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生处万丈深渊或是广阔原野，都不能够阻挡人们对爱与自由的追求。
不妨就做一株野高粱，在夕阳余辉下自由地飘扬。”
她心中了然。
章德宁显然也被这段情节震撼到了心灵。
花了半天时间，王安忆通读完整篇《红高粱》。
小说里血淋淋的悲剧，令王安忆愤怒到十指指甲刺入掌心。
与此同时，江弦笔下那赤裸裸爱情，也让王安忆不断的回想与思索。
在江弦的笔下，在《红高粱》这篇小说里，爱情就是欲望，欲望就是爱情。
而见证这一切的，就是高粱地。
王安忆一点点的拆解小说这段重要剧情的隐喻。
漫无边际的高粱地，象征着来自大地的旺盛的生命力。
高粱地里的野合，则象征着人的欲望能够冲破束缚人性的道德礼教。
在这里，爱情没有什么精神和肉体的区分，爱情完全倒向了肉体的一面。
江弦想表达的寓意也很明显：
爱情就是肉体和肉体的结合！
爱情就是旺盛的欲望！
爱情就是最原始的生殖力量！
不得不说，江弦在小说中这种欲望至上的爱情观，多少让王安忆看不惯。
写出《雨，沙沙沙》的她，更钟情于那种追求心灵纯粹、超越肉体欲望的柏拉图式爱情。
但她又不得不承认，江弦笔下的爱情就是如此独特。
即便她与江弦理念不合，但仍为小说中旺盛的生命力所震撼。
“看完了？”章德宁去送了一趟稿子，回到办公室，看到王安忆正掩卷沉思。
“看完了。”
章德宁脸上浮现出一抹期待之色。
“感觉怎么样。”
“.很震撼。”王安忆说。
想了想，又补充道：“我甚至觉得，这可以说是一部无比宏大的魔幻巨著。”
章德宁对王安忆的褒奖感到吃惊。
王安忆用的，可是巨著这两个字。
可见她对江弦这篇小说的评价之高。
两个人聊着小说内容，《红高粱》里有太多可聊的内容。
好的小说就是这样，总有很多东西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解析。
一般来讲，作者写的时候也没有答案，只是把这个东西放在这儿。
俗称：挖坑不填。
章德宁很快和王安忆聊到《红高粱》的爱情上。
她倒是觉得，从某个角度来讲，《红高粱》所写的真的是我们这片土地上延续数千年的真正爱情观。
《长恨歌》里的乱世帝王佳人是少数。
《孔雀东南飞》这样被封建摆布的爱情才是多数。
为啥《梁山伯与祝英台》《孟姜女》甚至《牛郎织女》这种爱情悲剧经久不息？
答案很简单。
共情了！
老祖宗们成天被压抑爱情，压抑欲望。
可不就共情了？！
这种对人性的压抑，就是封建社会存在的问题。
所以当章德宁看到《红高粱》里两个人在高粱地野合的时候。
她也是从头皮舒爽到了指尖。
甚至忍不住要为高粱地里的二人叫一句好：
艹死狗日的封建压抑！
艹死狗日的纲常伦理！
第317章 不就几个烂怂土人？
作为女性，章德宁和王安忆实在是没办法不去喜欢戴凤莲这样一个女性角色。
或者在《红高粱》这篇小说里，她们看到了女性对于自身性别的超越。
虽然还有着一定的狭隘。
譬如戴凤莲最引以为傲的，还是她6岁就被缠上的一双小脚。
这也说明，意识形态的觉醒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同期发出这么多篇文学评论，看来《人民文学》很重视《红高粱》这部小说啊。”章德宁说。
1982年
且，作者都是文学评论界的评论大家。
像是文学批评家李陀《感觉和创造性想象关于中篇小说“红高粱”》：
“.
《红高粱》写得美而大气，从语言艺术的角度看更是不同凡响。
《红高粱》视角下的抗日战争，突破了之前几十年间以八路军、新四军和民兵游击队等为主角的主流抗日战争叙述模式。
江弦选择了一群不曾被注意的边缘人土匪为小说的主角。
他们自发地跟日本鬼子进行殊死搏斗，而他们自己的生活，则是敢爱敢恨，嫉恶如仇，充满着一种《水浒传》以来的民间野性传统。”
可不就是如李陀所说。
余占鳌是混不吝的性子，因为喜欢九儿，就杀掉了单家父子，这样一个土匪似得人物，又在日本人来了的时候，扛起枪杆子组织抗日。
这样的人可不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而且是一直被忽略的视角。
名声大一点的，譬如山西的那位山大王.
除了李陀，《人民文学》还刊发了阎纲同志，以及他们《京城文学》主编王的文学评论。
王在评论文章当中高度评价了《红高粱》这篇小说，他说：
“江弦一开笔就是一场大雾。
从《红高粱》这部小说中，我看到了江弦叙事一种令人恐惧的发酵能力。
阅读过后，我获得某种艺术满足，就像喝了小说中写到的高粱酒，而且喝得很酣畅。”
《人民文学》每期不到20万字的篇幅，这一期的三分之二的内容，几乎都是《红高粱》这篇小说以及对其的探讨和评价。
章德宁和王安忆作为编辑，自然明白，这样重量级的阵仗，说明《人民文学》内部有多么重视这样一篇《红高粱》。
而在她们看来，《红高粱》本身的质量，也确实值得《人民文学》不遗余力的为其助势。
“安忆，你那篇寻根文学作品写的怎么样了？”章德宁想起不久前王安忆也在构思的一篇“寻根”文学作品，跟她打听起来。
王安忆面色一窘，咕哝着说，“还在写着。”
此刻她一想起不久前自己对那篇《小鲍庄》的洋洋得意，就觉得脸有些发烫。
同为“寻根”，同为乡土气息浓厚的题材。
江弦交出的答卷太过完美，以至于王安忆如今觉得自己所写的每一个字都看起来那么可笑。
再想到不久之前，她还自信满满的认为自己在寻根文学领域的造诣和领悟，足以追赶上江弦的步伐，能够做他的对手。
看过《红高粱》以后，王安忆就像被泼了一盆冷水，醒悟过来。
她哪算得上是江弦的对手？
对手是那种一会前，一会后，你追我赶的那种。
她和他是那种，江弦库库往前，她连他影子都追不着，越甩越远。
这是对手？
王安忆是真的有点沮丧。
这会儿但凡是文化界有了解的人，在评判文学创作成绩，恐怕都不会将她这个江弦的同龄人和他放在一起比较，因为根本就不是一个层次。
真要比一下，只能找个不了解文学的人来做裁判。
因为王安忆好像就长的显得还比较厉害。
跟江弦俩人往那一站，冷不丁给人感觉她才是《红高粱》的作者。
“你也不用太妄自菲薄。”
章德宁看出王安忆的自闭，开口劝慰：“踏踏实实写自己的东西就好，不用受别人的影响，《红高粱》虽然精彩，但那毕竟是江弦写的小说。”
章德宁的意思很明显，她很担心王安忆在被《红高粱》震撼到以后，放弃自己原有的风格，转而追求酷似江弦的文字和句子。
在她看来，江弦那种惊世而出的叙述方式，是不可模仿也没办法模仿的。
如果王安忆追求那样的东西，按照江弦的方式写，那她将永远都只是江弦门下的一个小喽，永远没办法实现突破。
章德宁的提醒非常及时，王安忆很快醒悟过来。
是啊，那毕竟是江弦啊。
他的语言是很多人公认为艺术的水准。
她又何苦一定要将他视作目标？一定妄图着对他实现超越呢？
想通这一点，王安忆苦笑一声，终于觉得心中顺畅许多。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章德宁和王安忆都很关注《红高粱》这篇小说在读者以及文化界内引起的反响。
而阐述江弦小说必定在社会上受到欢迎并引起极大的轰动的“江弦现象”，也一如往常的被验证。
《红高粱》横空出世以后，《当代作家评论》这部在全国影响力巨大的文学评论类双月刊，于1982年
评论家雷达《历史的灵魂与灵魂的历史论“红高粱”的艺术独创性》：
“惊异于作者江弦想象力的奇诡丰赡，他笔下战栗着、战叫着的半个世纪前的中华儿女，不仅是活脱脱的生灵，而且是不灭的魂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