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年前，当我握住周恩来的手，回答他的提问，听他长时间的讲话时，我没想到要写出这部30多万字的文学作品。那时我是学习自动控制专业的大学生，还是个不满20岁的娃娃。
然而，当邓颖超逝世前同意我写关于周恩来的风范一书时，我准备写出的已经不止是这30多万字。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使用了毛泽东几名卫士长中一位卫士长的真名。尽管我在使用前征得了本人同意，尽管我在书的前言里讲得清清楚楚，这个卫士长是加引号的，不是生活中那个真实的人，但实际上社会仍然顽固地认为“卫士长”就是那个人。给他和我本人都造成许多麻烦。比如当事者都说那人“贪天之功，窃为已有”，“不是他做的事，他根本不可能知道，也说成他在场……”而他的亲属呢？又可笑地认为我“盗窃”了别人的“思想素材”，误以为我辛勤奔波采访，从天下得来的宝贵素材，都是他们那位因病而语言都有障碍的亲人所有，所提供，心心所想只是“版权官司”。
我不怕“官司”，但很烦“纠缠”。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麻烦，这本书虽然仍是采用了第一人称的自述体形式来书写，但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和卫士长的这位“何树英”，已不是生活中任何一位具体的人。他是作者笔下塑造的人。作者要写的是周恩来，所发都是作者本人议论，与其他任何总理身边工作人员的思想、观点、认识都无关。
我在采访中，碰过不少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的许多观点不能为被采访者所接受。我曾经写过的有关领袖的作品，他们保留不同的看法。认为与“真实”有“距离”；或认为“有损伟大领袖形象”；他们只同意搞文献资料，不同意我的纪实文学。这些人我从不勉强去采访，因为我更不承认他们的真实。他们那是掩饰的“真实”，不自觉地经过感情和固有思想水平限定了的“真实”。
也有许多人接受了我的采访。比如：
何谦，走过草地的红小鬼，1940年到总理身边，从延安跟随到重庆，跟随到北京，先后任警卫、副官、机要秘书，也曾代理过卫士长的工作，直至60年代。参加或接触了总理这期间所历经的几乎所有重大活动。
张树迎，跟随总理几十年，历任总理卫士、副卫士长，在成元功调离后，又担负卫士长工作，直至总理逝世。“文化大革命”中护送总理去长沙向毛泽东汇报的总领队是他；总理卧床后日夜陪护的有他；总理停止心跳前后他握着总理的手；总理逝世后，负责撤骨灰的还是他。他提供了总理衣食住行及工作及“文化大革命”中独撑危局及发现癌症到逝世的最详细具体的第一手材料，却又一而再，再而三严厉要求我在书中，只字不许提他。“你写总理，不是写我们，这一条你必须明确”。这是他为我点明的写作前提。
雷英夫和郭英会，都曾是总理的军事秘书；以军人特有的敏锐，用大量事实为我勾画出了周恩来的形象特征、与精神风貌；性格、品德、交往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整体气质。
我还采访了外事秘书陈浩、医护人员郑淑云、服务人员李维信等等三个系统的可以从不同侧面观察、叙述周恩来的许多同志，他们的讲述使我得以充实、完整我所要写的周恩来。
为了事实的全面、准确和完整，我还参阅了《周思来风范词典》、《周恩来传》、《周恩来传略》、《怀念周恩来》、《周恩来和他的秘书们》以及《啄木鸟》、《炎黄春秋》、《中华儿女》等刊物中的有关文章，从中作出比较判断，尽量争取接近真实，但我永远做不到完全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我只能说我有这个愿望，我经过努力了。
任何一件事，1000个人经历了会有1000种说法。在不违背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在人物、地点、时间、对话等方面，我尽量尊重已有文章的说法。但每件事所反映出的意义，我多数都与前人有不同思考与见解。请当事者们原谅我与你们的看法不同。
作者再次郑重声明：本文是写周恩来，而不是要写任何一位其他工作人员。我只对周恩来负责，尽量争取接近真实；而“何树英”纯粹是作者笔下虚构的人物。他是集中了何谦、张树迎、雷英夫、郭英会等等为代表的几十名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的形象与经历而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的政治观点和对问题的认识、议论，其实全都来自我权延赤，来自我对总理的亲眼目睹及了解。
《走下神坛的毛泽东》我本来也是这样写的，可惜选错了“卫士长”，用了一个真名而引来一场热闹。作家是不敢凑热闹的，热闹多了就无法多写文章。我这人还有点记性，一般说，同样的“错误”不犯第二次。
向所有为我写作此书提供了素材的当事者表示感谢。向所有审阅此书而给我以肯定和鼓励的专家、教授、领导人表示感谢。向编辑此书的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的同志及负责人表示感谢。
请相信，我从心里崇敬热爱周恩来。属于读者的权延赤1992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