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锡山也认识到这种消耗对奉强晋弱的时局更为恶化，他认为：从南口仰攻居庸关伤亡很重，攻不下来。须将晋军撤下来，开到雁门关一线，作好防御工事，采取守势。彼军并无后援，不能持久，久之必败。遂命商震“暂撤至雁门关之线，集结兵力，先取守势，待机进攻。”
依照阎锡山的命令，商震放弃大同城郊及其外围部分地区，扼守大同及雁门关等要隘，利用地形，沿长城构筑阵地，待机出击。
鹿钟麟同样也洞悉了张作霖的阴谋，但形势已骑虎难下。不得已下令北路军北进归绥，意图以绥远之地为依存，徐图渐进。
此举却惹恼了张汉卿----归绥、包头等地是他发展北方工业的重要的原材料基地，怎能被国民军占领？他通过张作霖连下电令，申斥鹿钟麟：“纵兵匪乱地方，扰乱绥远安定。”并命令人民军对其进行“围剿”。
8月中旬，人民军卫戍军区部队奉命攻占多伦；下旬，在热河、察哈尔驻军的紧逼下，国民军从南口撤出。
于此同时，晋军转守为攻，国民军陷入被动，开始从晋北撤军。8月24日，阎锡山宣称“晋省境内已无敌踪”。在此期间，国民军败军之将韩复榘、石友三、郑泽生等率部在商震的劝诱下投晋。
张之江不得已宣布停战，可张氏父子哪里会给他机会？早把紧箍咒套在他的头上，不成佛是不会让它消逝的。要知道为了吃掉这块心腹大患，张汉卿已经动用了西北、华中、华东、华北的几路兵马，已经做好了专打先输者的准备。
国民军胜，则从四面进山西；国民军败，则收拾它。
现在的国民军已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它既打不过有地利之便的晋军，更不敢招惹虎视眈眈的人民军，关键是朝中没有帮它说话的。
因为自袁世凯死后，北洋各系之间打了无数次仗，好不容易统一见到曙光，舆论也一边倒地倾向于建立统一之中央政|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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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1章 国家大义
虽然尽全力打败了国民军，阎锡山的心却陡然间悬了起来。
他知道国民军的难处，也知道这是张氏父子的计谋，但人家用的是阳谋，他无可奈何。现在国民军在舔伤口，他知道一旦国民军完蛋，也就是晋军直面人民军的时候。
“不能让国民军跨掉，留下他们还会是晋军的助力”！他这样想，也这样安排他的参谋长徐永昌密会张之江，以唇亡齿寒的道理劝说他们化敌为友并给以军饷的资助。在他想来，走投无路的国民军如果接受了他的恩惠，离变成阎家军差不远了。
可是徐永昌却坏了他的大事。
早在三方反直之时，张汉卿就暗地里派人与徐永昌取得联系，以国家大义相劝。徐永昌虽然是山西人，却不是阎锡山的菜。在军阀混战时辅佐阎锡山算是保乡卫境，可是当阎锡山成为国家统一的最大障碍时，他便有了反感。
上次冯玉祥联络阎锡山作乱，他就坚决反对。现在，为了自己的权力，阎锡山竟然大方地“化敌为友”，这让徐永昌大为不满。接到这个指令后，他不假思索地应允，其实心里已经有了主意。
国民军的大营扎在小五台山底，人民军从张家口、保定南北包抄，把他们挤压在一块狭长的区域里。既无战略地形，也无回转余地，军心焕散，眼看溃败在所难免。对精通军事的徐永昌来说，这支军队其实已经没有战心，即使想争取意义也不大了。
张之江对徐永昌的到来很意外，倒没恶意，毕竟都是孙逸仙极赞赏的人物，香火之情还是有的。他见了徐的第一句话就是：“徐大哥，阎司令是不是许了什么愿，可以让兄弟们活下去？”
他和阎锡山都不是傻子，自己完了，阎锡山绝对落了不好。晋军把他们逐出山西就止兵不前，更说明阎是保家第一，显示强硬为主，而不是真的要对国民军赶尽杀绝。这个时候，徐永昌前来，更是验证他的想法。一刹时脑中涌起各种算盘，要从山西要钱要枪。
可是徐永昌只微笑着说了句：“我此来不是代表阎司令许愿来了。”
张之江诧异，你可是阎锡山的参谋长哎，你不代表他还能代表谁？他没说话，但他的诧异已经替表达了。
徐永昌说：“阎司令是让我来的，但兄弟我这次却只是代表我自己。
自民国五年起，中国何尝有一天是安静的？你方战罢我登场，一会护国，一会护法，一会又是讨贼，可是国在哪？法在哪？贼在哪？我没见到，反正国家是一团乱我看到了！经历了几次大的战争，好不容易南北和解，我们内部又在倾轧，这种局面何时是个头？
严格地说，人民军也好，国民军也好，大家和孙先生的信念同出一脉。我不是为奉系说话，坦率地讲，人民党搞三皿煮义，结果远胜于我所见到的任何一家。我想，就是把国家交给他们也没有什么，我们为之奋斗的目标，不就是完成国家统一、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吗？
现在国家已经基本实现统一，也该是各路军阀结束纷争实行军权统一的时候了。晋军和国民军以前是于国有功的，现在该急流勇退了，这也是为国立功的体现。否则，除了引发更大的战乱、让国家有更多一些时间的灾难之外，还有什么益处？
阎司令让我来与国民军联手，我私下里是不同意的。以我们现在的力量，就是加上西南那几个省份，能打得过人民军吗？我们反对把军权交给人民军，究竟是公心还是私义？我们比人民党做得更好吗？再打下去，我们都是国家的千古罪人！
所以我劝紫珉兄，不要再动联晋抗奉的主意，见好就收，率军归服中央，也算是为国为民做了一桩好事。我知道你是真信上帝的，你愿意上帝的子民在这里自相残杀吗？”
这番话说到张之江心里去了。他虽然代理国民军司令，但能力有限，指挥一帮骄兵悍将很吃力。仗是越打越衰，人是越打越少，名声是越打越坏，这个司令，他早就不想干了。
之前不是没想过投诚晋军，可是也知道人民军下一个目标就是晋军，以两家之力也不够对方喝一壶的。那时候晋军再败了，他就更没脸见人了。
现在连晋军的参谋长都不想打仗，他还有什么可说的？想想老上司冯玉祥，人民党一发话，他就得乖乖地去苏联“考察”。自己比起冯玉祥更是差着一大截，既然已经无力回天，不如就此歇手，也算是为国做了最后的贡献吧！
想到这里，他欣然决定全军停战，自己亲赴北京请罪去了。
一觉醒来就听到这么好的消息，张汉卿口水都要洒一地。两位主帅一位出国一位请罪，这时候国民军定然人心恍恍。为了避免战乱再起，顺便也给阎锡山的归降做参考，张汉卿大度地宣布纲降：
“无论何种党派、何系军队，只要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统一在‘国防委员会’的管辖下，都是中国国防军人的一部分，中央政|府全面负责其支出。”
张汉卿还钦点了冯系麾下大将，后来抗日战争中名声显赫的宋哲元、刘汝明、孙良诚、孙连仲，还有名不见经传的吉鸿昌等人，将其提拔重用。除将一部分军队编为地方武警部队外，将余部分散打乱编入济南军区各新编军中。
至于张之江，不但无罪，还与国有功，值得大奖而特奖，以为其他人之表率。经张汉卿提议，中央政|府决定，授予张之江一级和平勋章。
不过张之江拒而不受这个勋章，他觉得已经对不起老上司了，说什么也不想再在他的伤口上撒盐。在多次央求下，张汉卿同意他出洋，陪同他的老上司冯玉祥赴苏联“继续”考察去了。
这样，徐永昌动三寸不烂之舌，让数万国民军卸甲归田，既解决了冯系，也削弱了晋系，一石二鸟，功莫大焉。当然，他是不会和阎锡山讲他起的作用的，不过，知道这个消息的阎锡山，对他已完全失去信任，安排他做晋军战争动员总指挥去了。
第682章 挟天子令
安顿好冯系降兵降将后，张汉卿转手再面对阎锡山。对付既要面子又想得里子的军阀，张汉卿的手段很简单，“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招被古人用滥了的招数，竟然还十分管用。
以中华民国执政的身份，借用国家统一委员会的名义，段祺瑞委任阎锡山为行政委员会副主席，即日上任，并要求“中央有职事者，在地方不得兼任省职！”
这就是“天子令”，让他在道义上无法拒绝。不然，在国民渴望和平统一的历史大势下，他仍然要行偏安之事，首先在道义上就差了一等。“恋栈”等口水，人民党宣传部的那些笔杆子又不是吃素的。
阎锡山知道此为调虎离山之计，先是推诿不就，他的理由很老套“养疴”；后在“各方人士”的敦促下，始于9月5日宣布就职，但并不到北京视事。
人都是有的。阎锡山不想走很正常，但当他赖以成事的文武官员坐了他的位置之后会如何？他们会愿意这位自己的老上司还待在这里指手划脚吗？
这叫什么事？遥控指挥吗！
山不就船，船就山。
为彻底分化山西军政，张汉卿巧施妙计，他随即以中央命令，委任商震为新成立的山西第1军军长，利用商、阎之间的矛盾使双方的裂痕扩大；再委任阎锡山的心腹赵戴文为山西省省长，使他不至于有大的反弹。
军权交与商震，政权要给赵戴文，没有倚仗的阎锡山就不好玩了。
起初，他还能依照曾经的威望在山西军政圈子里刷存在，可是当山西的行政管理按照中央政|府的新架构开始运作后，渐渐地他发觉他的话开始失灵了。
首先赵戴文在施政上有一套自己的方法。当初做阎锡山的幕僚，严重埋没了他的才能。当有朝一日权在手，必然把令为行。这时候难免有些理念与阎锡山有冲突。虽然赵曾是自己的首席军师，但如果他不走，赵戴文的省长之位也很尴尬呢，长此以往，两人之间必生嫌隙。
军队里也是这样。按人民军编制师要求改编的晋军难免会吸收和借鉴了一些人民军的东西，像政治部、后勤部等。众所周知，人民党的渗透能力是很强的。
这倒在其次，关系是一个健全的制度有效地把伸向晋系军队的黑手斩断了。人民军自有一套严格的体系来管理军队，光控制主官作用并不是太大。但是当官兵的供养都出自于上、人民军的各级后勤部门可以很容易地卡住他们的脖子。
谁让他们被改编过了呢？按照人民军的思路走，军队里产生军阀是很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