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小学教师的待遇也是历史以来最好的，由国家与省级财政直接补贴，教师拿政|府雇员同级的工资，并成为中华民国第一批试点依法享受带薪年假的群体。
不单单是重视普及教育，在专业教育上，张汉卿也走在时代前列。他积极指示并参与了“五师”制度----即律师、会计师、工程师、教师和医师资格认证制度，由此将相关的中高级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抬到了一个相当高的阶段。
从此在全社会掀起尊重知识、尊重高级知识分子的高|潮，对中国后世政治、经济、科技的影响无论说怎样高都不为过的。
考虑到教育资金不足以遍地开花以及国家工业技术水平较差的现实，当普及五年义务教育后，再适当地根据各地状况落实九年制，但在其后教育的方向将向两个方面开展：普通教育系列、高等职业教育系列。
要说后世中国教育系统之乱象，三天三夜都说不完。光中等职业教育的名称就有职业高中、中等技术学校、中等职业学校，后来在它们的基础上层次有了点提高，变成同专科层次的，叫做高职，再往上，不好意思，断头了。
这就导致这些学生再无进阶的可能：考大学，虽然后来放开了，但基础课程比高中教育的差许多，不在一个起跑线上；谋职业，大学本专科出身的比他们层次高起点高，让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
后来这类学校泛滥为差等生、末流学生的避难所身份，直到张汉卿穿越前，这个问题仍没有被解决的希望。
普通高等教育序列的也好不到哪里去。改名热、合并热、升格热一波又一波，导致就是原本对教育这一块有一定了解的人不与时俱进，要不了多久就会被时代淘汰。
更多的大学不去在教学软硬件上升级，却在名称是大弄玄虚，就像下列几种，谁又能够分辨出这些大学到底有什么区别：科技大学、理工大学、工程大学、工业大学？花时间心思在这些上头，能搞好教育吗？
中国这么多大学，跻身世界一流的没有一个；许多教授的论文几可等身，真正有价值的没几个。我们过多迷信于拆迁式的造大学，却不会想到，大学不是盖几座气派的洋楼就叫有影响力的大学，有多少个大师才是。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否则，按后世大学敞开供应后，上亿的文凭获得者，怎么着也该有百十来个诺贝尔奖的什么的吧？实际呢？
所以张汉卿需要的是一个简而精的高等教育，也就是俗称的“精英教育”。多留点钱给这个国家的子民吧，全家省吃俭用让子女考上一所不知所谓的大学，花光积蓄后，找不到工作。
大学难考，总要给有志的学生一个出路啊，有！发展职业教育。
后世这块做得最好的是台湾。他们构建了中职教育与高职教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成人教育相衔接和与沟通的人才教育“立交桥”，它的职教包括了中等职教、专科、本科、硕士、博士教育多层次。
义务教育之后未选择普通教育的学生，可以选择升入职高，然后升入四年制应用型技术学院（授学士学位）或科技大学（授硕士、博士学位）。每个阶段，学生都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或选择继续升学，也可以选择就业，但不妨碍有机会的时候再度进修。
现在符合中国的国情，将来在很长时间内也是。现阶段中国需要科技界的精英，更需要无数个有一定技能、可以在实地为国家建设添砖加瓦的行家里手，职业教育是重大方向。
无论怎么做，教育的目的在目前还是学以致用。有一定技能，如果再有正确的作业与观念指引，会少走很多弯路。这样，起初在兵工厂里执行的抽样及质量管理标准化制度也由此浮上民间层面。
一个戴明循环，让日本从废墟中爬起来，“日本造”成为品质高端的代名词。中国不能老在世界后面学，有张汉卿，她应该至少有机会走到世界的前头。
为了最大限度减少资源浪费，张汉卿一手成立了“中国国家标准化委员会”，率先将后世流行的ISO9000品质管理体系导入中国，并将抽样制度称为第一号国标（GB0001），为中国工业体系的规模化、标准化、体系化迈了一个好头。
在大规模企业立足之初，“品质至上”的观念就牢牢地在各行各业扎下根，要让“中国造”不是粗制滥造的代名词，而要给世界一个“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形象。从现在开始就这样做，它的春天很快就会到来。
工业管理需要科学精神及现代技术。如何通过科学的方法，有效利用有限的人、财、物、时间、信息等经营资源，实现产出最大化，把技术与管理有效结合起来才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为此在各个工科院校，工业工程（IE）成为必学科目之一。
北方交通大学还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把这种理念设置为一门新的专业，后来还为此设置了国内第一个工业工程研究院。
一大批接受过普及教育的毕业生放弃亲传口授的传统，接过前辈们的工具，用新的理念使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融入了工业化大发展的浪潮中。
相比同期其它的帝国主义强国，中国工业界对于品质的追求从工业化开始就注定了出手不凡，“中国造”从此不是劣质价廉专搞倾销的代名词，而是卓越品质的保证。
张汉卿的这种努力开出了丰硕的成果，在工业化刚刚兴起的阶段，中国就站在了高端。规模化、流水线和密集型的企业生产使中国的物质生产极速扩大，也为人口的增长和就业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助力，加速了中国工业化的进程。
随着中国迈向工业化的脚步越来越快，各种企业也如雨后春笋般涌起。但是长期在封建社会打转，洋务运动没搞多久，而且多偏重于工科，对于资本经济的那一套，能有多少人能够领悟？如何把中国人惯有的家族式企业管理理念提前一步迈进现代科学管理的正轨上来，在各大学引进一个工商管理专业尤为必要。
后世美国为什么工业持续发达？那是他们重视管理的研究的结果。行为学、管理学、技术经济学、产业经济学等等学科都是因此而诞生并不断长出新的枝芽。
美国最富争议但对现代管理科学有开创性意义的大师泰勒十年前死去了，但是通过更多的管理学界的探索，它的MBA教育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发展，厄威克、卡斯特、德鲁克等人的研究也不断引领着它的飞跃。现在，要看中国的了。
同时，张汉卿正在酝酿公务员制度并安排起草《公务员法》，以便从根本上理清国家雇员对于服务国家与服从于人民党之关系，并在开始之际，就准备形成公务员退休工资“单轨制”，与企事业单位的人员同步。
此外，国家信用制度、个人信用制度也在酝酿中，专利制度已经提交国会审核。这一切，都标志着中华民国在张汉卿的影响下向正面、积极的方向前进，欣欣向荣，前途无量。
第713章 国家之耻
租界是帝国主义国家强加给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的耻辱，被称为“国中之国”，宗主国丧失了对此地的行政管辖权和司法独立权。从19世纪中叶开始，英国曾经在中国的7个港口城市中开辟过专管租界，它们是：上海（不久并入上海公共租界）、汉口、天津、九江、广州、镇江、厦门英租界。
这些在华租界都是当地开辟最早的租界或是唯一的租界，地理位置都相当优越，而且英国是最大的对华贸易国。这些在华英租界都发展为繁盛的商业贸易区域，有独立的市政机构工部局，建立警察武装。
日本在中国形成5个租界，分别为天津、重庆、汉口、苏州、杭州。法国也有汉口、上海等租界，美国本有上海虹口租界，后来与英国合并，并入公共租界。俄国、德国本也有，但都因各自国家处于变故中而逐渐丧失了租界权。
张汉卿曾在中学历史上学到过“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名言，从那时起就对租界怀有极强烈的愤慨。
奉系及人民党控制了中国政|府并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形势后，东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扩张得到抑制，现在，是考虑到驱逐这一停驻在中华民族身上的毒瘤的时候了。
在张汉卿的决心下，新成立的北京政|府以气势磅礴的勇气在1925年元旦之初发出了“收回租界、关税自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呐喊，使被压迫的中华民族为之一振，衷心拥护之一举措。北京、天津、沈阳、汉口、南昌、广州、九江、上海、南京等各大城市相继爆发了规模巨大的游行，以示声援。
人民军挺进上海后，美英日法各国公使纷纷探询民国政|府的态度，并定立同盟。当此之时，各方代理人纷纷上场，不同的是，英美等国选择了较为“文明”、也较于为张汉卿所接受的“贸易开放”的立场----鼓吹上海为自由港，中国政|府必须保证上海的繁荣与稳定。
这个想法比较符合张汉卿的心思，因为一鼓脑地把列强打出租界在现阶段不太现实，而即使做到了也不利于中国工业经济的恢复发展----难道要再一次闭关锁国吗？只有改头换面，用后世设立“经济特区”的方式和平接收租界主权但允许外国资本家继续获利，才是正道。
只是英国人提出的“四提案”：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及所谓“取缔重工法案”有损中国主权，并同时打击本来就脆弱的中国民族工商业，这才为中华民国政|府所坚决反对。
谈判一年多没有进展后，英国决定于6月2日在上海纳税外人会上单独通过，这引起了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上海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
同期的日本在之前与人民军、奉军的争斗中落于下风，几乎丧失了在东北除关东州、南满铁路外的全部利益。重要的胶济铁路在人民军的压力下也于民国12年事实上交回，因此始终憋了一口气。因为北方人民军实在强大，东北又是奉系根本利益所在，武力已经证明为不可行，因此转换了侵略手法。
它的方法就是效仿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采用血汗工厂的方式，尽全力压榨中国工人的剩余价值，其中最突出的领域就是在纺织工业。
中日甲午战后，中国被迫签订马关和约，准许日本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利用中国的原料和廉价劳工进行经济侵略。其它列强随之跟进，纷纷在中国各口岸设立工厂。
日本人仅在上海一地就设有23家纱厂，占全上海纱厂三分之二。日本厂主对待工人非常苛刻，工人每日工作12小时以上，工资每日仅一角五分，还要扣存百分之五储蓄厂中，需至工作满十年方始归还，半途辞工者储蓄金即被没收。
因为人民党控制下的产业是典型的北重南轻，这与起家在东北有关，而解放华东特别是上海后为了不引起大的波动，政策上主要是以稳定战前经济为方向，国家在民生项目、金融项目上多了一些，至于工业，仍是以原先的为主。
特别是中华民国的《劳工法》只在北方得到普及，对于租界地的上海，尚力有不怠，特别是外资企业，这就为其后发生的悲剧埋下伏笔。
日本在同期也有行动。5月间，日本各纱厂以男工屡起风潮为名，竟将男工尽行开除、换为女工，这一来引起22家工厂的大罢工。
后经上海各团体调停，以改良工人待遇、发还储金为条件恢复工作，不料内外棉纱厂第八厂又开除工人数十名。工人不服，推举代表顾正红等八人向厂主交涉。在交涉中发生争执，日人突开枪打死顾正红，其余七人受伤。
受伤工人向公共租界工部局请求援助，工部局不仅不予以公平处理，反而控以扰乱治安罪名，这一来群情更为愤激。5月22日上海各团体开会追悼顾正红，上海各大学学生均往参加，路经公共租界时有四人被捕。
因为这些地方脱离民国政|府控制范围，所以人民党上海总部一边要求政|府机构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一边委托黑、白两路人马进行营救。
本来只是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事，公共租界非要袒护日本。他们认为不管什么理由，都不能让中国人在租界内“兴风作浪”，不然便会“坏了规矩”，这里面主要是英国人在搞坏。
英国和中国政|府关于“四提案”的谈判旷日持久，中方绝不松口，早已不耐，便乘此机会向中国施压，也是作为试金石：一旦中国政|府无法处理日本人的这次暴行及公共租界的偏袒，那就可以以更强硬的姿态造成既成事实，或者绕开这种无休止的谈判。
在这种情况下，球丢到人民党手里。杀害顾正红的凶手----日本“内外棉纱厂”因在租界内，中国警察管不着；公共租界明着偏袒日本人，讲理也没地方。这让中国政|府有种被打脸还不许还手的感觉，但是想到租界的背后是四大列强，他们又不敢进租界硬干，那可是了不得的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