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张汉卿自信已经解决了，他说：“国家统一后，仍然需要人民党|领导全体国民进行政治经济的大发展，但是作为重要的监督体制，我准备首先进行司法的完全独立，这样，即使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会同西方一样面临着司法的约束。
除此之外，国家开禁对新闻系统的控制，让人民的声音真正成为执政|党的一面镜子。在机会成熟的时候，国会仍然需要成立并且发挥作用----三权分立仍然是中国走向政治成熟的方向
只是，在此之前，或者在此之后，人民党都要发挥其独特的作用，在立法、行政权上的完全皿煮起过渡作用。这一期间可能是几十年，也可能是上百年，但是我相信，这一天始终会到来。其实人民党已经在东北试点了一年多。
袁氏、皖系、直系其兴也忽焉，其亡也勃焉，都是人民党的借鉴。只有人民真正行使了当家作主的权力后，这个国家才能永葆青春、蒸蒸日上。”
孙逸仙被他一席话深深撩到了藏在内心的使命感。他诚恳地对张汉卿说：“国民党人才凋零，在建设国家方面也没有可资借鉴的经验。人民党已经在事实上完成了国家的组合，如果不正视这个事实，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有害而无益的！
在这次组阁问题上，有人提出以我为总统，这是我绝对不会同意的。我孙文无尺寸之功，又对治国无一己之见，怎能尺位素餐，谮居高位？
不但如此，我还会用我残存的一点影响，让国民党从立志于夺取中国政权的宗旨上退还到辅助人民党完成国家统一、富强、皿煮的大道上来，我想这才是真正的‘天下为公’。我唯一的志愿是国家和平后担任铁道建设部长之职，在任内为中国修建10万公里铁路！”
张汉卿呯然心动，心内一热，前生每次春运一票难求的情形又浮上心头。如果真如孙逸仙所愿，解决了束缚中国工农业发展的交通薄弱的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
美国在四十年代建设了遍及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支撑起其多半个世纪的强大，被誉为“轮子上的国家”。中国人口众多，幅源辽阔，自然不能在汽车上和美国一较高下，那将使全球更快地步入资源荒，想想二十一世纪中国需求庞大的石油等能源和长期受约的“马六甲困局”吧。
而且建铁路，与建设同等公路、航空的性价比都是最好的，从长远观点来讲也颇具战略性意义，无论从国计民生、国防需要、国家发展与能源安全性角度考虑都是合理的，张汉卿很希望未来的中国是一个 “铁轮上的国家”。
他同样报以诚恳地说：“先生，学良愿尽可能给先生以支持，建设纵横东西南北的铁路网，让中国从此强大起来。”只要交通便捷，贸易兴盛，将内需调动起来，让工、农业产品充分达成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流动，中国富强是指日可待的事。
他仿佛看到了二十一世纪“中国制造”的举世瞩目的成就提前映在眼前，一个强大的中国即将提前建立起来，驱逐帝国主义在华势力，建立完全主权的中国的展望如在眼前，中华民族也不会再来一次多灾多难的悲惨故事了！
这时候大海似也感受到了他激动的心，咆哮着在岸边甩起千层浪，用巨大的声势应和着他的汹涌。
起风了，下雨了，洗刷着大地的脏污，表达出张汉卿此刻的心境。中国一统就在眼前，由大乱到大治，自己现在可是在重大历史关头挽救了中华民族至少五十年的衰退，堪比历史任何一位帝王将相！
记得自己最佩服的另一位伟大人物曹操在北征乌恒胜利返回时，就是站在这里“东临碣石，以观沧海”的。他面向无边的渤海，不顾倾盆大雨就在头顶，一首妙词油然而生，成为绝唱，这就是现代文学史上著名的《浪淘沙﹒北戴河》：
大雨落幽燕，
白浪滔天。
秦皇岛外打渔船，
一片汪洋都不见，
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
魏武挥鞭，
东临碣石有遗篇。
萧瑟秋风今又是，
换了人间。
第630章 国家统一委员会
由于最大的实力派巨头张作霖和中国最有人气的国民党精神领袖孙逸仙在事关中国领导权的问题上最终“惺惺相惜”，建议并通过了“在国家行政空白期间，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以作为各派正式接受出新任总统或决定政体前的过渡”的决议，才使得这次“碰头会”表面上圆满结束。
在各方讨价还价下，产生了新的“国家统一委员会”以协商统一事宜。
这个委员会有别于当初由张汉卿炮制的同名机构，共有委员13人，分别为奉系6人：张作霖、孙烈臣、吴俊升、张作相、张汉卿、王永江；皖系3人：徐世昌、段祺瑞、靳云鹏；国民党系和近支人员3人：孙逸仙、冯玉祥、孙岳；以及在北方有重要影响力的山西督理阎锡山。
“国家统一委员会”并不是一个行政机构，而是各方为协商国家的重要事务的一个平台。在名义上，中华民国的最高元首仍然是段祺瑞，但为他新造了一个官衔“执政”。
但段只是国家统一的象征，平时既不能“执政”，也不能“问政”，他充其量算一个“听众”。真正的实权，是在“国家统一委员会”下设的几个等同于内阁的委员会。实际上，这几个委员会也确实控制了国家行政权力。
此届内阁阁员名单如下：行政委员会主席王永江、财经委员会主席潘复、农业委员会主席莫德惠、工商委员会主席刘尚清、教育委员会主席马寅初（无党派）、交通委员会主席孙逸仙（国民党）、国防委员会主席孙烈臣、计划委员会主席张汉卿、司法委员会主席林翔（国民党，林则徐后人）、外交委员会主席顾维钧（表面是无党派，已被吸收为人民党员）。
一点儿也不奇怪，新成立的内阁中，奉系取得了除交通、教育、司法委员会主席之外的全部7个席位，切得很大的一块蛋糕。当然，每个委员会都有各方或多或少的人员在内，当初决定采用委员会制就是为了广开言路。
这些官职都不重要，大家更关注的是关于军队的处置，因为国家统一的最重要一环就是“军队国家化”。
不过由于政治上分歧过大，对于军队的集中，暂时还没有一定的，大伙儿也只是坐在一起，谈谈心，顺便发发牢骚，然后各自回去整理军备，准备壮大。所以，基本上拥有军队的实力派领导人才得已进入，除了孙逸仙。
奉系孙烈臣怎么排也是首席的角色，委员中来自其他四个实力派：
阎锡山（山西革命军总司令，辖5个师2个混成旅，共11万人），驻所山西；
冯玉祥（国民革命军第1军军长，刚刚扩建到3个师1个混成旅，6万多人）驻所河北廊坊；
孙岳（国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由一旅而扩到2个师，3万多人），驻所北京通州；
只有孙逸仙，虽然时任中国最大的“参政|党”----国民党的总理，却无兵无权，但当之无愧地成为国防委员会的一员。不过他的事务繁多，代表其参加国防委员会的，是其在广东的参谋长李烈钧。
桂系、滇系、黔系、川系都派人表示承认中央的权威性，一时间，似乎中国的统一大业已告完成。
国防委员会的存在目的，只是为了协调各方军队在国家军队体系中的比重，以及如何分配利益。对于各方的军队，国防委员会暂时还不能伸手。
所以它的存在意义并不大，基本上和之前的陆军总长在民事上的地位相似，这也是张汉卿并没有在这个委员会中任职、而继续让“习惯”了休闲生涯的孙烈臣担任的原因。
不过，等腾出手后，张汉卿一定会发动武力，消灭一切敢于拒绝“统一”的军阀的。估计这也是所有实力派的心愿：袁世凯干过、强大时的皖系干过。
对于实力较弱者，是不甘交出手上的军权的，所以才有“省自治”、“联省自治”等的滥觞。当奉系还很虚弱时，也曾反对过“武力统一”，但那是因为它的羽翼未丰。一旦它以为自己的力量差不多时，也和其他军阀一样，要建立所谓“全国统一”的“合法政|府”。
这次破开荒召开的所谓“国是会议”，发起国民大会，探讨恢复法统，取消各地自治政|府，实现全国统一，其实就是这个目的。
从当时中国最直接、最现实的困境来说，联邦制、联省自治、一国多制的政治体制，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各种政治野心家的专擅行为。从消极意义来说，这也是当时实际上陷入分裂状态的中国重新走上统一之路的一种“比较和平的方法”。
这种复合国体形式，或许合乎中国国情，中国的实际情况也许确实如许多学者所分析的那样。但从另一方面看，它实际上陷入了一个理论误区。
因此，反对者也几乎如出一辙从中国国情来立论。
中国国情一个最大的特殊性在于，理论上不会有谁坚定反对自治、联治，但在他们内心深处想着的是“自己治”，而不是“别人治”。那些没有能力扩大地盘的小军阀，则更乐意于抱定“自治”的招牌不放。也就是说，“自治”实际上很可能被|操作为“官治”、“军治”，而非“民治”。
更何况，当时中国的民众并没有相应的自治能力，还需要长期的培训。这就不可避免发生一个问题，一旦利益冲突，拥有权势的人或集团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既得利益的，更遑论帮助民众来参与政治，约束自己。
在孙逸仙执意拒绝下，张作霖毫无疑义地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国家统一委员会”的主席。以张汉卿为首的“计划委员会”为设计国家的国体与政体作了大量的工作，并基本上与各方达成协议，于半年后召开立法院----即国会的选举工作。至于政体为何，尚无具体结论。
在此期间，段祺瑞继续作为临时执政，代表国家行使权力，但实际行政、军事、外交、人事及经济权力均集中在人民党系手中。
在这一段期间，人民党的地方组织已经在各地扎根，成为正式的力量渐渐地在非传统的奉系地方行政上发挥作用，引起其它地方实力派的不满和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