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耻乎？
第842章 日本式裁军
日本最著名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家、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国家主义的提倡者北一辉也推波助澜，他在1926年写了《维新革命论》一文，从明治维新的历史中总结出“维新革命不取决于戊辰战争而是由天下大势之颇频暗杀决定的”。
他认为“古今一切革命依靠军队运动是历史的通则”、“革命是青年的事业”、“是极少数者与极少数者的斗争”。这样，北一辉就补充了他之前在《日本改造法案大纲》中没有涉及到的“维新”政变由谁来完成的问题，把注意力放在青年军官身上。
从此，民间法西斯运动和青年军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信奉北一辉学说的青年军官慢慢形成巨大的力量。
他崇尚暴力，鼓吹战争万能，宣扬国土狭小的国家对外扩张是合理的，极力为日本的侵略政策制造理论根据。他还宣称，日本应当打败英美俄中等国，缔建一个庞大的世界帝国。北一辉的法西斯思想理论是日本对外扩张，特别是扩大对中国的侵略的直接理论依据。
持有相同论调的陆军军界强人宇垣一成大将在复任陆军大臣前即是亟图“解决满蒙问题”的人，在他的日记中曾经记有：“满州内蒙，应和日本成为一个经济单位，此乃日本最低限度之生存条件。”
“对支那关系，乃日本存亡、国民死活之重大问题。帝国对支那立场，有全般的与特殊的之分，特殊的，即为满蒙；满蒙对策之基点为：包容入帝国领土；使之独立为帝国保护领或自由国；更谋我经济进展并扩张权益……”。
但是日本毕竟底子还薄，穷兵黩武的后果渐渐在二十年代开始显现。一次大战结束时，日本陆军的常备师团总数已经扩展到了21个，海军也在进行“八八舰队”计划，这已经超出了日本这个事实上的小国所能负担的界限了。
比如说“八八舰队”如果建成，光每年的维持费用就是6亿日洋，而当时日本政|府的财政支出每年只有15亿日洋！加上一战以后的和平思潮，维持这么庞大的军事机器，确实有点荒唐。
再加上1920年代空前的经济危机席卷了世界，日本也进入了所谓“昭和恐慌”。东北部各县饿死不少人，卖儿卖女随处可见。这时候日本只能走“裁军”这一条路了。
1925年加藤高明内阁时，陆相宇垣一成进行了所谓“宇垣裁军”。其主要内容是裁减1/5的陆军军力，也就是4个师团，关闭5所陆军医院、两所陆军幼年学校。
宇垣裁军的主要思想是“以质量换数量”，并不是为国家预算省钱。节省下来的经费扩充了一个坦克联队（团）、一个高炮联队、两个航空联队和一个台湾山炮联队；开设了陆军汽车学校、通信学校，为陆军部队配备了飞机、坦克、轻机枪、汽车牵引炮和野战重炮。
精兵简政，走科技强军之路也算是正确滴。毕竟，假想敌中国地大人多，若是不能在装备上比中国军队好一点，靠弹丸之地的日本，怎么和中国斗？从这点来说，宇垣还是有先见之明的，也算是紧跟世界军事发展潮流者。
但宇垣裁军遭到了强烈的抵抗。
首先，裁下来的4个师团的军官们没处安置，后来就把他们弄到学校里去当军训教官。你说有哪个老师或学生会喜欢一个军官在学校里成天溜达的？于是纠纷不断，整个社会上就形成了一种“军人是吃闲饭的”看法。
军人受得了这个吗?这不刚刚打完仗，前几天大家还在喊万岁，怎么爬起炕来就不认人啦？到哪儿都看白眼，嫌哥儿们吃闲饭？哥儿们自己去找饭吃！总比在这儿当孩子王强。
不是用裁军的钱给了军人们好武器吗？嘿，人家不稀罕这个。
说起日本军队的保守，人们很喜欢举的一个例子就是日本军队的军刀。其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在各国军队里军刀就已经是礼仪用具，但日本军就是死抱着不放，在二次大战时还是作为一种制式兵器，是个官就得挎把刀，沉甸甸地吊在腰上，行动不便不说，倒霉的还造成事故。
日本刀是锻造而成，磁力很强，带着那军刀坐飞机对罗盘有很大影响。当时美军已经有了雷达，捕捉日军飞机时经常发现日军飞机飞的航线莫名其妙，起初以为是为了逃避美军跟踪，到后来才知道，是上面坐的军官携带的军刀在作怪，弄得飞机偏离航线。
飞行员技术棒的，还能纠正过来，碰到那技术菜的，或者是路线不熟的，那就直接飞天照大神那儿去了，连尸首都没有。后来日本称之为军神的山本五十六还好，毕竟落得个全尸。
回过头再说宇垣一成。宇垣是陆大第14期1900年毕业的，是所谓“军刀组”之一。宇垣从小就挺聪明，小学毕业后在母校当代课老师，14岁就通过了教员资格考试，成为正式教员，16岁居然当上了小学校长。
1894年的小学校长，怎么着也比现在的半野鸡大学校长要酷得多吧，况且只有16岁。
宇垣以“军刀组”的身份从陆大毕业，确实挺一帆风顺。先后当过驻德武官、参谋本部军务局长、作战部长、陆大校长、第10师团长、教育总监部本部长、陆相等要职。
但因为两件事得罪了娘家人陆军，一次是1931年3月，后来的甲级战犯桥本欣五郎和大川周明策划过一次政变，要推宇垣做首相。后来虽然宇垣自己制止了这次政变，但是讲不清楚到底参与到了什么程度。还有就是这次裁军，主要就是因为这事。
所以正史上1937年广田弘毅内阁总辞职以后，宇垣受命组阁，这时娘家人出来捣乱了。石原莞尔串通陆军又闹了一次妖蛾子，不出人当陆军大臣，于是宇垣只能灰溜溜歇菜。
战后1953年，宇垣又以最高票当选为参议员，有过几次要出任首相的风声，但就是没当上。日本人一提起宇垣一成，就会想到几十年在首相宝座边上转，但就是坐不上去的滑稽形象。
别看陆军罢过宇垣一成，宇垣在陆军中的影响力其实是巨大的。当时有个名词叫“宇垣派阀”，就是后来的所谓“统制派”，里面都是些什么人呢？
看看以后升上陆军大将的名单吧：金谷范三、南次郎、畑英太郎、阿部信行、本庄繁、松井石根、小矶国昭、杉山元、畑俊六。里面有两个后来的首相：阿部信行、小矶国昭，四个后来的甲级战犯：南次郎、松井石根、小矶国昭、畑俊六。
嗯？怎么没有中国人熟知的东条英机，他不是统制派的大哥大吗？别急，东条这时还没有混出来呢。
然而此一时彼一时，人民党政|府逐渐显露出来的力量使这一时空的侵略分子不得不掂量着发动在东北的局部战争有可能使中日两国陷入全面战争的危险之中。
当然他们不会假设到日本战败的情况，但是长期僵持依然是资源贫瘠的日本所不能承受之重。他们一遍又不一遍地进行着兵棋推演，臆想着蚂蚁吞象的场景。
但是张汉卿不会再让中国受凌的故事“情景再现”。工业及经济的复苏和跃进给军工力量以巨大的支撑，人民党在成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的影响已涉及到政治生活的各个方面，党和中|央政|府的威信空前提高，中华民族的凝聚力自鸦片战争以来得到充分表现。
这一切，让千年的泱泱大国涣发出新的活力，并已形成一股不可小觑的力量。
现在看不到帝国“长远规划和利益”的财阀和政客们，光想着和中国做生意赚钱，却忽略了他们对帝国的责任。他们一直对裕仁天皇占领满洲的计划推三阻四，让裕仁天皇在实现梦想中的中兴大业时感觉十分掣肘，是到了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的时候了！
从孝明天皇时代开始，日本就制定了在天皇领导下驱逐蛮夷统一国家的战略计划，首先是提高国力，实现现代化；然后以向海外扩张的方式和敌人作战，在日本和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区，保证日本的安全。由此而产生了“北进”和“进南进”之争。
北进派主张吞并朝鲜，侵占满洲、蒙古，后来包括西伯利亚地区，而南进派则认为应该占领或控制日本以南，包括海域诸岛及东南亚的南洋地区。
裕仁认为，北进只是国防的需要，丝毫不能解决日本人口过剩、工业品出口和战略物资来源等关键问题。日本人不喜欢气候寒冷的地方，北海道在几个世纪以前就归属日本，可到现在还是地广人稀。
后来明治天皇征服了同样寒冷的朝鲜也于事无补。如今陆军中头脑幼稚简单的北进派，还想以满洲为基地，进一步扩张到冰天雪地的西伯利亚和飞沙走石的蒙古，简直就是疯言妄语！
南洋气候温暖，土著人稀少而懒惰，便于日本人移民；而且东印度群岛丰富的石油、橡胶和矿产将为日本工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战略资源。
只是东北还有日本人发展工业必不可少的铁矿和煤炭，他又怎么舍得放弃呢？
第843章 田中奏折
历史的洪流走进1927年，距正史上日本侵华的时间又近了。
3月，日本发生了金融危机。银行歇业、生产停滞、企业倒闭现象日益严重，日本首相若摫、外相币原喜重郎的对华政策被质疑。以政友会等为代表的日本各种势力指责其“软弱外交”，叫嚣对华实施强硬政策，陆相宇垣一成甚至主张军事干预，不过暂时停留在试探倾向：
“此一阶段的退让不但使帝国丧失了在中国关内市场的经济支配权，还使得我们在满蒙多年的努力毁于一旦。中国军队虽然表面上数量庞大，但战斗力究竟怎样，不试过怎么知道？”经国大事，在他眼中竟如同儿戏。当年，对苏联的两场大战就是这么来的。
一个月后，政友会总裁田中义一组阁并兼任外相。他是日本长州系军阀的嫡系接班人，担任过参谋次长、陆军大臣，又是军国主义所拥戴的人物。他的组阁，让日本对华政策急转而下。
之所以有这种转化，是因为在年初中国政|府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改为上海外埠临时法院（后来在张汉卿的创意下改名为特区法院）；英国也按照和约向中国交了汉口、九江等四个租界。虽然让中国人民雀跃，却也让大失尊严和油水的英国政|府非常不爽。
日本人认为中国此举等于同时得罪了英、美、法各国，便有了乘机向中方发难的想法。
4月田中义一组成政友会内阁，由他兼任外务大臣，田中把对华外交的方针转为积极。在6月时，他在东京外相官邸中召集外务省、军人、驻华公使、总领事举行一个讨论对华政策的会议，称之为东方会议。
当时的参与者包括外务政务次官森恪、驻华大使、南满铁道社长等人，其中更有在战后出任首相的驻辽宁原总领事吉田茂及内阁书记官长鸠山一郎。
外务政务次官森恪为该会议实际的主导者，他是所谓“满蒙政策强硬论者”，密谋把中国的东三省从中国分离。这个会议于7月7日发表“对支（华）政策纲领”，主张把东北作为一特殊地域变为日本殖民者的乐园：
“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地区，由于在我国国防及国民生存上，有着特别重大利益关系，作为我国不仅要给予特殊之照顾，而且，要维持该地区之和平，发展经济，以使其成为内外人安居之所。”表示要努力“实行日华经济联盟，维护满蒙特殊地位、倾注全力于对华外交和不懈注意满蒙特殊地域之治乱”。
经过一个月的酝酿，到8月16日，他再召集驻华东北的外交及军事人员，举行大连会议，商讨东方会议未决定的问题。大连会议结束后数天，田中向昭和天皇上呈奏折，呈奏日本将改变对华“协调外交”变为积极的满蒙政策。
这个满篇充斥侵略计划的“满蒙积极政策”，主要阐述了侵略中国的方针政策，后世称之为《田中奏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