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国家在海军上几乎从零做起，光是基础设施投入这一块，每年都能砸进几条“大和”号来。
何况海军军校、港口、基地、以及为舰队服务的相关辅助部队如岸炮部队、海军陆战队等等都在有条不紊地筹建，哪一项都要花钱，按照杨宇霆的意思“军费都给海军都不够啊”----这厮纯粹是在说风凉话呢，反正空军的钱是大把砸给他了。
“我这也是没办法，摊子太大了，海军在补几十年的欠债啊！不过我们在基础领域的努力，将来会十倍百倍地回馈的。我保证，五年之后，当我们缓过这股劲之后，海军的投入会有巨大的增长，我要建设一支强大海军的理想从没磨灭！”
也只能如此了，好在海军的经费虽然不过空军的半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军就从此被冷落一旁了，在张汉卿心中，强大的海军依然是中国强盛起来的标志之一。无论当前中国的海军力量是如何的弱，一支存在的海军舰队是必要的。
正如著名的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总结道，一支未知的舰队，“只要存在，即使是弱小的，对于敌方各种或多或少的公开利益来说，也是一个永恒的威胁。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会遭到打击，而不得不限制自己的行动，直到这支舰队被摧毁或者制服为止。”
在后世，只有海军是国际性的兵种，担负着访问示好、拓充海外利益的首选，公认的“流动国土”。
后世要不是海军力量的薄弱，中国南海群岛怎能让沿海东盟宵小猖狂？宝岛台湾又怎能长期游离于国门之外、让心腹之门洞开？中国又怎会花大价钱连续购买了4艘明知道很快就要被淘汰但仍不得不济燃眉之急的“现代级”驱逐舰？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只是这前后似乎有些颠倒了。
自从甲午之战起，中国的海军形象就在世人面前一落千丈，其力量的发展也来了个大踏步的后退。摆在建设中的海军面前的是：中国海军到底是要走巨舰大炮的路线、勇于赶超英美日列强，还是另辟捷径，打所谓的“不对称战争”？来自后世的张汉卿明智地选择了后者。
很简单，现在中国的形势与后世的解放初期如出一辙：缺少建造大舰的机器、设备、人才。
远的不说，即使以中国陆军引进德国的最先进的105克虏伯大炮为例，中国集全国各大兵工厂之力，所仿制的质量仍远逊于原厂，平均260发即需换炮筒，而德国工厂则可以轻松控制在500发左右，可见中国目前国家军事工业水平之低。
此外，以中国工业水平，就是这种粗糙的仿制，全国只有老底子的沈阳兵工厂勉强可以做些少量的展览品，全军普及？想象力太丰富了。
更别说作为二、三十年代海上的巨无霸----战列舰了，稍大些的，以举世闻名的“大和号”来说，仅其舰炮的口径便是现在的中国所远远不能望其项背的。
光是种种目前以中国军工水平绝对不敢想象的各色大炮就够国人羡慕的了，更不用谈那七万吨的排量，张汉卿穿越前不久中国才能老|毛子那里费劲九牛二虎之力弄回来一艘半成品“瓦良格号”，不过堪堪六万五千吨而已，也是集全部精兵耗费十年心血打造成功。
以目前的国情，像“大和号”这样的庞然大物，中国要多少年才能造得出一艘？张汉卿、杨宇霆都不敢想象。即使穷举国之力造出了一艘，能有多少用处？日本有这么多艘巨舰，二战的最终结局不是仍然输了吗？
海军是个费钱的兵种，他不像陆军，只要技战术运用得当，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例子举不胜数。在战略思想一定的情况下，军舰装备与士兵的训练是决定作战成败的关键，打法却少有变化，这些东西意味着钱。
茫茫大海中，如何先机发现、先机开火、先机命中才是最重要的，那是技术、装备、兵员素质的结合体，是靠平时喂弹得来的，没有任何捷径。
在热兵|器时代，海战特别来不得半点含乎。
比起英美列强与日本海军，张汉卿可不会傻到和他们硬拼战舰数或是吨位，像《九国公约》里那种以超级工业强国美国为基准的5：5：3：15：15的比例，目前中国可耗不起----其实日本也耗不起，不然也不会最后狗急跳墙行侥幸之念了。
一句话，海军的持久发展是以工业能力和国家经济为后盾的。
从二战开始，大炮巨舰的时代就一去不复返了，航母取代了其地位，美国的岷起便是明证。
二战初期，日本先用舰载机的成功突袭宣布了战列舰这一著名的兵器的死刑，给世人好好的上了一课。紧接着，醒悟过来的美国用游弋于各大洋的庞大的航母作战大队使敌人闻风丧胆，也因此在战后主载了四大洋，也奠定了超级大国的基石。
但对海上弱国来说，有一个花费不多的武器----潜艇，其作用完全不亚于航母。
像二战中，凭借规模庞大的潜艇，完全算作后起之秀的德国用“狼群”战术使得老牌海军强国英国差一点就被蹂躏在德国的铁蹄之下，其海上打击的能力与战略作用使得号称世界第一强悍的装甲舰“俾斯麦”号也自愧弗如。
中国在短期内是不会有与日本正面在海上交锋的能力的，但是按照张汉卿的判断，如果采用类似于德国的潜艇战，只要战术运用得当，取得类似于德国在二战时的成就并不是不可能的----日本对海外的依赖远大于德国，而中日间浩瀚的东海、南海里则拥有众多适合潜艇进出的良港，且其均衡的护航能力却又不比德国强多少。
一句话，只要战略战术合理，使用武器得当，不对称战争是可以解决兵力不对等的对抗的，海上的斗争也如此。回顾正史上中国海军在抗战期间未能打一次海战，除了与敌实力相差悬殊外，重要原因还是战前装备配置不合理。
1937年日本舰艇总吨位达130万吨，中国海军则只拥有6万吨陈旧水面舰艇。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中国海军只用于南北内战，此后虽将日军视成主要敌人，海军建设仍缺乏有效的方针。
当时中国海军要对抗强敌，最好的方式应是分散袭击并在沿海布雷，为此应放弃陈旧的大舰而以小型快艇、鱼|雷艇、布雷艇和潜艇为主力。国内漫长的海岸和众多港口也具备分散小艇进行海上袭击战的条件。
战前国民政|府没有购买到潜艇，鱼|雷快艇也只买了15艘，有限的海军装备费大都用于到敌国日本去订购中型水面舰只，以及维修清末留下的旧舰。
全面抗战爆发时，中国海军正处于打大规模海战力量不够，打小规模袭击战又缺乏准备的“高不成、低不就”状态。南京政|府把舰艇集中到狭窄的长江江阴段水域，又成为日机能轻易找到的活靶，开战后便出现了全部自沉和被炸沉的大悲剧。
对当年的中国海军未同日军进行过一次海战便全部覆没，一些为国民党当局辩解的人对此只归咎于装备落后，而不反思海军建设和作战的指导思想。
其实，落后装备抗敌可以有特殊的打法，这在世界海战史上比比皆是，不能出海而自沉或坐以待毙，这才是令后人追溯起来便可浩叹的大悲剧！
第751章 空、潜、快
自然而然的，张汉卿记起新中国海军发展的历程，三字诀----“空、潜、快”。
海军军费份额虽然相对较少，不过比起民国初期，海军的军费绝对数额不是下降了，而是成倍增长----这有赖于国民经济的飞跃。郭松龄虽然为海军的排名叫屈，但是做起事来绝不含乎：
少帅“天马行空”式的思维给郭松龄很大的启发，凭借着自己有丰富的陆战知识，加之长江舰队的海军陆战第一旅在西南的作战经验，很快地分别隶属于渤海、长江、华南三舰队的三支海军陆战部队有了自己独特的训练大纲和装备，并形成初步战斗力。
对于空、舰、潜一体化的建军思想重中之重的海军航空兵的组建，郭松龄完成得更为彻底。到1925年底，已完成2个水机大队 （团级建制，各含1个侦察巡逻机中队6架，3个“水轰-1”鱼|雷攻击机中队各12架）的编制。
此外，经过多方努力，对为对未来中日交战可能的筹备，哈尔滨水上飞机制造厂拥有了年产此种生产水上飞机百架的能力。保有这样的能力，中国海军现代化的重要一环----“空”已经有了基石。
感谢鱼|雷的发明，使得一种专门使用鱼|雷的新型海军舰船开始出现，让海上弱国有了希望，这就是鱼|雷艇和潜水艇。自1878年1月26日，俄国的“切什梅”和“锡诺普”两艘鱼|雷艇成功地将土耳其的军舰“因蒂巴凯赫”号击沉，鱼|雷的作用在西方各国海军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许多人认识到，鱼|雷是一种很厉害的武器，因为制造鱼|雷和鱼|雷艇的成本比起建造装甲舰和巡洋舰来，要低廉得多，但它却可以给予装甲舰或巡洋舰以致命的一击，尤其是海军力量弱小的国家似乎有可能以较小的代价向最大的海军强国挑战。
潜艇，对于海军落后的国家来说是个性价比比较高的武器，它能利用水层掩护进行隐蔽活动和对敌方实施突然袭击；有较大的自给力、续航力和作战半径，可远离基地，在较长时间和较大海洋区域以至深入敌方海区独立作战，有较强的突击威力；能在水下发射鱼|雷和布设水雷，攻击海上目标。
所以，德国在两次大战与英国进行海战时都大力发展潜艇，相比于制造大型战舰，这个东西性价比更高。
正史上中国也是，航母（相当于二十世纪初的战列舰）拼不过人家咱发展潜艇。一来可以神不知鬼不觉的在世界各大洋游弋，袭击帝国商船、军舰，二来从下用鱼|雷攻击，相比于用大炮轰击舰艇装甲破坏效率更高。
也正因为如此，早期的潜艇被视为不绅士的武器，潜艇官兵甚至被视为海盗。
绅士不绅士的张汉卿不介意，战争就是战争，像宋襄公一样要“堂堂正正”与人交手的绅士作风不过徒增笑料而已。“兵者，诡道也”。只要能打赢，怎么来都可以。
在张汉卿的建议下，海军的主要作战构想定义在以优势海军航空兵的压制下，以廉价快速的鱼|雷艇和成规模的潜艇作为主要攻击武器，对敌人薄弱的运输线进行大规模、长时间的袭扰。
日本是一个严重依赖海外能源市场的国家，在面对中国可能的大规模的潜艇战时，能否支撑三个月真是个问题。
在这一思想引导下，海军花巨资从德国引进了两套在一战时期的潜艇生产线，开始在德国专家的带领下于上海江南造船厂和福建船政局上马。并为了尽快使海军适应未来的海战，亦同期高价购买了3艘德国一战时的潜艇作为训练舰
战后，协约国取得德国大量的军械，除一部分留作自用外，余者尽送与盟国或出售，像日本便因为海军对英国舰船的护卫“有功”，取得了7艘德国潜艇的报酬，成为日本潜艇部队的发端。
中国取得这3艘“破旧过时”的潜艇也是拜德国军火商人之力，否则以英国人防华的心态，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得到属于“限制级”的重武器的。
在中国与德国官方和军工商人的全力攻关下，收受贿赂的英国海军部经办人员半睁半闭着眼睛让德国人以汉堡布洛姆?福斯造船厂需要大量废旧钢铁为由收购回炉，并迅速交给早已在此等待的中国海军潜艇学员和技师们。
在德国军方的协助下，这三艘潜艇辗转经地中海、红海、印度洋和南中国海，来到上海，开始了中国落户。
德国之所以在扶植中国军事的事务上不遗余力，是信奉“敌人的敌人是朋友”的战略观。
由于德国在战后被限制了潜艇、轰炸机等重型进攻性武器的研制生产，为保证其军工生产的连续性和生产能力，德国政|府和人民对能够削弱英法并促使德国重新崛起的机会的寻找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