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5日到25日，日本政府在17个县、60个市镇和乡村出动了军队，逮捕了好几万人，除去现场被杀害者外，单是被加以各种罪名而判处死刑、无期徒期以及其他苦役的就有7813人。才算是勉强把各地的“米骚动”运动给镇压了下去，但是各地依然有着零星的工人和农民运动。
即便是寺内内阁自己估算，参与这次“米骚动”运动的人群也有将近八九百万人口，爆发运动的地区遍及了日本一半以上的国土。
山县、寺内、加藤等日本统治精英一边震惊于群众运动的威力，一边则拼命否认群众的怒火是因为官僚统治下政商勾结的黑暗。
山县就在贵族院内公开发表意见道：“本次国内的所谓米骚动运动，绝不是国民自发形成的反对政府的行动，而是俄国过激派革命思想向日本渗透的结果。
近来我听说大学的教授和学生们日常都在讨论什么自由民主和社会主义思想，这种抛弃了日本国粹而拥抱外来文明的思想，正是妨碍了国民对于万世一系的皇国体制正确认知的根本原因。这些学生们口中大谈自由和民主，却诋毁着天皇体制，还口口声声叫嚷着日本应当学习社会主义的社会进步理论，从皇国体制继续向前推进。
这简直就是混蛋说法，我现在连社会这两个字都不想听，因为这就是外国势力煽动国民反对天皇的无耻之言。我认为政府应当严厉的打击那些大学里的社会主义分子，禁止大学的课堂上教授或谈论社会主义，禁止那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籍公开出版，哪怕是带上了社会两个字也不许出版。
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纠正国民的错误思想，才能挽救年青人的错误认知，让他们成为一个合格的日本国民…”
山县的发言自然获得了贵族院议员们的热烈欢迎，但即便山县再怎么指鹿为马，也掩盖不了一个事实，日本社会的底层民众已经濒临革命的边缘了，他们对于政府和财阀的不满，不是几句非国民的咒骂声就能悔改的。
因此，山县很快就仿效昔日明治天皇拨宫内经费造舰的故伎，以大正天皇的名义拨下300万日元“救济细民”，又迫使三井、三菱等财团拿出了几百万日元购买米粮分发民众，最重要的是寺内内阁放开了对于国外进口粮食的限制，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廉价米粮以平抑物价，才渐渐的平息了群众的怒火。
不过从8月25日开始，全国的报刊都对于寺内首相动用军队对付国民的行动进行了严厉的批评，一时间整个日本的舆论都认为寺内应当主动的辞职，向那些被军队打死的国民谢罪才是道理，执政党和在野党也纷纷在报刊上指责寺内内阁施政不力，才会导致有损皇国国威的“米骚动”运动出现。
早就预料到这个结果的寺内正毅于8月29日正式上书称病辞职，刚刚上台不到一年的寺内内阁倒台。山县在抛弃寺内的同时，也不无有凄凉之感，他对着来拜访自己的田中说道：“今后的内阁若是不能掌握民众的心理，恐怕就无法掌握政局了。官僚体制已经很难再独立组阁了啊。”
面对山县难得表现出来的软弱时刻，田中心里也是唏嘘不已。寺内的倒台其实也宣告了长州派试图在政友会和宪政会之外组建第三党的图谋落空，国内舆论这次明面上是攻击寺内，但实质上却是在批判着藩阀政治，这也意味着国民对于藩阀掌控政治的局面已经忍无可忍了，如果长州派再不思悔改，那么下一次长州派即便再次组阁，也不会得到议会的支持了。
田中踌躇了一下，便向着山县进言道：“都成四川成汉也许我们应当利用现成的政党，而不是自己再去建立一个新党。从目前国内的各政党的发展来看，立宪政友会的发展显然要比其他党派好的多。”
山县沉默了数秒之后，就看着门外的山茶花树说道：“原敬这个人确实是有着不俗的见识的，在当前这个国外形势复杂，国内又充满着混乱思想的时代，也只有原敬才能作出恰当的应对啊。但是，你认为他所主张的对华缓和见解，真的可行吗？”
田中一时都说不出话来了，日俄战争刚刚结束的时候，他就向山县就大陆政策进言过，当时他是这么说的，“清帝国没有自我保持国内秩序之能力，为了防止西方列强瓜分清帝国，日本应当先行向清帝国进行扩张。”
而他在同一时期的个人日记中也踌躇满志的写过，“清帝国将来取得大的发展，达成可能挫败各国欲望的盛运，其发展还甚为遥远，几乎近于空想。”这样的语句。
简单的来说，日俄战争的胜利使得田中为代表的陆军军官们倾向于建立以陆军为中心主义的攻势国防论，也就是日本应当成为大陆帝国的主张。这同以海军为中心主义的守势国防论，主张建立一个岛帝国日本的言论是针锋相对的。
正是看到了田中所代表的长州派青年军官们的野望，山县才认定了田中作为长州派的继任者。但实际上在日俄战争结束的初期，山县一直都认为俄罗斯帝国是不会放弃报复日本的想法的，因此日本应当警惕同俄罗斯的下一次战争，为了下一次继续击败俄罗斯帝国，则日本应当协调同清帝国政府的关系，联合清帝国一起对抗俄罗斯帝国。
只不过山县最终还是被田中说服，方才支持更加激进的大陆政策，但是在辛亥革命到今日，田中所主张的大陆政策几乎已经破产，这就让山县不得不重新退回到了日俄战争时期的立场。
田中因此很明白，山县这个问题其实是在考量自己，一个坚持大陆政策的长州派代言人显然是无法同主张缓和对华关系的原敬领导的立宪政友会携手前进的。
田中义一只是犹豫了一下，他知道自己接下来说的话等于是背弃了军部青年将校的共识，但是如果自己爬不上去，谁还能去领导完成大陆政策呢。
“我认为，当下的中国绝不是腐朽无能的清帝国可相提并论的。对于清帝国来说，试图挫败各国入侵欲望的盛运是遥不可及的，但是我们现在都能看的很明白，当下中国的某一部分地区确实拥有了挫败各国欲望的实力。强行和我们的邻居对抗下去，只会让帝国的力量白白的消耗在朝鲜半岛，并让各国从中渔利罢了。
当前的帝国应当整备军队，就像我们在日清、日俄战争之前做的那样，等到我们准备完毕了，再谋求一个恰当的时机同中国开战。而在这之前，缓和对华关系，让中国人放下对于帝国的戒备心理，我以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举动。”
对于田中的回答，山县还是满意的，对华缓和关系是一回事，和海军中心主义的对抗又是另一回事，哪怕今后的日本并不会发起对中国的进攻，也不妨碍陆军以这样的理念保住资源的分配。
因此山县拿起了面前的茶盏缓缓的喝了几口，才吐了口气说道：“嗯，那么你就去和原敬碰一碰吧，我看眼下这个局面还是要他出来才能安抚住朝野上下对于政府的批评的。而且和共和党之间的联络，国内也只有他同那位吴川有些私交了…”
这一个月来日本国内的风云变幻可真是让外国人看傻了眼，当然最为傻眼的还是那些赌日本不会对北京政府提出的要求后退的中国人。
在这一局中大获全胜的，自然是从一开始就秉持强硬态度和日本交涉的共和党，其次则是借助共和党的力量和日本政府对抗，却又极力在舆论上缓和两国关系的革命党，一败涂地的则是北洋派，特别是南方的冯国璋集团。
当上海虹口事件传到北京时，传承了前清外交传统的北洋派政客很快就摆出了两个姿态，一个是干脆装死，一个则是要求国民忍耐，把这件事交给政府来处理，不要激化中日问题。
徐世昌等北洋文官派选择了装死，不断的把皮球踢给了总统府，冯国璋则是对治下城市的学生、市民和工人对于上海虹口事件的游行示威进行了驱散和阻止。由此，在日本国内发生“米骚动”，日本外交官对于上海虹口事件的立场趋向于软化后，民众的怒气开始转向了不作为的北洋派，特别是阻止民众示威的冯国璋一系。
这样的情况，冯国璋也是第一次遇到。毕竟在他这一生中，但凡洋人和中国人起了冲突，只有中国人吃亏，什么时候洋人吃过亏？哪怕是日本人。他当时做决定时考虑的，是事情闹大后日本军舰开进长江来，他这个江苏督军就是首当其冲，这不就是因小失大么。
按照前清的传统，洋人怕百姓，百姓怕官，官怕洋人。就是因为每次洋人和百姓闹起来，洋人都会找上官府赔偿自己的损失。因此为了避免给自己找麻烦，洋人和百姓一旦起了冲突，官员第一时间都会选择压制百姓，不管是非曲直，只要把百姓压制下去，事情就算完结了，自己的官位也就保住了。
虽然冯国璋现在也算是东南的土皇帝，还用不着向谁负责，但是他很清楚一件事，没有洋人给予的武器和借款，他就不可能在江苏坐稳督军的位置。虽然他拒绝了日本方面的拉拢，但是真没想过要为了一群百姓去得罪日本人，还是一群租界的百姓，这摆明了应当是英国人和日本人之间的问题么。
但是现在么，日本人居然对北京退让了，而英国人却站在了北京政府的一边，这让冯国璋感到了相当的不安。他之所以能够割据东南和北方对峙，依靠的正是英国在背后的支持，但是现在英国人却站在了北京政府一边，虽然对抗的不是自己，但也让冯国璋意识到英国人真靠不住。
冯国璋坐拥东南最富庶的太湖地区，手中又有着4个师，实力可谓是东南第一。但是他的精力已经远不及辛亥年间了，且他膝下虽然子女众多却并无什么出色的人物。就像他和段祺瑞年初还积极反对袁世凯的儿子接手北洋集团，那么也就别指望自己的部下会接受他儿子接替自己的位置。
在江苏督军的这几年，冯国璋好歹也是捞了不少钱，虽然他比王占元的吃相要好一些，但是数百万的家私还是有的。冯国璋因此就萌生了退意，不想再出头和北方对抗下去了。
于是在8月27日，冯国璋向北京政府发电，第一表明自己是无条件拥护中央政府的；第二他表示上海虹口事件属于国家之间的交涉，他一个军人实在是难以承办如此精细的交涉工作；第三他认为自己年老体弱实在无力承担更多公务，因此请求中央指派一人担任江苏省长；第四则建议把上海从江苏省划分出去单独设市，因为该地华洋杂居需要中央直接管理等。
冯国璋突然向北京示弱，令得段祺瑞一系跌破了眼镜，段祺瑞虽然不断的攻击冯国璋，但他是想要借打倒冯国璋的契机完成北洋的再统一，而不是想看到冯国璋这么向中央政府投降，这简直就是让共和党和国民党白白捡了个大便宜。
而对于国民党来说 ，冯国璋的通电简直就是天上掉了个馅饼下来。本来就以东南沿海为根据地起家的国民党，一直都想着把冯国璋赶走然后用自己人接受东南几省，那么国民党至少也就有了几分本钱和共和党抗衡了。现在国民党的力量极为分散，分散在了广东、陕西等地，如果能够把江浙之地拿下来，那么国民党不仅掌握了一个极为富庶的财源之地，也将同在长江流域有着重大利益的英国有了协调的基础。
因此在收到冯国璋电报的当晚，胡汉民、戴季陶就去拜见了孙中山，向其劝说不能错过这样一个接手东南的机会。孙中山则有所犹豫的说道：“冯国璋能够发出这样一封电报，至少证明了中华民国的体制开始获得了国民的认可，眼下我们更应当示之以公，和各方进行讨论如何处理东南问题才对。
假如我们就这样把东南地区接收到国民党的手里，这让天下人该如何看待我们国民党？今后还有地方势力愿意交出地盘吗？我觉得你们有些操之过急了，还是应当慎重一些为好。”
戴季陶依然有些不甘心的劝说道：“这个时候总要先把地盘占住了再说，至于声望什么的，日后再来修补也不迟。其他地方我们还可以让一让，但是江浙地区本来就是我们同盟会的根基，这地方要是落入了其他人手里，我国民党还如何发展？再说句不好听的，要是落在了共和党手中，我们哪里还有翻身的机会？南北两大财源都落入共和党的控制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看共和党的脸色行事了…”
第1089章
戴季陶的话让胡汉民也再次鼓起了勇气对孙中山说道：“哪怕不能把东南地区完全拿过来，至少也要把上海和浙江拿到手。
以共和党的操切姿态，要是让他们管理上海，我担心会变成第二个天津废除租界事件。现在可不是美国保持中立的时候，协约国已经把这世界上所有非同盟国的力量都囊括了进去，共和党要是在上海也搞一出收回租界的闹剧，协约国各方恐怕未必会再如此前那般退让了。
可现在中华民国的总统是您，共和党制造出来的外交麻烦最终还得您出面去解决，总统难道真的承受的起各国一致的外交压力吗？这庚子国难才过去多久，我们总不能让列强有借口再组建一次八国联军吧？
英士现在虽然不在了，但是他在上海还是有不少老朋友的，有这些老朋友的帮忙，我们安定上海并不是什么难事。上海也只有在我党的控制之下，才能缓和同各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从而在欧战结束之后，让我国赢得战胜国应得的荣誉。
我以为，只要我国真正确立了共和体制，又在欧战中做出贡献，那么各国自然会给予我国一个体面的地位。就好比日本人也是在建立了议会制度之后，才逐步取消了各国在日本的特权，以及收回了各国在日本的租界。
以当前欧战之惨烈，我以为对列强一味强硬并不是什么好事，学习日本的柔以克刚，方才是保全国体和让民众避免刀兵的最好办法。我国的国力虽然比20年前有所增长，但恐怕还是难以及得上战前的俄罗斯帝国的。俄罗斯帝国在欧战中尚且被如此蹂躏，连沙皇都被民众逼迫的退位了，我国这一团散沙的局面又拿什么去抵抗列强一致的原则？”
孙中山终于有所动容，皱起了眉头说道：“国家终究还是要真正完成统一，我们才能自强自立啊。只是，其他人且不论，我们总要先说服共和党才行。若是共和党一意反对的话，你们的想法是落实不下去的。我总不能一边接受冯国璋对于中央的投诚，一边又挑起国内的纷争吧？要是共和党不同我们站在一起，冯国璋恐怕也会改口的。”
听到孙中山的口风有所松动，戴季陶立刻说道：“共和党正是打着维护国家统一的旗帜，才推动了本届联合政府的建立，这也是全体国民对共和党赞誉有加的基础所在。
总统你也说过，国民党参加本届联合政府的目的，就是希望能够效仿费城制宪会议，先从政治上完成国家认识的统一；然后就是向美国的党派政治过渡，从而建立起一个民治、民有、民享的自由共和国。
如今前一段目标我们已经完成了大半，除了西藏等少数地区外，各省都已经宣誓承认自己为中华民国的一份子，而西藏问题主要在英国人从中阻挠，我们只能等待时机。但是后一段目标，老实说我们连道路都没有找到。
现在的中华民国，名义上是一个共和国，但实际上各地都是军阀当家，如果我们不收缴这些军阀的武装，中华民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一个上下一体的共和国。
共和党现在虽然是共和体制最大的支柱，但是他们同样也是依靠着枪杆子治理着地方。吴川又比总统年轻这么多，说句不好听的话，您现在的位置迟早是他的。吴川有党、有枪，如果再坐上总统的位置，那么他的权势就远远超过了袁世凯，我很怀疑到时他是否还肯从这个位置上下来。
总统想必也知道，南美各国的那些军事强人坐上了总统宝座之后，几乎就是终身制总统，没有人能够撼动他们的地位。总统从满清起带着我们反抗帝制，这一路走来过了多少坎坷，难道您希望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共和国再度被人给毁灭了吗？”
“我相信吴川应当不会如此愚昧的，这种话还是不要说了，传扬了出去难免破坏我们和共和党之间的关系。你想说什么，还是直白一点吧，不必绕弯子。”孙中山摆了摆手回道。
戴季陶停顿了一下，瞧着孙中山的脸色小心翼翼的往下说道：“我以为，想要建立一个总统您所想要的自由共和国，我们至少应当做到三件事。
第一件就是军队国家化，若是军队不能国都成四川成汉家化，大家手中有枪又怎么肯坐下来互相妥协呢？比如北洋军，当年不就是仗着自己兵强马壮，才硬生生的夺走了我们手中的革命果实吗？
第二件就是开放报禁，当初我们成立南京国民政府的时候就已经放开了报禁，但是袁世凯窃取了政权之后又蛮横的以军警干涉新闻自由，使得不少报社纷纷躲进了租界才免遭毒手。共和党虽然没有如袁世凯那样在明面上干预新闻自由，可他们也一样建立了报刊审查机制，对于不符合自己心意的报道就加以撤销报道。若是让他们这样继续控制舆论，今后谁还敢批评共和党？
第三件就是应当把三民主义的内容列为学生学习的必考项目，共和党过去这些年把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思想都列入了教科书让学生学习，可谓是从小就在培养本党的支持者。如果我们不能把三民主义也列入学生的学习内容，我担心十年或二十年后，青年人都只知有共和党，而不知总统和国民党了。
也只有完成了以上三条，中华民国才能真正成为一自由共和国，而不是被独裁者统治的国度…”
胡汉民听着也深以为然的点头说道：“季陶说的好啊，袁世凯窃取总统一职后就装作一副礼贤下士的模样，就连那些士绅名流也对北洋将领敬重学者、惠泽教育的做法大加赞赏，可他们却依旧搞不过共和党啊。
我记得报纸上就评价过：北洋敬学者，非国民启蒙之学、国民普遍之学，乃精粹掇拔之学、士绅一隅之学。北洋之际，两府为学拨款，累年不下百十万。其十之四五归于高等大学堂、大学校，十之二三归于大学教员、学人之平日开销。唯入国民普及教学、小学堂、启蒙诸师长者，十中无一。此尽天下蒙学、初小之财，供高位学人之用矣。
但是共和党这边却恰恰相反，共和党人大幅降低大学教员、学人之薪酬，却尽力保障小学老师的生活，因此数年之内关外就从蛮荒之地化为文教乐天。时至今日，关外的适龄儿童入学比例已经达到了近九成，几乎于东洋近邻日本相当，哪怕是关内最为富庶的东南地区也难以企及。
北洋所敬重的那些高等学校的教授学人，不是蝇营狗苟的无用之辈，就是倾向于共和党的进步学者，北洋在教育上可谓是惨败于共和党了。要是我们不重视这一点，等到北方各大小学校都用上了共和党思想的课本，我们在下一代身上恐怕也要重蹈北洋之覆辙了。”
对于戴季陶和胡汉民的担忧，孙中山并不是毫无触动的，他沉默良久之后也叹息着说道：“军队国家化，这自然是民国建立以来，我一直想要办到的事。但是这件事实在是阻碍良多啊，哪怕是支持我们的地方军阀也是不肯把军队交给国家的，更何况是共和党呢？”
戴季陶见状便赶紧说道：“要我看，共和党也不是不想军队国家化的，只不过是想以国民革命军领导全国的军队而已。这件事中反倒是我党牵连甚少，因为本党手中并无真正的服从三民主义的嫡系部队，都是半路出家的和尚，他们支持本党不过是希望利用本党这面旗帜罢了。
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欲取先予，先支持共和党对全国军队进行整顿，然后利用各地军阀对于共和党的恐惧，把他们的队伍整合到我党的名下来，让他们真正变成信奉三民主义的革命军，如此不仅可以消除各地军阀割据之局面，还能同共和党进行交换，换取大家一同放弃对于军队的控制，从而完成军队国家化的目标。”
孙中山的目光转向了戴季陶，神情严肃的问道：“你的意思是？”
戴季陶点了点头回道：“以支持共和党整顿全国军队的条件，换取上海、浙江的归属。共和党本就一支独大，眼下他们又开始整顿全国军队，各地必然惶惶不安，必然会有人出来质疑共和党的居心。共和党不管做出什么样的应对，都不会让地方军阀们满意的，总统到时正好可以居中协调。
再一个，以共和党在关外及天津、山东之霸道，英国人必然不乐意共和党的军队进入上海，以免再来一次天津租界事件，毕竟上海各租界都有越界拓界的违约行径。我们退一步，则英国人必然要站出来表态反对共和党进入上海，则总统正好借此机会修复之前和英国人的关系。
当下在上海虹口事件中我们已经失了一局，若是不能扳回一些局面，我担心之后的总统任期内，总统做什么就更加受到共和党的牵制了。这样一来，总统这五年任期恐怕都要耗费在那些扯皮的事务上了，五年之后我们还怎么和共和党竞争呢？”
孙中山望着居仁堂外天井内的花木，好久方才回过神来说道：“季陶不妨去探一探那边的口风，搞明白了他们的想法，我们再做决定吧。”
不过对于共和党来说，眼下的关注点并没有放在冯国璋的电文上，因为俄国发生了更为重要的事件。8月30日，列宁前往莫斯科兵工厂发表演说，当他演讲完毕走到工人中和工人们进行交流时，遭到了计划周密的暗杀。
这一次列宁的运气并不好，向他射击的三枪都打中了他的身体，一枪击中了他的左肩，一枪穿过了他的脖子，最为致命的一枪穿透了他的左肺。很快警卫就在现场抓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女子芬妮卡普兰。
虽然芬妮卡普兰并未招供是谁指示她这么做的，但是同一天在彼得格勒，社会革命党人L.卡内盖瑟暗杀了彼得格勒契卡主席M.乌里茨基。两起事件很快就被联系在了一起，被认为是社会革命党人对俄共布掀起了一场白色恐怖，以挽回他们在之前两月内叛乱的失败。
随着萨马拉的收复，察里津到莫斯科的交通终于恢复，在数百万普特粮食从南俄运到莫斯科之后，工人们的愤怒终于消退下去了。社会革命党显然并不能接受自己的失败，虽然他们在组织工人和农民方面比不上布尔什维克，但是在搞暗杀重要人物方面却是驾轻就熟，当初的俄罗斯帝国官员们就尝过社会革命党的这种恐怖手段。
列宁在医院里醒来时，第一时间就对着守在了身边的捷尔任斯基费力的说了两个单词，“沙皇”“远东”。捷尔任斯基和边上的斯维尔德洛夫瞬间明白了列宁的意思，在目前的局势下，沙皇已经成为了远东自治领和莫斯科之间的唯一联系，一旦沙皇出了问题，远东自治领很可能完全的脱离俄罗斯闹独立了。
捷尔任斯基向躺在病床上的列宁保证，他一定会将沙皇一家转移到安全的居留地去，列宁这才放下心接受医生的治疗。在急诊室外，捷尔任斯基对着斯维尔德洛夫及其他中央委员们神情严峻的说道：“我们必须要采取行动了，如果我们不采用红色的恐怖对待白色的恐怖，那么只会让那些反革命分子洋洋得意，一次又一次的攻击攻击我们。另外，我认为有必要将斯大林同志调回莫斯科主持党的日常工作，否则党内不少同志会因此而产生动摇的情绪。”
捷尔任斯基的前半句话大家都很赞成，毕竟这样的刺杀行动已经严重的威胁到他们这些中央委员的生命了。至于捷尔任斯基的后半句话，则有一部分人反对，一部分人赞成。反对的大多是彼得格勒过来的中央委员，支持的都是莫斯科本地的中央委员们。
不过在捷尔任斯基的强力主张下，在列宁受伤无力主事时，作为契卡主席的捷尔任斯基简直拥有着近乎无限的权力，各位委员们终究还是没能拗过他。见到自己的主张通过，站在医院走廊上的捷尔任斯基也是松了口气，他知道如果不是趁着这个时机提出这样的主张，等到这些中央委员们回过神来，他们也许就要主张让托洛茨基回来主持中央了。
捷尔任斯基非常担心，这个连列宁都要争辩不休的党内天才，究竟能否在列宁受伤期间维持住党内的团结。虽然他主张要用红色恐怖对待白色恐怖，但他并不希望在这个时候让党内混乱起来，那样的话人民委员会就真的支持不下去了。
托洛茨基之前和军事反对派的争论，对于红军官兵所实施的严苛军纪，让捷尔任斯基下意识的就排除了让托洛茨基回莫斯科主持大局的选项。相比较而言，一直支持列宁的斯大林，且待人温和的斯大林，就目前来说更能让党内其他同志接受。
在给察里津发去了电报之后，捷尔任斯基迟疑了半个小时，终于还是简单扼要的把列宁受到刺杀的事情打电报给了吴川，比起这份电报带来的副作用，他更为担心有错误的消息传到吴川的耳中，从而让对方失去了对俄国革命胜利的信念。
和吴川一起工作了这么久，捷尔任斯基自然能够感受到，在吴川身上的投机性要比革命性大的多。哪怕是他也不敢保证，在失去了列宁之后，对方还会不会继续支持莫斯科了。在他的感觉中，吴川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基本是源于对列宁思想的崇拜。
远在万里之外的吴川并不了解捷尔任斯基是这样看待自己的，但是列宁受到刺杀的消息还是震惊到了整个共和党的高层。有一点捷尔任斯基的猜测倒是很准确的，那就是共和党的许多高层在吴川的灌输下，确信了只有列宁才能领导俄国革命成功。
第1090章
9月3日下午，一干中央委员们都聚集到了吴川小楼的会议室内，就列宁被刺事件进行了专题讨论。前天才从沈阳返回的宋云桐，刚下火车就听说了这个噩耗，他是对此事件最为敏感的一位中央委员了。
因此会议一开始，宋云桐就迫不及待的向吴川说道：“俄共布的领袖列宁同志被反革命刺杀，在这样的局势下，俄共布是否还能继续坚持下去？
去年十月革命的爆发，听说整个俄共布党内只有列宁同志一人主张要立刻武装暴动，其他党的中央委员还想着要同临时政府进行协商，指望着临时政府和平的把权力转交给自己。只是在列宁同志宣布不起义自己就辞职的情况下，大家才同意了武装暴动，就这样还有人在报纸上泄露了起义的详细情报。
今年年初在同德国人进行谈判的时候，也是只有列宁同志极力主张一定要同德国进行妥协，先行消灭国内的反革命势力集团，而其他党的同志依旧不同意，以至于在之后的布列斯特和约上，俄国付出了更多的代价。
我还听说，在苏维埃俄国成立之后，谈及中俄之间的一系列问题时，除了列宁同志、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和捷尔任斯基同志外，其他俄共布中央委员们都认为苏维埃俄国自动继承了俄罗斯帝国的疆域及俄罗斯帝国同满清签署的一系列协议，他们并不支持我们同远东自治领和自由俄国临时政府签订的几项协议，特别是关于中东铁路及临海州的问题。
假如列宁同志因为此次刺杀事件不能再主持俄共布及人民委员会的工作了，那么俄共布及人民委员会是否还会坚持列宁同志给我们的许诺？或者说，我们是否还有必要站在一个日后态度不确定的邻国一边，帮助他们去对抗如此强大的协约国集团？”
孟继周等人也是连连点头，显然他们心中存有的担忧和宋云桐是一致的。有列宁的俄共布和没有列宁的俄共布完全是两回事，共和党现在已经成为了俄国革命最大的资助者，自然就去收集了大量的关于俄共布及俄国革命的情报。
假如说协约国内部谁对俄国革命最为了解，那么就只能是共和党了，甚至于比欧洲其他各国的社会民主工党对俄共布都要了解。为了获得中国共和党的支持，俄共布不得不向共和党开放了许多东西，以便共和党能够更好的支援自己。
这些关于俄共布、苏维埃和俄国的情报，不仅极大的丰富了共和党对于列宁式政党组织和这个陆上最大邻国的资料，也让共和党的高层对一些老布尔什维克的尊敬散去了不少。当然，这也让他们确定了吴川的判断，就是只有列宁同志能够带领俄国革命取得胜利。
梁廷栋对于宋云桐的发言思考了好久，都没想好怎么反驳对方，因为就连他也不确定，一个失去了列宁的俄共布还能否把俄国革命坚持下去。虽然他是主张支持俄共布的，主要是看在两国无产阶级应当联合的立场上，但是他也不能把整个东北压上去。
假如俄共布就此垮台了，那么他们想要支持的那个苏维埃俄国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个时候不管支援了多少物资、现金给俄共布都是打了水漂。亏钱还不是最糟糕的，糟糕的是临时政府重新归来，那么俄国这个原本应当成为共和党可靠盟友的邻国，很快就会变成协约国对付中国的恶狼。
所以在这个时候该如何决断，梁廷栋觉得都应当先听一听吴川的意见再说，当然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在逃避承担决断的责任。倒是背对着窗口就坐的李大钊坚定的对宋云桐的话语反驳道：“不管俄共布能否支持下去，我们也不能抛弃俄国的无产阶级，我认为这没什么可犹豫的。
敢问宋委员，难道在这个时候我们还要对俄国无产阶级落井下石吗？这样做还能叫做世界无产阶级的联合吗？再说了，抛弃了俄国的无产阶级，各帝国主义难道就会放过我们了？我看，这只会更让我们孤立无援。”
朱和中坐在吴川的左手却一言不发，只是端坐着，眼观鼻、鼻观心，一脸的平心静气。倒是孟继周不愿让一个后辈党员这么质问宋云桐，于是开口说道：“李守常同志，你这话未免过于偏激了。我们今天坐在这里讨论，不仅仅是为了俄国的无产阶级，也是为了保卫本国的无产阶级。
现在是我们不对俄国同志伸出援手吗？当然不是，十月革命以来我们已经支援了俄国同志多少资源了？可俄国的人口超过1.5亿，我们在关外的人口也才不到3000万，我们总不能不顾一切的去援助他们吧？总要为自己留点储备吧？谁敢保证，日本帝国主义就不会在协约国的支持下偷袭我们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