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民国之少帅春秋 第153节

在18世纪后期沙俄直接占领了库页岛后,大清却一直不知道,因为当时库页岛进贡礼物很少而被乾隆免去了。当17世纪沙俄首次扩张到黑龙江流域,俄罗斯人发现在黑龙江流域的广大地区,仅仅分布着几万个的达斡尔人等少数土著。

这类似爱斯基摩人,地广人稀,分布在加拿大广大地区,很难让国际社会公认加拿大自古以来就是爱斯基摩人神圣不可侵犯的土地----就比如你现在跟现代加拿大人说是爱斯基摩人奠定了加拿大的版图,其结果怎么样?地球人都知道。

清朝这种羁縻方式管理一直延续到清朝的灭亡,而进入近代社会后西方国家边疆管理可是现代模式的。到了19世纪沙俄再次扩张的时候,穆拉维约夫发现跟150年前相比,黑龙江流域没什么变化,还是那么空荒着没有进行任何建设和开发,也没有清朝军队的长期驻军哨所。于是乎直接占领。

对于国土的深切感情,在于付出的血汗,有投入才有感情。投入越多感情越深,不付出资本和劳动,从来不去建设也难以建立持久的爱国主义情感。这就是为什么外敌侵入内地的时候中国人会奋起抗争并且舆论民众也会大加支持,同样是东北地区,在沙俄侵占后当时中国人却没有什么强烈反抗。

而当日本人侵略的时候中国人就反抗强烈,这就是因为内地经过中国人的大量付出和开发,同样是因为张作霖大量将山东河南等灾民引入到东北进行大量开发建设,这些来自中国内地的民众进行了大量付出,而日本人要剥夺他们的成果自然会反抗激烈。而沙俄入侵时候东北在大清禁边的政策下没有进行开发建设,自然对这块土地就不那么珍惜了。

像列强在中国抢占了那么多土地,特别是沙皇俄国,把从西北到远东一百六十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都割了去,但是在国人心中,它们远没有、旅大、威海等地方重要,讲起来这些地方还不如俄国拿去的一个零头。闻一多的里有生动的描述,这些地方只所以被中国人感觉屈辱和仇恨,只因为它们是中国人祖祖辈辈生活的地方,已经印在中国人的血脉中。

只有生在斯,养在斯,葬在斯,那里才对人民有诱惑力,有感情,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动力。中国历经这么多的浩劫,为什么还可以生存下来,除了中国人民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外,还有的就是广阔的土地和众多的人口。君不见,四大文明古国只有中国还在。

人是社会发展的源泉,是时代进步的音符。日本有民众七千万,而东北目前只有不到三千万。在可预料的将来很长一段时期,除非有特别大的变化,张汉卿将是独自举东三省之地对抗日本的侵蚀。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力资源,小张拿什么和日本斗?

不过,张汉卿的举动却让段祺瑞政|府极端尴尬:本应该是政|府做的事,现在东北一隅的少帅却争得了头筹,赢得了民心,这让他情何以堪?人家在关外都出人出力、连少帅都出去了,他作为中|央政|府的首脑,如果没有一点表示,外界怎么看他?史书讲起来,如何写他?

没办法,段祺瑞不得不咬牙延后了新军的增编,很花钱的军备购置缓了一缓。挪出的钱,主要用作了赈灾。

不过他的这个赈灾,都有双重意味:他以养家糊口为引诱,招收了许多年青力壮的灾民,加入他的“中国参战军”。优厚的待遇、能吃到皇粮,主要是能够借机抚养家人,使得天津很多灾民加入军人的行列。

另一半的钱款则以灾后重建为名,加大了对河南巩县兵工厂的投入,对外的名义是解决就业。因为他从灾区招募了一些劳力进入这里,他们的要求很简单----给口饭吃。

相较之下,奉天与少帅的好就体现出来了,他们可是老幼妇孺都要,那些人基本上一时半会只是在消耗粮食啊!

很多旁观者都看不下去了,记者们也是很有办法,他们在各大报刊突出了关外奉黑两省对灾区人民的热情,也不无影射了段政|府的火中取栗行为,总的方法是一捧一棒。

老段也是有人脉的,他不甘示弱,也发动御用文人,对奉黑省的行为隐喻为“别有用心”、乘乱“收买人心”,并预言灾民们进入奉天难保会有更加悲惨的结局:因为张汉卿是军阀的儿子,他不可能有这样的胸襟和气度,他的对灾民的爱,可能只是个噱头。

对此,张汉卿用不屑、不耻为辩的办法应对,但是他另辟蹊径,在上首发了一首诗,用激情磅礴的气势表达了他心中对人民、对国家的爱,也吹起了新诗向旧体诗要求在现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号角: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着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第278章 泥巴里的阳春白雪

新诗震惊四座。这个时候,未来新月社的诗人代表徐志摩还在北大读书、闻一多还在做他的编辑、卞之琳才七岁,而张汉卿写作此诗时最忌讳的艾青同样只有七岁、还刚读金师附小…

从此,少帅不再是那个戏耍人间的风流公子,还有文采飞扬。京城人们的心里,那首传唱八大胡同的“好色歌”不过是一时戏谑之作罢了。也是,能写出这么深沉感人诗句的少帅,又岂是一般的风花雪月的情怀可比?

张汉卿的新体诗带给世人的震惊不是它有多么的好,而是太超前了,超前到世人对它怀着一种既感希奇又在习惯上很难接受,虽然它听起来这么的让人感到深挚。这个时代还没有形成欣赏它的氛围,只有两年后,确切地说,正史上的两年后,新体诗才正式亮出它的光芒。现在,报纸只是把它当作一则花编新闻,一则由奉天少帅引发出的激情而已。

正如周星驰的是在公映几年后才由北大学子挖掘出它的内涵而捧红一样,这首看似不起眼不应该引起波澜的新诗却同样在北大一群有心人中间被发现到宝了。

这个时候,还只是综合性的评论刊物,创作并不怎么着重,除介绍一些欧洲现实主义及其他流派作家作品之外,刊登的小说及诗都还是文言的。直到民国六年初,李大钊先后发表了胡适的和陈独秀的,这才正式揭起了“文学革命”的旗帜。

到民国七年2月,2卷6号刊出胡适的白话诗词8首,是中国新诗运动中出现的第一批白话新诗。但是由于过于“白话”,这些诗在文学史上自有其意义,但在文学价值上,基本等于零。其他作者沈尹默、刘半农亦没有任何新意,他们对于新诗的创作,基本上还处于一个摸索阶段。只是因为他们强烈的认为白话文有其先进的意义在,完全可以替代文言文,自然对文言文中占有极大一席之地的旧体诗有了迫切的攻击。

新诗初创阶段的努力,便以废除旧体诗形式上的束缚,主张白话俗语入诗,以表现诗人的真情实感为主要内容。因此,当时也称新诗为“白话诗”、“白话韵文”、“国语的韵文”。可是零零散散的,新诗都不尽如人意。这些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一席之地的元勋们----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鲁迅、胡适…,对于这一构想是深深相信并为之持续奋斗的,只是这摸索未免太让人着急了。

张汉卿的诗作,给他们徘徊在黑暗中的旅途不亚于点亮了一盏灯塔,原来新诗可以这样写,原来新诗可以一样有深度、有感情、言之有物!

有心人甚至翻出了张汉卿“出道”以来的第一首完全意义上的诗歌,力图研究这首新诗的出处、意义和划时代的号角来。尽管他们也扒出了他与朱家三小姐之间的往事,最终定义为新体的情诗----但无妨于它的伟大----原来新体诗写朦胧的爱情也会相当婉转!

当然也不全是叫好声,反对的声音也相当的大,只是因为张汉卿作诗时赈灾的背景,一些有良心的文人不愿意为此过分指摘而已。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张汉卿是官僚,不是文人。文人相轻,那是相对同行而言,为了一首半是戏作半是应景的诗歌,不值得大动干戈,这是很多人权衡之后不予一驳的态度所在,其实这种忽视也表明了一种态度。

倒是有一位张汉卿私下里极为欣赏的大儒公开表示了反对,他对张汉卿的诗作在崇尚新文化文人圈中传播极为不满,讥笑说:“新文化专用乳臭未干之新人,以掩饰于国学之无知。现在人做文章都不通,他们所用的名词就不通。譬如说新诗的‘改良’吧,以前的人都说‘从良’,没有说‘改良’,你既然已经是‘良’了,你还‘改’什么?你要改‘良’为‘娼’吗?”

此公是惯会反潮流的,连袁世凯都敢三番五次地骂,还直呼“贱种”,何在乎一个张汉卿?他直接攻击新诗的话,就发表在上。慑于他的诡辩的名场和骂阵的能耐,没人敢直面锋芒。讲起来,他还是在北大一手捧红张汉卿的“恩师”咧。

张汉卿是谁?此时此刻,他才没有作为弟子的觉悟呢。尊重是一回事,文学理论辩驳是另一回事,连亚里士多德都说过“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话,可见理不辩不明,中外自古有之。

在他的心目中,是极赞同温源宁在里那句“在生前,辜鸿铭已经成了传奇人物;逝世之后,恐怕有可能化为神话人物。其实,他那个人,跟目前你每天遇见的那许多人并非大不相同,他只是一个天生的叛逆人物罢了。”

他没有同这位儒林怪杰直接打嘴仗的准备,那也不是他的强项,但总要辩驳一番的吧,不为新文化运动,也要为自己!他于是在上隔空喊话,没有直接对战,却有旁敲侧击之力:“对辜先生的学问和崇华抑洋的见识理论,学良是一贯表示钦佩的。先生所著,我们无不佩服,那你就更应该明白,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而你,却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诅咒我们中国人,有违先生向来之道,还请先生解释清楚?”

或许说出了辜鸿铭与时相违的要害之言吧,反正,被誉为“文坛斗士”的辜鸿铭,此后便难得的息了声音。或许在他认为,以他的身份,和张汉卿这样一个小官僚开骂胜之不武吧。弟子尊重师傅不敢对战是德,但是做师傅的也要有点觉悟。

却一幕小插曲,却被新文化运动的一拨人眼睛一亮。他们不能不知道张汉卿的身份,正因为如此,他们迫切需要拉张汉卿入伙----传统势力太大了。张汉卿为赈灾尽心尽力,他们是知道的,这个时代的大学还不是呆在象牙塔中作它的“寻章摘句老雕虫”。张汉卿对于赈灾的演讲,以及他不让人耳目一新的,都让他们相信,这是一个不拘旧礼的年青人,完全可成为的代表。此外,他的少帅身份,足可以让他们认为是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新文化”运动力量倍增。

事实亦是如此。

他们急切地联系到张汉卿,探询他对此事的态度。

他们派出的代表是钱玄同。

清爽利索、一脸书卷气的钱玄同,连同那幅眼镜很快让张汉卿有了熟悉的感情:校园生活。尽管在北大的时候自己曾经怼了对方一次,也他赢得了“小疯子”的美名,但在学术的角度,张汉卿是相当尊重他的。

率先提出并起草简化汉字、倡导使用新式标点符号、阿拉伯数字、公元纪年法、汉字横行书写…可以说建国以后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定和推行,钱玄同早在半个世纪以前就做过很多坚实的奠基工作,他称得起是文字改革工作的前驱。他既是国语运动的理论家,又是语言文字工作的实干者。

在北大“交流”的时间太短了,现在,终于有机会再续前缘了。

钱玄同对于张汉卿是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的----能不了解吗?一篇可是让其在北大校园里名声鹊起,并一度让自己怀疑取消汉字想法的偏激性。

同时在北京城里由纨绔向精明的华丽转身,让很多关注的人看到了一个有远见有担当有智谋的少将军。然后听说让许多观察员们大跌眼镜的奉天军政改革、他的建立新式军队与成功的剿匪、他的新民土改,无一不让人产生强烈的关注:政治与军事都有出彩表现,这是一个年仅十七八岁的年轻人做的事吗?

可是事实俱在,这位年轻的少帅更以一首感人至深的新体诗让他有种“自古英雄出少年”的感慨。有能者,恒能之。在看到张汉卿英姿勃勃的脸上因为连日来赈灾的劳累而挂上的一丝疲惫,钱玄同深深地为国家有这样有这样的英才而骄傲。

张汉卿并没有因之而自傲,这也是钱玄同起初所担心的、很多年轻人都有的毛病。听说是钱玄同,张汉卿非常激动地迎上前来,丝毫没有少帅的架子和盛气凌人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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