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从战败的当年即对奉系中国军人进行了陆军的装备更新和人员培训，这一进程持续到奉系入主北京后达到高峰。
在鲁登道夫等元老派的大力支持下，德国政|府在扶植中华民国海空军力量上也像对待自己的军队一样给予全方位的帮助----对亟需外汇和军工企业延续的德国来说，这可是求之不得的好事。
同样地，中国人民军也受益匪浅，在短期内即让从陆上起家的军队“旱鸭子上天入地”，得到了海上系统的锻造。
同处在亚洲的日本和中国相继向德国抛去了橄榄枝。无他，是看中了德国军事上在火炮、潜艇和飞机制造上的优势。但是张汉卿开出的条件更诱人也更露骨，由此直接打动了德国军界元老们隐藏在外表对时事冷漠的然而实际上又狂热的心：
“如果德国潜水艇图纸全部交给中国，中国将把生产的潜艇无条件地让德国技术人员进行研究改善。中国利用德国技术在潜艇上所作的改善，两国海军可以共享，并在德国需要采用的时候德国能够无条件转移”----这实际上是对德国技术延续的的引诱。
普鲁士军官团的荣誉让战败的德国军界对一战的结果很不满意，对于欧洲列强在军事上对德国的限制，他们早有怨言并一直期望改变现状。在国家不能正常化前，他们迫切需要保持甚至要继续领先各大国的军事优势，以便在德意志帝国获得重新崛起的机会时不至于手忙脚乱。
所以来自中国的这个建议让不服输的德国军界决定全力扶持中国的潜艇技术----同中国一样，德国在大西洋仍然把英国独步欧洲的海军舰队作为假想敌，同样财力窘迫的现实让他们把取胜的法宝定在了潜艇上。
这样，德国海军对于使用潜艇的经验和技术及理论让初生的中国海军获益匪浅。此一秘密协定签署的结果是德国向中国派遣10名已经编入预备役的潜水艇军官，及大批工程技术人员，他们无条件地把核心技术传授给中国技师和潜艇官兵们。
这在任何时候都是不可想象的，但在这个混乱的世界，德国要想从容崛起，必须这么干。而且中国的条件相当诱人：相当于免费给德国储备了种子并使它的军工技术长期保持在第一序列。
结果是除了使中国的潜艇技术在不到五年时间一跃跟上同期的英美等海上强国，超过了日本外，另外一个意外之喜是中国还获得了德国当量为2200吨的远洋潜艇技术，这在当时是领先世界的。
这是个好东西。
在注定水面作战力量离不开中国近岸的情况下，充当“存在海军”的任务就由潜艇来承担了。没有护卫，只能靠自己的隐蔽性生存，特别是长期水下作战，对潜艇官兵的生存环境要求很严酷。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稍微给官兵一点改善、也能存储更多燃料和武器的大型潜艇是中国的最爱。以此为蓝本，中国海军工程技术人员在德国的帮助下，重点就该型号进行了吃透研究。
在明确海军目前的任务是向“多又快”发展后，人民军海军从北到南星罗棋布地组建了鱼|雷艇、潜艇支队。
不过为了尽量不刺激日本，在日本控制的北方，只在青岛、天津各装备了一支拥有3艘潜艇的支队，在关东州附近的秦皇岛、营口各拥有1支包含6艘鱼|雷艇的小型海军。
其它的，都分别分散于中国东部沿海各重要港口如上海、宁波、厦门等。而海军建设的重点，特别是潜艇和鱼|雷艇的生产，主要放在远离日本人视线的内陆武汉----这里濒临中国第一大湖鄱阳湖，可以练兵并远离日本人的视线，能够减少日本人可能的反弹。
此外，无论是海军还是空军，吸收先进技术、保持设备提升、储备各行人才是目前的要务，利用有限的资金努力让落后多年的中国追上世界大国的军事脚步，而不是在这时拼规模、拼产能----这无疑是短视行为，只会拖累中国的经济发展。
对数量可观、吨位庞大、始终信奉“大炮巨舰”的日本海军看来，中国的这些力量只能算“概念型、玩具型”的海军。
无怪乎日本一位资深海军高官不无讥讽地说：“支那人在‘日清战争’（即中国历史所称之“甲午海战”）以质作战失败以后，又孜孜不倦地意图用建造大量无用的小型军舰来充斥战场。他们还真天真的以为用这些军舰能够撼动‘金刚’呢！”
（注：“金刚”级算是巨舰大炮时代的第一艘日本军舰，为日本20年代的巨型战列舰，排水量为32000吨）
第752章 翻天覆地的变化
根据国防部精英们的多次讨论及张汉卿的建议，以张作霖为首的军委会最终在1925年底完成了国家军事战略的调整，这次转变主要的构想有：
陆军装备的系列化、标准化；
空军作用的具体化，发展方向的明确化；
海军战略的初步形成----浅蓝海军计划；
建立义务兵役制，设立国防动员局，正式确立了“人民战争”的概念。
人类进入多军兵种协同的立体战争后，武器的对抗便成为复杂的系统对抗，发达国家军队装备优势的一个重要表现便是系统配套、标准化强。
旧中国的腐败和不统一，在武器方面表现为自制力差，外购也混乱无序。各派军阀分头购械（常视能否取得政治支持和回扣多少而定），仅枪支便来自十几个国家，有“万国武器博物馆”之称。
这种装备混乱对后勤保障是一种灾难，战时常出现件不配枪、弹不对膛，还受制于出售国能否及时供应弹药。
张汉卿当然知道这样的坏处，只是因为一直在军阀混战之中，尚未统一国家前，只在奉系、人民军控制下的地区初步实现了制式装备。但因为种种原因，这一计划只能胎死腹中。
白崇禧因在国防部总动员局任上表现优异，在改任新成立的陆军装备部部长后，这位民国号称“小诸葛”的军事家终于提前找到了人生发挥的舞台，在陆军建设上不遗余力，颇得赞赏。他沿用曾经提出的“三自”方针，巩固先前所组建的多达50万人的新疆、蒙古、北大荒三个建设兵团，寓兵于民。用此种方式在西北、北方和东北隐蔽部署了重兵。
并在此构想下，沈阳、太原、德州、汉阳、重庆、兰州、贵阳、广州各兵工厂均限期转变为制式生产，实现全军装备的标准化，方便后勤及装备。
作为后来人的张汉卿是知道日军在陆军上的配置的：当年中国内地交通条件差，陆战多由徒步和骡马部队流动进行，重炮很少使用，双方主要以步兵武器和轻型火炮交锋。
侵华日军步兵的标准武器，张汉卿在电影中经常看过——士兵扛“三八大盖”、“歪把子机枪”，军官挎“王八|盒子”，其性能在当时的世界上已落后于西方国家和苏联的装备。
不过日本从甲午战争前夕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便建立起完整配套的兵工业，装备基本系自产。当时日军的枪械性能虽不占优势，却因实现了标准化、系列化而便于组织火力，而且能保障弹药供应。
抗战期间日本陆军装备技术水平其实并不高，主要是因工业水平落后于美英苏等国，战前其军工生产就实行“重点主义”，在飞机、舰艇方面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地面装备则放在次要发展位置。
1939年夏，日本关东军在诺门坎与朱可夫指挥的苏军交锋，其落后的陆战武器抵挡不住机械化部队，第6军大败，阵亡 18万人（死亡数为苏军三倍）。
此后日本陆军虽提出改进陆军装备，却因太平洋战争期间实行保障海空的“超重点主义”，仍无力兼顾。
当年数量大大少于国民党军的日本陆军能用性能并不占优势的装备在中国横行，重要原因在于其系统化程度高。
历史上的“八一三”抗战之初，中国的火力还能部分压制日军。然而与蒋介石政权关系密切的希特勒因顾虑盟友日本的抗议，在弹药供应方面故意拖延，结果国民党中|央军在对日全面作战一两个月后便感到弹药不足，装备型号的杂乱也给组织火力造成困难。
当时中日两军阵地交战时间一长，日方便能靠较好的武器配系和弹药供应充足，在火力上明显占优势。
淞沪抗战时期有人总结：交战第一个月，中国四个德械师可抵挡日军一个师团；到第三个月，六个德械师也抵挡不住日军一个师团了。
不过今非昔比，中国现有的条件使得陆军首先迈入制式化成为可能和必要。
不像以前少炮的时代，不管好坏先有了再说，那时根本不会挑剔来的是英制还是公制，只要炮弹能打出去就行。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后，手里家伙多起来，就可以把各个部队杂乱的火炮合并归类，并有步骤地淘汰落伍、冷门（如日本炮）的山炮，把俄制与英制或公制的火炮单独列编。
人民军陆军数量庞大，制式化可以减轻后勤、装备、训练以及指挥上的麻烦。
在国家财源日渐充裕的人民党|领导下，人民军陆军的配置已非正史上所能比：以一个标准陆军师与日军的一个甲种师团的配置来比较，日军地面重武器数量多于中国军队，性能却并不占优势。
日军一个甲种师团支援火炮有24门四一式75毫米山炮、12门75毫米加农炮 （亦即野炮）和24门三八式70毫米步兵炮共60门火炮，性能却不及同期中国购买并改造的美、苏、德、捷克等国产品。
而中国的师属炮兵团起先是拥有54门75山炮，普及后陆续进行了提升，但总数仍为54门。
中国军队的山炮口径原先以75毫米居多，以其中德国克虏伯厂制品性能最优。因为重工业水平的差距，国产化仿制品均略次于原厂。
中国各兵工厂中以沈阳兵工厂仿制最为优良，其它各厂均在赶超中。不过在1924年初从苏联引进同口径的榴|弹炮生产线后，山炮的生产就告结束，因为同期中国汽车的规模量产，人民军炮兵初步实现了卡车拖曳，山炮的劣势开始显现。
也许是对炮兵的痴迷，或者说是被弱火力吓怕了，不但张汉卿，包括张作霖、张作相等老奉系将领都对麾下炮兵的扩张抱以强烈的支持。
从先期千方百计地买、偷、抢，到后来不遗余力地造，用各种手段买设备，旧俄的、捷克的、苏联的、德国的、美国的、甚至日本的，人民军炮兵的来源相当多样化，生产线也一天比一天多。
反正有的是钱，而75山炮的制造相对简单多了。
直到人民军取得全局性的优势，总装备部的成立使火炮的生产进入正轨，陆续实现制式化、标准化，火炮的质量也开始提升，数量也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