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民党内，无疑少帅掌握了重要的权力，而且其权力越来越稳固。以少帅之开明，以及与之相处多年的认识，是乐于见到皿煮化的国家的。在其完全执政后，国家是有机会达成皿煮化进程的。
但是，在目前实质上老帅张作霖占有绝对支配地位的人民军内，是不会容忍任何一个力量动摇人民党的执政地位即使是总理在世也不可以，这是经过历史证明了的。
汪的一伙公然阻挠人民党的施政，表面上看风光无比，实际上不啻埋下一颗定时炸弹。
以张作霖的个性，一旦翻脸，手无寸铁的国民党将再次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以总理之威望，尚不能收拾四分五裂之中国，而由人民党一统天下、政治经济飞速发展之局面下，内斗内行、外战外行的国民党又岂能撼动分毫？
可笑汪、胡自诩政治家，连这点基本的见识都没有。况且人民党治理国家确有能力，在大事大非面前，党争暂可放置一边。
怀着这样的想法，以廖仲恺为首的左派力量不断呼吁停止内耗，给予人民党以支持而不是掣肘，一句话，国会不能为了限制政府而去限制政府的作为，这也就失去了国会的意义。作为一个杰出的政治家而非政客，他是非分明；但是作为国民党内的大佬，他的话就显得不合时宜。
至少汪精卫就是极力反对他的人之一。
他在国民党三中全会上说：“总理在世，凭着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让国民党在军阀丛生的中国扎根发芽并壮大。现在，经过我党与友党多年来的努力，我们实现总理遗志、结束军阀一党独大的好时机终于来临！
以廖副主席为首的一拨人竟然犯了投降主义错误，要与我们的敌人合作，这是很难被接受也是形势不允许的。同志们，一旦我们放弃了这次机会，人民党完全会凭借他们政治上的优势而在未来把我们打得粉身碎骨！”
已经被胜利充昏了头脑的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表示赞成并拥护汪精卫的讲话，这让廖仲恺十分焦虑，不得已，极少与党内同志正面冲突的他，罕见地强硬表态：“我保留观点，并建议召开中央委员会讨论这项事关党的安危的政策。”
想当年，民国元年年终开始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以宋教仁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妄想通过合法的议会政治斗争重掌政权，遍历长沙流域的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发表竞选演说，宣传政见，力图建立真正的国民党内阁。最后，功夫不负有心人，国民党在参众两院中获得压倒多数的席位。
但是在第二年国会召开前夕的3月，踌躇满志的宋教仁准备北上组阁，被袁世凯、赵秉钧主使的凶徒刺杀于上海车站。
这场刺杀案让国民党、正在转型中的中国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本可脱胎换骨的古老中国，失去了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中断了有史以来最有希望纳入世界皿煮规范与轨道的进程，粉碎了无数仁人志士美好的皿煮美梦，最后国民党也被袁世凯勒令解散
如今这一趋势正在逼得人民党往这条路上走！
凭心而论，若非党派不同的原因，廖仲恺是极力称赞张汉卿人民党主动放权推进皿煮进程的勇气的。对于人民党特别是张汉卿并没有凭借手中的行政权力打压国民党与一众反对派在国会议员选举中的激进，他是抱以相当欣赏的态度的。
但是目前人民党或者说奉系的权力还或多或少地掌握在张作霖手里。如果引起他的暴怒，形势将会急转而下，中国也将再一次失去皿煮的土壤，这不是他们这些孜孜于推动皿煮进程的国民党人所希冀的。
所以哪怕为此得罪汪精卫和大部分党内高层，他也要把这种不利的气氛打压下来。
廖仲恺一直是国民党的组织部长，在基层中有相当的威望。如果在这个时候召开中央委员会，就是身为主席的汪精卫也没有把握胜券在握。思忖再三，他缓和了口气，表示愿意继续磋商。只是，有这么大的政治分歧，又岂是一句磋商就能够解决的？
第798章 釜底抽薪
随着政府议案不断被国民党控制的国会否决，越来越显得没有耐性的张作霖又露出老东北军的匪气来。他电令人民党分驻在各省的党政军高层“提高警觉，妥善布置，要一声令下即全面清除各地的反对势力，为此不惜用武力的办法”。
依他的脾性，这个国会也要解散并且需“依法重新选举”。
不过张汉卿可不愿意难得的政治局面因此受波及，他极力阻止乃父，并对外界谦逊地表示“人民党和人民政府愿意倾听议员们的呼声，让中国的皿煮化进程日趋完善。”
当然在私下，他指示中央调查部：“努力盯好国民党籍及其它势力议员的一举一动，发掘任何可以被弹劾的证据。”
根据国会选举法与国会组织法，国会议员都应该是独立行使立法权力，不得接受任何政治团体的献金，当然无论什么时代这种事情都无法避免，但是人民党作为执政党，有着充足、正当的资金来源，不怕查。
为了从根基上切断反对派系的资金来源，张汉卿使用了合法的手段：联合中国银行、工商、税务、海关、财政、交通等部，对反对派赖以支撑的财政体系进行调查及清剿。
另一方面，他的脑海里也不时冒出用“运动”的办法解决一批人，虽然在心底上他还是倾向于用政治经济双管齐下的手段而非流血的方式重新进行一场革命。
当然，仿照北方斯大林所正在进行的“大清洗”和后世的“三反”、“五反”甚至“化大革命”的方式，不但可以一劳永逸地解决全部的反对派，还可以容易地在中国抹去国民党这个大党。但是这些被后世严重诟病的作法，基本上只能停留在脑海里而根本不会付诸实施。
不过他的这些想法，仍然不时地在会见高参时作为玩笑提及。
冒着淅淅的江南细雨，宋美龄以祭父为名重回上海。在宋家，宋美龄见到了父亲生前的老朋友及宋家生意上的伙伴们，以及在后来民国政坛上赫赫有名的大姐夫孔祥熙。
商人的嗅觉是灵敏的，逐利避害是他们的本能。从梅雨季节起，在沪上，就有了中央要清除反对派系财政供应链的说法。首先对此表示关切的是江浙财团。
作为在民国政坛活跃了几十年的后来演变成为官商勾结的有特色的政治经济集团之一，江浙财团在促成国民党正史上的地位的作用上是不可轻视的。
孙逸仙能够一直与北洋政府分廷抗礼、蒋介石后来能够最终打败各系从而后来居上一跃成为国民党总裁，与江浙财团的鼎力支持是分不开的。甚至最后形成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也是在这个集团基础上演化的。
当然，现在的江浙财团，还远没有能够成为历史上那样的政治力量，但是通过经济从而影响政治的动作已经在进行。
因为奉系及人民军系的强大，江浙财团还没能公开作国民党的后盾，有时在场面上还要为人民党锦上添花，但是骨子里，代表中国民营资本家的这个财团，和人民党所强调的国家资本主义方向是格格不入的。
虽然人民党也出台了诸多鼓励民间资本和私营资本主义的政策和措施，但是这种政策的倾斜始终不能如达到他们的企及。
反而是国民党，由于处在参政党地位，他们没有能力得到国家财力的支持，为了拉拢这股重要的民间力量，所以对江浙财团等重要经济支柱许诺了许多，其筹码远超出人民党所能给予的。
出于张汉卿在上海滩曾经的雷霆举动的担忧，以及人民政府在经济政治上雄厚实力的压力，又让这些力量更紧抱了国民党的大腿，当然这国民党，是指以孙夫人宋庆龄为代表的宋家和以乃姐为代表的孔家。
宋庆龄是占了道义的制高点，而乃姐宋蔼龄，特别是大姐夫孔祥熙，是他们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代言人。
自称是孔子的第七十五代裔孙的孔祥熙，青年时期经贸有术，在家乡山西太谷拥有一定资财。他在留学归国后致力创办铭贤学堂，在提倡新式教育培养人材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但他并未忘情对“振兴实业”发财致富的追求。
在1912年，孔从生活中观察到煤油已成为居民夜间燃灯照明的必需品，经营煤油定有大利可图，于是伙同五叔孔繁杏设立样记公司，向英商亚细亚火油公司交付一笔为数可观的保证金，从而取得了在山西全省经销亚细亚壳牌火油的总代理权。
这一独家经营，每年给孔家带来可观的利润，使孔祥熙成为买办商人，赚了第一桶金。
在“二次革命”时，他东渡日本担任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在东京除了负责青年会的活动外，还为中华革命党人筹募经费，并帮助孙逸仙处理书函电，从而在孙逸仙心中留下很好的印象。
那时，宋霭龄是孙逸仙的英秘书，孔宋接触较多，彼此了解感情日增。宋称赞孔为人谦和，“赚钱赚得很得法”，“似乎天生有一种理财的本领”；而孔对宋则“在在佩服”。由于双方情投意合，1914年春孔祥熙和宋霭龄在横滨结婚。
婚后，宋霭龄向孙逸仙辞去秘书职务，推荐她的妹妹庆龄接替。这才有孙、宋之结合，并给了宋家政治上地位的巨大提升的机会。
1915年秋，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到太谷。孔继续主持铭贤学校和经营商业。他利用欧战期间国外需要军工原料，把阳泉所产铁砂运往天津出口获利；又创办裕华银行作为融通资金的枢纽。后来他把“祥记”和“裕华”总号从太谷迁到天津，以利发展。
除在太谷除办学经商卓有成效外，在服务桑梓方面也有所表现。他被山西督军兼省长阎锡山聘请担任督军公署参议后，对阎所奉行的“从安定中求进步”和推行的蚕桑、植树、水利、天足、剪辫、禁烟等六项“村政改革”曾给予大力支持，并要求铭贤学生在假期回家时，向邻里广为宣传讲解。
他认为阎的施政内容，和他自己所主张的“改革社会”，“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他的能力让阎锡山侧目，也通过努力达成许多阎的目标，从而博得阎的依赖，在山西也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
孔在家乡为地方做过一些有益的事，如1919年山西大旱，一些县灾情严重衰鸿遍野，北京政府欠薪欠饷自顾不暇，而阎锡山爱财如命，又吝于拔毛。
孔祥熙挺身出面代灾民呼吁，利用与教会的关系，向华洋义赈会贷到赈款美金 100万元，用以工代赈的办法，在晋南修筑公路来救灾。此举不仅使当地众多灾民渡过灾荒，对发展省内交通、开发经济也起了促进作用，孔因此受到北洋政府、晋省当局和太谷民众的赞许。
1925年初，为解决国是北上的孙逸仙卧病京中，孔祥熙“左右护持、无间晨夕”，是总理遗嘱的签字人之一。孙逸仙逝世后，孔担任孙逸仙治丧处事务股长，尽心尽力料理丧事。
为了便于留京负责护灵事宜，孔曾应邀短暂担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不过位置还没有做热，就因党内排斥不得不辞去。
说来话长，以孔祥熙的实力，和宋家的关系，俨然在国民党内也是一方大佬，虽然比不上汪、胡、廖三位，却也不会是随便被人排挤的角色。可是当对手是国民党内“根正苗红”的汪精卫和政治观点完全相对的胡汉民时，他却不得不败下阵来。
孙逸仙逝世后，揭起他大旗的孙夫人义无反顾地成为“联俄联奉”的号手。孔祥熙虽然不信奉人民党的国家资本主义那一套，但由于和宋家连襟的关系，他不可避免地被盖上左派的印章。除了姻亲这一砝码，他在政治上毫无手段，因此被排斥在国民党核心决策层外是毫不稀奇的。
汪精卫得势后，他4月份担任的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7月份便被拿了下来。要不是顾忌着他与国民党重要经济支柱的江浙财阀关系深厚，连国民党财政部长和中央委员的头衔都会被一撸到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