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第42节

有时也提醒:“恩来,该吃饭了。”如果周恩来仍然不停止办公,那就加重点语气,改称:“总理,该吃饭了!”

这样称呼是为了表明,我不仅因为你是我丈夫才关心你该吃饭了,更因为我们是战友、同志,我必须站在全国人民的利益上来提醒你爱惜身体,按时吃饭。

总理逝世后,一些同志找邓颖超了解总理生前的各种事迹经历,邓颖超说不上来,只能歉意地说:“他的工作我不了解,许多事秘书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找秘书问去吧。”

周恩来与邓颖超结婚后,第二天便订立了一项协议:两人可以在一个地方或一个机关工作,但不要在一个具体部门共事。几十年来,他们都遵守了这个协议。

1982年,有人找邓颖超了解周恩来生前做的一项工作,邓颖

超说不出,她不了解。但她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一个严格遵守保密纪律的共产党员》。这是她所了解的周恩来——你不应该说的事,不要说;你不应该问的事,不要问;你不应该看的文件,不要看。越是党的负责干部,越是担负责任重大,越要以身作则地做到这一点;越是对自己亲近的人,越要警惕不出例外。

从通信确定恋爱关系时起,周恩来与邓颖超就确定了允许并尊重对方可以有秘密,只属于个人的秘密,不像传统世俗的旧观念,所谓夫妻一体,就不能有各自的独立性和隐秘。

周恩来和邓颖超确定恋爱关系后,彼此都不知道对方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邓颖超对我们讲过,直到结婚时,经组织沟通,彼此才知道对方已经加入共产党。但他们谁也没有责怪对方隐瞒了自己。

周恩来去南昌领导“八一起义”,与邓颖超握手言别,分明是生离死别,周恩来却什么也没说,直到离开武汉的那一刻,才笼统说一句:“我今晚要去趟九江。”去干什么?呆多久?何日再相见?怎么联系?周恩来没说,邓颖超也不问。直到12天后,国民党的报纸登出了“南昌起义”的消息,邓颖超才知道丈夫是去干了惊天动地的造反的大事业。

这种“互不打听”的关系一直保持到生命终结。周恩来在弥留之际,有一次醒来,与邓颖超手握手地互相望着,充满了无限依恋不舍的神情。他们彼此是最了解的,又是最陌生的。

周恩来的嘴唇轻轻抽动,邓颖超俯下身去,望着周恩来,等候他讲什么放不下心的事。

周恩来从喉咙里轻咳出一声,终于吐出郁积心底很久的一句话:“我肚子里还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邓颖超轻轻点头,目光里流出的是信任和理解。她用少有的温柔与平静,回答一句:“我肚子里也装着很多话没有说。”

他们彼此握紧的手用了用力,便全明白,全理解,全讲清了。那情那景,令我们陪护在身边的同志深受感动,并且对夫妇之道的认识一下子提高到了一个新境界,新层次。

当时,陪护总理的主要是我和卫士高振普,后来又增加了乔金旺。我们曾由总理和大姐的这两句对话,忆及许多往事。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时,总理的办公室里电话一个接一个,人来人往忙得不可开交。但是除了军事秘书,无论是邓大姐还是我们这些身边工作人员,却不知在忙什么。直到总理在人民大会堂正式宣布了,我们才和全国人民一样惊喜欢呼起来。

以后爆炸次数多了,就难免漏出点风声。

那是一次试爆前,总理办公室又是电话不断,一夜末睡。第二天早晨邓大姐起床后,见到值班警卫乔金旺,就关心地问:“总理睡了没有?”

老乔摇摇头:“还没有睡。”

“什么事啊,又一夜不睡?”

这本是随口问话,并非是存心打听。乔金旺从军事秘书嘴里听到一点影子,也就随口回答:“听说是风向不对。”

邓颖超出于关心,便推开总理办公室的门,探头问一声:“恩来呀,听说是风有问题?”

周恩来与邓颖超彼此的称呼,细琢磨是很有讲究的。

周恩来认识邓颖超时,周恩来21岁,邓颖超15岁,周恩来就叫邓颖超“小超”。这个称呼一直叫到他去世。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同事中邓颖超渐渐由“小”到“大”,称呼自然而然起了变化。在上海搞地下工作时,邓颖超是革命同志中年龄小的一个。所以大家也叫她“小超”。到了抗战结束后,重庆的党员干部里,多数是新鲜血液,都比邓颖超年轻,所以不知不觉就改称了“大姐”或“邓大姐”。周恩来始终把邓颖超叫“小超”,鉴于大家已改称呼,则对着邓颖超叫“小超”,对第三者讲话时,也随大家叫“大姐”或“邓大姐”。

邓颖超结婚时,称呼周恩来为“恩来”,偶尔也称“周公”。到了长征前后,周恩来蓄一部又长又黑又密的美髯,邓颖超便以这部大胡子改称周恩来“胡公”。抗战爆发后,周恩来主要在重庆主持南方局的工作,住处叫“周公馆”,邓颖超就很少叫其他,基本只称呼其为“周公”。“周公”一直叫到进城,叫到建国,便基本不叫了。改称“思来”和“总理”。一般倩况,夫妻间称“恩来”,公事和社交场合称“总理”。就是说,在称呼上也是“公私分明”。

现在,邓颖超在西花厅家中,只面对周恩来,自然是称“恩来”。偏偏她问的“风向”问题又是公事,周思来一听就生气了,猛地睁大眼,望住邓颖超严厉责问:“什么风向问题,是谁告诉你的?”

邓颖超自知犯了忌,无意中介入了周恩来的公事中,不敢隐瞒,用知错的语气解释:“我只听老乔说了一句是风向不对么……”

“你把老乔叫进来。”周恩来放下了手中的公事,这是要认真追究了。

乔金旺不安地走进总理办公室,脸有些红。

“你怎么知道是风向不对?”周思来声色俱厉,“是谁告诉你的?”

乔金旺噎住了。这事无论如何不能把军事秘书“卖”了呀。他索性低下头不吱声了。

周恩来见乔金旺这样,也没再发脾气。因为贴身警卫不是瞎子聋子,偶尔听到一句半句打电话或交谈中的话也是难免的。他对门口的邓颖超吩咐:“你跟老乔谈一谈,怎么能随便和人谈这类事情呢?”

总理这句话含了两层意思。一是乔金旺不该知道这件事,二是即便偶尔听到了,也不能跟任何人说,就是跟邓大姐这样的有夫妻关系的老革命家也不能说。

见总理开始办公了,邓颖超忙把乔金旺叫走。

“你呀,你也不要太紧张。”邓颖超先安慰一句老乔,然后批评和自我批评一起说:“总理呢,是严格要求。几十年都是这样,我了解。挨点批评就挨点批评吧。以后有什么事情不该跟我讲的可以不跟我讲,不该知道的我也不问就是了,咱们都接受教训。”

正因为邓颖超能够摆正关系,保持独立的自我,各安其位,所以免去了周恩来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并深得周恩来的信任。必要时,周思来敢于放心地托付邓颖超一些事。比如他的办公室门上的钥匙和保险柜上的钥匙,一天24小时不离身;平时装兜里,睡觉压枕下,起床时马上又装兜。邓颖超没有这两把钥匙。但是,一旦周恩来要出国,这两把钥匙交别人不放心或不合适,他只交邓颖超保管。他相信邓颖超会像接受保密任务一样把钥匙珍藏起来,不会暗去开门开柜。

记得有次出国访问,到机场时,周恩来想起钥匙还在兜里,忙装入牛皮纸信封,封死后,交机要人员送邓颖超保管。周恩来出访回来,与邓颖超见面时,第一件事就是邓颖超交还那个封有两把钥匙的信封。

周恩来笑着说:“嗅,你连信封也不打开检查一下?”

邓颖超说:“你怎么交给我,我怎么还给你。”

周恩来笑得更欢了,说:“我忘了告诉机要一声,这信封里还有我写给你的一个便条呢……”

不久前看到一些老同志的回忆,江青是不该问的到处问,不该看的想方设法要看到,为此跟机要秘书闹过脾气。与邓颖超比较起来,他们最后命运的不同,其根源首先不是在于自身吗?

志同道合未必能为夫妻,性情相宜也只能提供好的感情基础。加深这种感情并使之持久,毕竟还须双方的努力。周恩来属于妻子的时间很少很少,但他会温柔,善体贴,懂关心,所以他可以在很有限的时间里,给予妻子最大的满足,这无疑是他们夫妻之间关系亲密融洽的重要原因之一。

周恩来客人多,来谈话的,开会的,每天不断。他热情好客,喜欢朋友同事一道聚餐。到钟点了,他习惯说一句:“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大姐请你们的客。”

周恩来习惯讲这句话是有来历的。

刚实行薪金制时,总理留客习惯说:“别走了,一块儿吃饭吧,今天我请客。”

这本是家常话,并没什么不对。可是,有一次客人都是几十年的老战友,这些人到一起喜欢开玩笑,有事没多找点玩笑话气氛才显亲热。大家互相讲玩笑话,便有人说:“我们到总理这儿来就像一群敲竹杠的。”

周恩来笑着说:“敲敲好么,我愿意请客。”

邓颖超就在一旁笑着说:“怎么老是说你请客呀?你一个月有多少工资?你们是吃我的,别以为是吃你的。不信咱们分开算一算。”

这是夫妻间常开的玩笑话,谁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是夫妻一体,在钱上是不分你我的。寻常百姓家也常有这种玩笑话,说完就完了。

但是总理心细心秀,从玩笑话中想到更多内容。

一般妻子都希望丈夫有作为。女人爱男人首先往往是看这个男人是否有理想、抱负、追求,能否自强奋斗不息。庸庸碌碌的男人是最不招女人爱的。但是,一旦男人作出成就,女人是希望得到男人的理解和承认。这就像我们现在一首歌中所唱的:“军功里有你的一半,也有我的一半。”

总理在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邓大姐也是妇女中出类拔萃的,虽然他们所处的位置都是令人敬仰的,但作为夫妻,情感上也有普通人的一面。邓大姐一句玩笑话过后,别人都忘了,总理却没有忘,当真让我和管理员算算帐。

我管大帐,管理员管小帐;过去总算流水帐,却没算过这笔“夫妻帐”。我说:“大姐开玩笑呢,何必当真?”

总理笑得蹊跷,悄声说:“大姐说的是实话,我心里有数,请客其实都是花她的钱。所以我才要你们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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