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善于处理各种疑难杂症的大脑已经无法应付得了家务事，他的精力也大不如前，再也不像当初《纽约时报》所说的“简直就是健康和精壮的化身”、“虽然一天工作十多个小时，从来不见倦容。他处事果断，能敏锐地发现局势的要害，迅速做出重大决策”了。
当时护国战争已经爆发，袁世凯整日忧心忡忡，精神不振，再被家里这么一闹后，袁世凯从那天开始便饭量减少，慢慢身体就急转直下了。在各方要求总统退位的声浪中，袁世凯方寸已乱。
在奉天将军张作霖的“推荐”下，54旅旅长孙烈臣继任二十七师师长。在此时候，能够依靠的军队非张作霖莫属，自然有求必应。然而张作霖开始大力进行军事训练时，浑不见答应袁世凯出兵的动作。最后一根救命稻草也不灵转了，袁世凯见大势已去，于5月下旬忧愤成疾。
打击接踊而至。“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在年前拒绝了参谋总长的任命，不得已同意他“遥领”于南京。等到云南独|立，组织护，讨伐袁世凯。冯国璋鉴于全国讨袁运动兴起也就不再装病了。1916年3月9日致电袁世凯销假视事，从此放开胆量，公开反对帝制，遂成为“北洋派中反对洪宪皇帝之第一中心人物”。
冯国璋一面向袁世凯迭电密陈请“勿轻开战祸”，一面通过梁启超、胡鄂公等人与西南滇桂军阀唐继尧、陆荣廷信使往来，以促使西南独|立和陆荣廷攻击广州，逐驱袁世凯死党龙济光;同时，又劝说四川的北洋军与护停战，并且指使四川、湖南将军陈宦、汤芗铭通电拒绝袁世凯的命令。当袁世凯派曹锟率北洋军入川与护接火之日，梁启超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协助蔡锷反对帝制维护共和。冯国璋对来使说：“我是他(指袁世凯)一手提拔起来而又比较亲信的人，我的电报对他是个重大打击。我们之间，不可讳言是有知遇之感的。论私交我应该拥护他的，论为国家打算，又万不能这样做，做了也未必对他有好处，一旦国人群起而攻之，受祸更烈。所以，我刚才考虑的结果，决计发电劝袁退位。”于是，冯叫秘书拟好两电，一电致袁世凯，劝其退位;一电分致鄂赣与西南各省，表示他反对洪宪帝制的态度。
不仅如此，冯还主动联络江西李纯、浙江朱瑞、湖南汤芗铭、山东靳云鹏等将军联名发出密电向各省将军征求收拾时局的意见，时称“五将军密电”。其电文内容，要求南方者取消独|立、退出战区、及保护战地人民。要求北方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罪魁、请元首自行辞职以觇全国人民之意思。可见“五将军密电”是冯国璋企图以“中立”省将军首领的名义，召唤非独|立各省区，形成第三种力量，以图联合护，打倒袁世凯的一种计谋。
3月19日，当直隶省巡按使朱家宝将“五将军密电”呈送袁世凯过目时，袁气急之下，几乎晕倒，一手培植并赖以发家的北洋系居然也要算计自己了。此情此景，与当年段祺瑞领衔发出逼宫通电何其相似，不同的只是相逼之人和被逼之人不同而已。袁世凯实在难以接受这一现实，他对坐在身边的人说：“我昨天晚上梦见一颗巨星落地，这是我生平第二次做这样的梦了。第一次做梦后，未满一个月，‘文忠公’（李鸿章的谥号）去世，这次大约轮到我了。”
帝制派见此电，亦个个瞠目无词，足见“五将军密电”对袁氏帝制的打击程度。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对帝制斗争正方兴未艾，内部已处四分五裂、众叛亲离之势，深知已临灭顶之灾，但为了仍然保住权力，企图继续盘踞大总统职位，便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
退位心有不甘，接着开战又有所不能，弄到最后，心力憔悴，他的身体也垮了。到了1916年5月的最后几天，袁世凯已经不能办公；
袁世凯在清末的时候得过软足病，这也是当时摄政王载沣将他开缺的由头。辛亥革命爆发后，袁世凯复出，在入宫的时候还需要仆役搀扶。这一次，袁世凯得的病是膀胱结石导致尿毒感染全身，原本这个病是不会导致生命危险的，但袁世凯为人比较固执，一直不肯看西医、不肯动手术(大概也是因为发病的位置特殊，羞于启齿)，加上帝制后的种种不顺，急火攻心，更是加重了他的病情。
第126章 枭雄之死
自从“五将军密电”泄漏后，冯国璋与袁世凯的裂痕更无法掩饰。于是冯国璋—不做，二不休，决定对袁施加更大压力，以迫其将政权让予他。
为此，冯国璋于4月1日和16日公开致电北京政|府，劝袁及早退位。各省军阀纷纷效尤，亦先后通电劝袁世凯迅速退位，袁世凯不得不派亲信阮忠枢南下向冯国璋乞情。冯国璋在阮忠枢的请求下，答应联络各省，担任调停。5月18日，冯国璋邀集未独|立各省在南京召开代表会议。
冯国璋意图通过南京会议逼袁下台，由他取而代之。但由于倪嗣冲的破坏和各省区将军代表谋略不一，遂使南京会议夭折。冯弄巧成拙，被舆论斥责为：“与其名为解决袁氏地位之会议，毋宁名为解决自己地位之会议。”
给老袁最后一击的是他的心腹、四川督军陈宦的三封电报。这是陈宦的老师骆成骧便为陈宦代拟了三道讨伐袁世凯的电稿，骆并自信地说：“要气死国贼！”三道电报在1916年5月相继发出，前两道电文口气还比较温和，只是劝袁世凯退位而已，但第三道就让袁世凯气得暴跳如雷了：“自今日始，四川与袁氏个人断绝关系，袁氏在任一日，以其政|府名义处分川事者，川省皆视为无效。”袁世凯万万没想到，自己的心腹陈宦都会“反”了自己，气得大叫“人心大变”。
这一番折腾，老袁已经不支。等到病情急剧恶化、小便不畅后，在袁克定的坚持下，袁世凯才让法国医生贝希叶前来诊治，但此刻为时已晚。贝希叶建议袁世凯到医院去动手术，或许还有一线生机，但被袁世凯拒绝。在这种情况下，贝希叶只好在袁世凯卧室给他导尿，但此时导出来的全是血尿。袁世凯自知不起，便急忙让人把徐世昌和段祺瑞找来，并把总统大印交给徐世昌，说：“总统应该是黎宋卿(黎元洪的字)的，我就是好了，也准备回彰德去。”
6月5日，袁世凯一度休克昏迷。不过在清醒期间，他还是在案上遗书一封，上书：“为日本去一大敌！”不知是对自己一生的褒扬还是将来时局的预言。延至6月6日的凌晨6点，袁世凯终于一命归西，正应了骆成骧“要气死国贼”的话。
据说，袁世凯在6日凌晨昏厥复苏之后，对侍疾在侧的老友徐世昌低声说“杨度杨度，误我误我”；也有人说，袁世凯临终时说：“是他害了我！”袁世凯也没说这个“他”到底是谁，一般人都认为指的就是大公子袁克定。要说这复辟丑剧，袁克定还真要负一半的责任，他自己想做太子想疯了，结果是把老头子推到火上去烤，害得袁世凯一代枭雄，最后为这竖子所害，落得个可惜可笑又可叹的千古骂名，真是窝囊至极。袁克定这个人，不文不武，品不高，德不显，糊涂半生且不说，晚年还好男宠，结果因此而倾家荡产，潦倒而终。袁世凯有这样一个太子，又怎能不败？
由于袁世凯死的时候仍旧是在职的总统，因此黎元洪在继任总统后还以在职的规格给他治丧。当时中|央政|府除了拨款五十万公款用于丧葬费用外，还通令文武机关下半旗、停止宴乐27天，民间娱乐也停7天；文武官员和驻京部队一律佩戴黑纱；设立“恭办丧礼处”，以曹汝霖、王揖唐、周自齐三人承办大典丧礼，黎元洪、徐世昌、段祺瑞三人总负责。
袁世凯的死因从根本上说是一生事业的屈辱性失败，从表象上看是因为他不信西医。“他致死的病症，是膀胱结石症，最初的病状是小便困难。这个时候，如果住院导尿或者开刀，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他一向坚信中医，从不肯找西医来诊视”。（袁静雪《我的父亲袁世凯》）等到最终无可奈何地请来西医，已经晚了。
袁世凯的丧仪从另一个侧面颇为有趣地象征着他的一生。“这个仪式是新、旧习俗，中西礼仪的大混合”，“进行仪式的喇嘛们，有的诵经，有的吹奏蒙古乐器，而现代的西洋乐队却在吹奏欧洲的葬礼进行曲”。这独具特色的一幕，恰到好处地说明了袁世凯一生的之所以成功和之所以失败。
也许可以这样假设，如果袁世凯在1913年死去，他会作为一个进步人物被载入史册。不幸的是，他又多活了3年。正是在这3年里，他把自己从一个“一贯进步”的时代弄潮儿变成了开历史倒车的“窃国大盗”。
袁世凯死后，那些在护国战争中明里暗里反对他的袍泽故旧也纷纷“冰释前嫌”，或亲自或派随员赶到北京沉痛悼念老领导，所以袁世凯的葬礼也办得风风光光，备极哀荣。最可叹是那御干儿、原奉天将军段芝贵，他在得知袁世凯死讯后急忙从关外星夜兼程赶来，等到了新华宫灵前更是呼天抢地，涕泪涟涟，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死的就是他亲爹(真是孝子！)。
早在二次革命后号称“北周（学熙）南张”并立的张謇与袁世凯就保持着距离，虽然他支持袁的威权政治，但称帝是张不能容忍的底线。后来张听到袁世凯去世的消息，非常惋惜，他在日记里写：“三十年更事之才，三千年未有之会，本可作第一流人，卒毁于群小之手”。在张謇的眼里，袁是能改变中国的人，若能执政三十年，中国必能崛起。
由于袁世凯的葬礼过于奢华，最后结算的时候发现入不敷出，政|府所拨的专款扣去葬礼费用后不足以建造墓地工程。为此，徐世昌、段祺瑞、王士珍等八人联名发起公启，请求社会各界人士解囊相助，最后又凑到25万元，才最终结束了袁世凯的丧事。
作为帝制的倡导人的杨度，在洪宪帝制一出台时便遭到全国上下的唾骂声讨，杨度在家乡被骂为汉奸，他先前的好友梁启超称其为“下贱无耻、蠕蠕而动的嬖人”。作为自清或是自抑，杨度写下挽袁联以明心志：
共和误民国，民国误共和；百世而后，再平是狱。
君宪负明公，明公负君宪；九泉之下，三复斯言。
然而无论如何，一代枭雄，却落得如此下场，岂不可悲可叹？不过按张汉卿的意思，却是“自作孽，不可活。”老了老了来这一手，难道真是人老糊涂了？看来后世屡屡强调废除干部终身制是真的非常有必要。如果真的那么一天，张汉卿也决定绝不恋栈，见好就收，至多搞个资政或是顾问委员会什么的，像新加坡李氏王朝一样，大场面上能过得去就行，在青史上留个高风亮节什么的，不亦快乐乎？这些人为什么偏偏看不开呐！
树倒猕猴散。老袁驾鹤西去，他的拥戴者必然要向天下有所交待，即著名的所谓“十三太保”。不过，因为接手北洋的仍然是那群人，所以在动作时不能不有肘胳膊。
西南诸公提出的名单就是十三太保，即“筹安六君子”和“七凶”朱启钤、段芝贵、周自齐、梁士诒、张镇芳、雷震春、袁乃宽等人。但实际上助纣为虐的又岂止这13人？西南方面已经减少覆盖面了，以便于北方接受，但新任阁臣之首段祺瑞仍不接受，他根本就不愿惩治这些人，一则他与其中的不少人有血肉相连的关系，二则他虽不赞同逆流之举，但这些人死心塌地为袁效命的精神，却是维系北洋势力所必须的“传统”。他既继承的北洋团体的衣钵，袁之羽翼就是他的羽翼，所以不能不竭力为之开脱。
就在定夺这批名单时，袁克定打来急电替震震春、张镇芳乞情，冯国璋来电替段芝贵求情。因为他们也是有人马、有地盘的实力军阀，于是这三个名字就从名单是剔了出来；
李经羲则力保严复和刘师培“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名单中又少了两个；
又有人向段祺瑞建议，为向南方示好，李燮和胡瑛也不应列名，因此这两位“墙头草”也逍遥法外了；袁乃宽是袁氏的族侄，所以也被段祺瑞从名单中勾掉了。
这样一来，“十三太保”只剩下“五太保”了。北洋军阀又不好再搪塞西南军阀，便又捡了与北洋团体关联较浅的顾鳌、夏寿田、薛大可三人，其实他们三个只是个“跑龙套”的角色。就这，张勋还通电公然反对，说“主张虽有不同，无非各抒己见，罪魁功首，岂能以成败为衡？”
在讨价还价后，终于发出了惩办“祸首”的通缉令：“始祸请人，实尸其咎。杨度、孙毓筠、顾鳌、梁士诒、夏寿田、朱启钤、周自齐、薛大可，均著拿交法庭，详确讯著名鞫，严行惩办，为后世诫，其余一概宽免。”
可是即便下了通缉令，北洋军阀也不是真心要通缉这些人。早在通缉令下发前，中枢就通过各种途径，暗示榜上有名的人从速离开京畿。不久，杨度、孙毓筠、梁士诒等由北京搬到了天津租界，还有人被张勋召往徐州礼为上宾。其他不在名单上的参与者，因通缉令上有“其余一概宽免”的字样，仍然高枕无忧。所以说冠冕堂皇的通缉令，不过徒具形式，只是掩人耳目罢了。
第127章 军阀时代
纵观袁世凯在后来的败笔，史学家们各抒已见。但是不可争议的是，他死后，手下的各军队首领将中国分割成各自的势力范围，由此在中国形成又一轮的军阀纷争。在正史上1926年以前的十年间，这些军阀几乎一直无视名义上在北京统治这个国家的民国政|府，为了争夺地盘，相互之间尔虞我诈内斗不休，把北洋军阀成家以来最好一点家底挥霍一空。在工业经济无法提供其巨额军费时，为了获取税款，他们残酷地掠夺农村，把中国拖进了野蛮的无政|府动乱状态中，使得民国初期若干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时期之一。在西方列强大踏步前进的时候，中国却出现了停滞不前，从此近代史上又落后几十年，中国一蹶不振。
以下几个因素可解释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几十年中所产生的这一悲惨结果。首先，中国幅员辽阔，这使得中国内地许多年来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内地相当于一个巨大的贮藏所，几十年来注重传统的文官候选人一直是从那里产生。他们组成的官僚阶层由知识分子构眈而这些知识分子专心于儒家经典著作，因而，他们更强调的是伦理原则，而不是手工技艺或战争技术。这一统治阶级因以下事实而进一步受到约束：陈佛教外，中国没有或几乎没有借用国外东西的传统。因此毫不奇怪，尽管19世纪后半叶中国的确发生了变化，但它的变化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其它国家。
不过，不能让官僚承担中国失败的全部责任。年轻的、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人也应负部分责任。他们中的一些人虽然在民国初期起了主要作用，但他们却试图在中国建立一些与他们从国外，尤其是从美国观察、学习到的制度完全一样的制度。他们所建立的制度自然对中国人民毫无意义，很快就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
美国一位权威人士对这些不老练的政治家的这一失败作了生动的描写：“1911年在中国建立起美国共和政体的仿制品，真是荒唐可笑。……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个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它不代表政治思想，只是政治思想的一幅漫画，一幅粗糙的、幼稚的、小学生的漫画。……这种共和政体悲惨地结束了，即悲惨地失败了。然而，失败的并不是共和政体……而是一代人”。
是的，从现代角度再来看民国初期的政治，特别是政治强人袁世凯之后的政局，才会发现：整个中|央政|府形如一盘散沙，没有谁有绝对的影响力及制约力，“城头变幻大王旗”。如果是一个强大的国家，如同现代的美国，这种分立是一件好事，可以有效防止一家独大，从而在日常国家事务的处理上相互约束。但是在一个充斥内忧外患、四分五裂的国家里，这种各自为政是十分危险的。欧美日竞相在中国寻找其代理人，会让中国继续滑向半殖民地的深渊从而一蹶不振。
国不可一日无主，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一命呜呼后，中国又恢复了原来中华民国的旧制。在这种情况下谁来当总统呢？请孙逸仙回来不可能，因为控制着整个民政大权的是原来北洋军阀这些人。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可能愿意请孙逸仙。这个时候黎元洪趁乱从瀛台跑出来了，定居在北京东厂胡同，深居简出，避门谢客。
按照当时《中华民国约法》来讲，总统要死了，应该由副总统接任，名正言顺也该是黎元洪。所以最有名望的段祺瑞被众推着来到东厂胡同请黎元洪。
按说当时手中掌握权力最大的是段祺瑞，段祺瑞有军权，也有行政权，掌管着国务院。有人说，为什么段祺瑞这会儿不当总统呢？这时候段祺瑞也知道，自己要站出来当总统，就成众矢之的了，不服他的人会拧成一股绳斗他，犯了众怒他也挡不住啊。毕竟老袁尸骨未寒，焉知忠于老袁的部下不把老袁之死算在自己头上，要说作为曾经的跟班，自己可是反对老袁比较强烈的。
所以段祺瑞想，我得找个傀儡当总统。找谁呢，没有比黎元洪更合适的了。
虽然这位“洪哥”有武昌“首义”的功勋，却在中|央底气不足，他的阵营在湖北，而且被国民党搅乱了基层。就让他做了大总统，还不是任由自己搓圆搓扁，又何必拘泥于名誉地位呢？
另一位很有人望的“北洋三杰”之一、宣武上将军冯国璋也明智地不作出头鸟。当国会选他为副总统后，他不愿失去地盘，故在江苏就职，仍兼江苏督军。同老袁时代一样，“遥领”职务。
一石激起千层浪。关内的乱局，关外也受到了影响。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冯德麟就想趁着天下大乱，乘机大闹一下，也没人管不是？而且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现在情况不明，为了稳定关外局势，搞不好会有人向自己递橄榄枝呢。
北京既然管不了奉天的事，冯德麟乃向张作霖提出最后通牒，限当天答复，张遂请盟弟吴俊升出面缓和，吴见冯时刚提到“将军”二字，冯就破口大骂说：“他是什么东西？”吴俊升向冯说了许多好话，赔了许多不是，冯乃提出三个最后也是最低的条件：（一）用人行政需征同意；（二）奉天军政各费，不许超出预算，万不得已时须协同办理；（三）张作霖亲率廿七师全体营长以上的军官齐赴廿八师办公处正式道歉。
如果这样，张作霖人事权被牵制，冯德麟的手自然就伸到了北镇外，成为不是省长的省长；财政权上的一揽独大也被分割，再要资助卫队旅自然就名不正言不顺。“协同办理”，冯德麟自然要在扩充七个营的军费上讨价还价；主官给副手道歉，失去面子就不用谈了。
张汉卿自然火大，他冷笑着问张作霖：“人与财权都被分半，父亲这将军未免名不符实；而且冯德麟从未涉足政务，现在父亲在民政上也退了步，只怕冯德麟欲壑难填，得寸进尺。依我之见，干脆利落地回绝了他。动刀子动枪，咱们也不怕他。”
张作霖苦笑：“你以为老子不想？姓冯的这样故意我和添乱，选的是好时候。老袁归天了，一下子天下大乱，无论谁继位，都不愿意天下大乱。我若在这个时候和他彻底翻脸，打又打不得，姓冯的马上就能自立门户。若我们两人闹起来，中|央恐怕为了安定人心，极有可能让姓冯的担任热河都统。热河都统姜桂题年纪大了，我有信心把热河拿下。但若姓冯的做了都统，他的人兵强马壮，到时恐怕胜负就在五五之数了。所以不管怎么样，我都只能忍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