。”
邓颖超神往地说：“我一个小时就挤死170多个虱子，指甲都被血染红了……”
我说“神往”并非用词不当。其实，欢乐本身未必是幸福，苦。难往往才是真正联系着幸福。任何人，他的一生，欢乐总是模糊的，记不真切；然而苦难和伤痛却无法忘怀，特别是当这种苦难与奋斗同在的时候。刻在心里不忘的才是幸福。难道不是这样吗？多少当年的知青，他—们一生难忘的是北大荒，是延安，是内蒙古和云南。不断有知青相约回到插队下乡的地方，拥抱乡亲，拥抱大地，放声痛哭。他们忘不了那片给予他们幸福的土地和生活。但我还没听说什么人成群结队去拥抱欢乐一宵的歌舞厅或者哪个留过情影的花前柳下……
这以后，邓颖超就有了去新6所踏雪散步的嗜好。服务处的李维信同志曾回忆说：“邓颖超喜欢来这里散步，特别是赏雪。她对我有个特别关照：下雪时提醒我一声来看雪景……所以，每年冬天下雪，我都不忘给她去个电话，请她来看雪景。”
我相信，邓颖超每年冬天在新6所踏雪赏景时，周恩来一定会在她的心头明光闪烁，紧紧伴随着她。
周恩来以谈“重要事情”的办法“诓”来邓颖超一道踏雪，给邓颖超一个意外的惊喜。同样，应该作谈话的重要事情，周恩来偏不及时谈，最后也留给邓颖超一次难忘的意外之喜。
那是50年代，周恩来担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那时能走出国门的人不多，一旦组团出国就是大事，总理必须同出国人员谈话。那次，邓颖超要出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按惯例，周恩来应该同她谈话。可是，一直到出发那天，总理只是忙他的工作，并不同邓大姐谈话。
大姐要乘晚上10点的火车出国，都快动身了，总理仍然不同她谈话，会议上都采取什么方针，政策？持什么态度？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事项？这可是代表国家，而非夫妻间的小事。邓大姐急了，推开周恩来办公室的门，不叫“恩来”，高声叫“总理”。
“总理，我要向你提抗议了！”邓颖超紧皱眉头：“别人出国你都谈话，我出国你怎么不找我谈话2”
周恩来忙于批阅手中的文件，看也不看邓颖超地摆摆手，表示自己忙得厉害，不要这个时间打扰。
邓颖超生气地退出来，独自去作出发准备。
晚上9点，邓颖超上汽车赶往北京站时，周恩来不忙不慌地走出门，也上了汽车。
邓颖超以为总理送她去火车站，要在汽车上谈话，故意赌气，不提谈话的事：看你谈不谈，我叫你自己找我谈：
谁知，邓颖超不提，周恩来就不谈，到了火车站仍然不谈。看你能沉住气还是我能沉住气！邓颖超憋着这口气，偏不提谈话事，周恩来果然跟着她上了火车。其实，大姐料定总理必然要跟她谈话，公事而非私事，周恩来那样认真负责的人怎么会不谈话就放任她出国？她只是想早点和周恩来谈谈，要分别了，平时没说话时间，出国前有这个机会，正好多谈谈。可谁想到呢，周恩来迟迟不谈，难怪她心中有气。
在火车上，周恩来虽然聊了些话，却并不谈国际会议的事。眼看要10点了，邓颖超终于沉不住气，一边频频看表，一边催促：“快开车了，你还有什么要说的？”
周恩来笑着只顾谈闲事。
“你没别的正经事要交待的吗？”邓大姐一次次暗示，周恩来就是不响应，好象真忘了出国前谈话的惯例。
“要开车了。”邓颖超终于不打算抱希望了，最后看一眼表，开始“逐客”，“你怎么还不下车呀？”
周恩来笑得蹊跷，作势作态地看表：“早着呢，还差两小时呢……”
“你的表停了！”邓颖超又急又气，“已经10点……哎哎……”
话音没落，列车已经驶动。邓颖超喊了两声哎哎，绝望地把目光从车窗外移向周恩来：“叫你磨菇，这下子热闹了……”
周恩来淡淡地望一眼车窗外，不经意地说：“还是很正点的啊。”
“你怎么办？”邓颖超算服了周思来的静气，“在前面停一下？这可是趟国际列车。”
“我已经安排加挂了一节公务车，我要去天津同市领导谈工作。”周恩来故意讲得很平淡。
“你、你，你怎么不早说？叫我……”邓颖超松口气，真有点哭笑不得。
周恩来直到这时，才像个恶作剧的孩子一样开心得意地笑响一串，说：“咱们老俩口都忙，一直没机会聊家常，我这样安排，没人来打扰，不是很好很别致吗？可以尽情聊上两小时……”
邓颖超那种欢喜兴奋的情绪洋溢于色，两眼闪闪发亮。她的喜悦也带给了周恩采更大的喜悦，老俩口在火车上，谈国际会议，聊家常，那真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愉快的旅行。
车到天津后，公务车停了，国际列车继续行驶。周恩来留在天津处理工作。邓颖超从苏联回国后，与周恩来聚齐，又一道去南开中学等地漫步；旧地重游，回忆往事，老俩口难得那么轻松愉快。当时，我们工作人员都为他们那种纯洁深厚的恋情所感动，心里热，眼睛也热，那真是一种特殊的教育。
周恩来与邓颖超的爱情能够深挚持久，为人楷模，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们对爱情的专一。
曾经有一位美国的社会学博士来中国访问。他搞社会学，对中国的文明却难以理解。他曾见到周恩来的保健护士郑淑云，一本正经地问：“周恩来这个人说话你们为啥都愿意听！是不是因为他长得漂亮？”
“不对，先生，你说得不对。”郑淑云用东方的文明指正西方的文明：“我们的总理有一颗美好的心，他总是用事实说话，他总是以身作则，他要求别人的事首先自己都能做到，所以我们都愿意听他的话。”
周恩来英俊、威武、睿智；高雅、潇洒、风度翩翩。在西方人或许多东方人看来，这是很能吸引女性的。一些记者在观察时，也常常以自己的心思和观念去作评论。说什么“甘地夫人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倾倒”，说什么周恩来是“东方第一美男子”，连林巧稚也完全被“倾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