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汉卿也很欣慰，这个报纸也算是由他一手催成的。为了集权，他透过人民党基本上完成了任务，也为国家的未来定下基调。
但是按照“帕金森定律”，行政是个自我膨胀的怪物，缺乏有效约束，它会向不可抵制的方向滑去，只会越来越快，越来越严重，而其本身，又很难主动修复和作壮士断腕的决心。国会的力量是一个重要制约，但是在某种意义上，国会也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存在，难接地气。
只有报纸，才是连接千家万户喜怒哀乐的桥梁，才是普通百姓透过薄薄的一张纸看到世界看到国家的最便捷的工具。为此，他还酝酿着立一个《新闻法》，通过立法的形式保障新闻从业者的人身自由和新闻自由，让记者、编辑接近真实，传出最需要传递的东西。
有无冕之王的存在，他们能够或者敢于仗义执言，让政|府、国会倾听底层百姓的声音，了解社会的诉求，从而制定适宜的政策，才是国家之福。
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是给了于一凡一个交待，这个她，何尝又不是作为祖国的“她”呢？
第711章 尊师重教
张汉卿永远不会忘记后世一位伟人的名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无论是在国力凋蔽的旧中国，还是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或者在改革开放后的环境里，没有任何先进的技术是可以通过引进实现的。中国所能依靠的，只能是中国人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因为重视教育，奉系在短短几年内即春笋崭露，显示了知识的良好作用，它在军事上的强大，无非是靠着东北讲武堂、武汉军校以及后来的国防大学培养人才。
一所东北大学，投入上虽然多了些，但想想它为东北工业振兴和经济昌盛提供的巨大支持和源源不断的后劲，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想想日本，借着甲午赔款的资金投入教育，即迅速“脱亚入欧”，成为新的列强；而美国，尽管有严格的移民政策，但对于高层次人才的引进上，却是大开绿灯，不遗余力。想想人才的培养国花费了多少代价才成功地把一个人变成“人才”，在享受成果的时候却被美国一把揽了去，长此以往，美国焉得不发达！
在有机会入主中央后，尊师重教这一主题重又摆上案台。
在中国，对教育先后有几个弯路：从解放前的尊重知识分子，到文|革中的“臭老九”被贬得一钱不值，又到改革后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然后再到被多方诟病的所谓“产业化”的教育体制改革，所谓“拿手术刀的不如卖茶叶蛋的”，又到张汉卿穿越前的教师待遇的重新提高。
中间反反复复，人才被浪费和埋没了一代又一代。
近代中国的落后，与国民素质的落后是分不开的。由于满清统治者的愚民政策，现代意义上的教育只是在中国的国门被船坚炮利的西方帝国主义者打开之后才初具雏形。
但是不能因此说，二十一世纪的教育工作者的地位是多么高尚、待遇是如何有巨大提升。比较在民国初，教师----确切地说，是教授的待遇是非常高的。
说起民国时的教授，不少人钦佩和羡慕。因为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与今日知识分子不可同日而语，学识高地位高收入丰。
拿鲁迅先生来举例，人人都知道鲁迅写稿、当教授收入颇丰，但鲁迅究竟有多富呢？有人说鲁迅是“百万富翁”，统计出鲁迅在1912年鲁迅到北京教育部任职到1936年去世的24年间，总共收入12万多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480万元。
此种可能不是没有，因为从鲁迅日记的主要内容所记录的收入情况以及民国时教授们的待遇来看，以鲁迅当时的收入确实算得上富翁。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除了鲁迅，民国的其它教授的待遇如何呢？民国教授的经济状况与现今教授有着怎样的差距？
据1927年6月公布的《大学教员资格条例》20条及《大学教员薪俸表》规定，当时的教授一级月俸国币50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7000元；副教授一级月俸34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讲师一级月俸26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9000元；助教一级月俸180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多元。
李书华先生在《七年北大》一文中谈及民国时期北大教授的待遇则说：“北大教授待遇最高薪每月大洋二百八十元，也有每月二百六十元或二百四十元。讲师（注：非级别也，乃兼职教师之称谓，鲁迅时为教育部职员，兼职于北大亦只为讲师）待遇按每小时五元计算。助教薪水大约每月五、六十元至一百多元。”
有人曾将民国时期北大的教授月薪做过换算，称北大教授的最高月薪280银元（大洋），约合今天人民币12000元；即使并非专任的“讲师”，不领固定的月薪，按授课钟点每小时5元计算的话，若每周8至10小时，收入也可达每月160至200银元，约合今天人民币6000至8000元。
也就是说那时的教授，每月仅外快就可赚六到八千元。当然当时的北大教授队伍远不及现在庞大，仅约80名而已。
李书华先生还说“北京生活便宜，一个小家庭的用费，每月大洋几十元即可维持。如每月用一百元，便是很好的生活，可以租一所四合院的房子，约有房屋二十余间，租金每月不过二、三十元，每间房平均每月租金约大洋一元。
可以雇用一个厨子，一个男仆或女仆，一个人力车的车夫；每日饭菜钱在一元以内，便可吃得很好。有的教授省吃俭用，节省出钱来购置几千元一所的房屋居住；甚至有能自购几所房子以备出租者。”
其实，民国教授大多根本不需要租房子，比如国立清华大学当时是给教授们提供免费住宅的。1933年春，清华西院住有闻一多、顾毓秀、周培源、雷海宗、吴有训、杨武之（杨振宁之父）等近50家。
闻一多所住46号“匡斋”是中式建筑，共有14间房屋。在当时的1935年初，闻一多、俞平伯、吴有训、周培源、陈岱孙等教授又迁入清华新南院，据说新盖的30栋西式砖房，一人一栋。条件优越得无可挑剔，书房、卧室、餐厅、会客室、浴室、储藏室，电话、热水全配备，应有尽有…
这也是民国时代被称为“知识分子天堂”的由来，由此塑造了他们的风骨：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虽非圣人亦不远矣。他们的人格、骨气、言论经得起跨世纪的检验，可谓历久弥新。
时至今日，在他们中间我们找不到反皿煮的教授、找不到污蔑国民素质低的教授、更找不到自愿去势的阉人教授。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奉行君子不党的教授、不合作的教授、拒不做官的教授、视尊严为生命的教授…
蒋介石历来被宣扬为独裁，但在他的治下，知识分子还是有尊严的：北伐成功后的一天，蒋介石到安徽大学看望莘莘学子，借以表示自己“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当时，刘文典任安徽大学校长，省政|府遂急忙通知刘文典安排学生夹道欢迎“北伐名将”蒋主席。看完通知，刘文典漫不经心地将通知扔在痰盂里，继续打他的麻将去了，还幽了一默：“我手中‘将’这么多，还稀罕他那个‘将’？”
就是在国民党后期，他还是能够接受（或者说是容忍？）文人的恃才放旷：像唯一的敢翘着二郎腿和他说话的傅斯年，名言就是（教授当官）“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像张奚若的“若有机会便请蒋（介石）先生滚蛋”；像马寅初的“我不去见蒋介石，他要见我他自己来”…
他们的收入和尊严，是用知识分子的骨气挣来的。时移世易，对比之下，无论学识品格、还是胆识风骨，今日曰教授者，能有几人能超越他们的同行？
有比较才会有感觉。根据统计，当时普通乡下的佣工的薪资是每月一元；一般中小城市里人力车夫和保姆可挣到每月三元；普通工人的月薪为八元左右，像成都因为后发，起初都小于这个数。
当然，技术人员因为掌握着一定的文化和技能，其实是介于知识分子与产业工人之间的一个阶层、或者说是融二合一的身份，在这个世界大放异彩。像当时能与津沪媲美的青岛产业工人中的最优者----技师，最多可拿到月薪24元，直抵一个教授，这也算是知识致富的例子吧。
对此，张汉卿认为是值得的。想一想民国初层出不穷的文学大家、学贯中西的人物星载斗量就知道，这些待遇对他们来说，只是略补偿于万一。只有在全社会形成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的良好氛围，国家才有希望。
所以尽管经济建设亟需资金，张汉卿还是要求国务院要尽一切可能给教师拨出资金，提高其待遇，改善其工作条件。
当然，也有不合理的因素在，像民国时的士兵，每月可拿大洋十元，而被北洋政|府钦封的各路上将，竟有每月八百元之多！
诚然，军人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以命来换全家的口粮似乎有情可原，但是一个上将…连后世的政|府都要严格限制国企老总与职工收入的最高比例，这个差额也太大了！在统一后的民国，将官以上的收入普遍比之前锐减五倍以上。
为了在全社会灌输知识兴国的观念，张汉卿更以行政法令的形式要求各级地方政|府：所有的政|府机关办公大楼的规模，不得好于辖下任一所中小学校；
所有中小学校的建筑强度，均不得低于当地政|府单位的办公建筑；
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拖欠教师工资，即使是贫困地区，也要将有限的资源优先投入到教育中来。
财政部专款专用，将教育经费优先保证----张汉卿曾经专门为此在人民党政治局会议上再三强调：“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国家和地方积极投入大量资金兴办学校，并计划在全国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
对于占用教育资源，违反以上法令的地方政|府，一经发现，行政一把手直接记过并在三年内不得晋升，违规之单位主管将视情节轻重被给予降级、撤职甚至开除等处罚，并限期予以改正，报经当地立法机构裁处。
在民国之初，为了弥补若干年动荡与所导致的与先进国家的教育落差，国家鼓励私人办学，利用一切办法达成国民识字率、适龄学生入学率与高等教育规模。所有各地政|府对于官员的晋升办法，除考查其对于经济的贡献，在教育方面的表现是重中之重。
第712章 影响深远的举措
此一指令在后世号称“天字第一令”，并导致后来各地政|府半数以上官员都是从狠抓教育上这一项升起，各层级的教育委员会的话语权空前扩大。
在人民党|领导下的新民国，如果各地发现有所谓奢华政|府办公楼，将是全国跟进的大事件。办公楼轻易不会搬走，有上级约束、监察机构的严厉、无孔不入的记者在，谁会冒着身败名裂丢官弃爵的风险去做一件让“前人倒下后人乘凉”的事呢？
所以在中央的严厉要求与制度约束下，一直到世纪末，重视教育投入始终是各界主流。
唯一不足的是，后来出现了许多“豪华教室”、“XX地最美的建筑----XX学校”等奇疤事件，也出现了许多“最长时间记录----XX年未修缮之政|府大楼”、“XX县党委县政|府数任均在危楼办公”之类的报道。
后世某地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大地震，唯一幸存的建筑类别就是各地的学校了。这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为了对国家重要工程科学和技术问题展开战略研究、推动工程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大科学技术问题提出报告咨询等，张汉卿提出了组建中国工程院和中国科学院的想法。
这个与后世两院制度一脉相承的超前思维，让广大科技工作者们终于有了用武之地。优厚的待遇、尽可能的研究便利与终身的荣耀，直接带动了国人关于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的研究兴趣，为中国的再度腾飞积累了宝贵的人才。
在人民党宣传部、政|府教育部及各地行政部门的合力配合下，各地掀起了投资办学的热潮，方向是“一切为了学生，为了一切学生，为了学生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