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上是说，法国人有意借此生事，只是为借以丰大业毙命一事，在谈判桌上为本国谋夺利益？”
“肃顺就是看通此节，所以才如此铁肩担道义的为崇厚谋划哩”皇帝嬉笑着，“以朕想来，这怕也不是他所能见识到了，多半是出于府中幕僚清客之口呢”
“皇上圣明，臣明白了。”
“皇上，奴才以为，天津教案，本是我大清占理，不过为小民哄闹，引发震荡；如今各国观望，西情沸腾，朝廷也宜乎有所决断，不好如此以强势凌人吧？”宝鋆说道，“若是就此激化，各国无辜商民、教徒凭白被害，总也是我大清百姓之过，日后西人为此而祥究起来，奴才怕……”他看皇帝脸色不好，不敢直抒胸臆，讷讷的说道，“奴才怕南海战事尚未底定，又要与他国发生摩擦。”
“他们敢？”皇帝眼睛一瞪，大声说道，“谁敢为这一点小事和我大清翻脸？”
但宝鋆的话是切中要害的一句，本来丰大业开枪杀人，若是此人未死，当可凭借此事，在谈判桌上为大清带来无限的利益，偏偏百姓被他的暴行激怒，一股脑的将其和随员杀死，大清本来有理的，如今也变成无理了。
这还不算，英国、俄国的商民、百姓、教徒又招到什么人了？白白丢了性命，真要是闹大了，彼此为此开战或者不会，但传扬到各国，终于还是中国政府有管束百姓不力的过失。怎么说都是很丢面子的事情。
所以，牢骚了几句，皇帝还是冷静下来，“那，你们看呢？该当如何处置？”
“崇厚上折子，自请治罪。”奕宕开一笔，转而说道，“并在折子中建议将地方官分别严议革职。臣弟以为，不妨准如所请，先将崇厚和天津道、府、县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先行交部，分别议处。等肃顺在天津，确切查明之后，再严参具奏。”
皇帝觉得有点不妥，崇厚也就罢了，周家勋、张光藻、刘杰几个人又有什么过错了？居然也要问罪？这不是黑白不分、是非不明吗？
“皇上，这不过权宜之计，等过上几日，烟尽火熄之后，皇上一道旨意，再为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寻一处善地，也就是了。”
皇帝终于点头，“就以此拟旨吧。还有……，廷寄肃顺，告诉他，在天津任上，把天津府上下给朕好好整治整治这些该死的百姓，任什么不懂，就会起哄。害得朝廷又少进项数百万两银子，太可恶了”
第86节天津教案（3）
第86节天津教案（3）
廷寄到津，督署的幕僚们，对这道上谕都觉得很满意，认为朝廷不允崇厚所请，将天津地方官革职，而必留待肃顺查明了之后‘严参’，是倚重授权的表示。照这样看，肃顺将来可以放手办事，不必忧虑掣肘。
肃顺的看法也相同，但觉得朝廷的委任既专，自己的责任愈重。于是亲自口授，写呈第一通复奏，除了指出挖眼剖心一说的真假，为本案关键所在，决定由此着手，‘悉心研鞫，力求平允’。
先把周家勋、张光藻、刘杰等人暂时罢职，这三个人也是满腹委屈，肃顺顺通人情，自然有一番慰切，也不必多提。
接下来自然是要查案，在钱鼎铭主持之下，派出候补州县官当承审委员，事实真相，很快地明了了。挖眼剖心之说，纯粹是因为不了解教堂内部的情形而起的误会。譬如教堂里面有堆放杂物的地窖，天津人不知道洋式房屋本有此规制，只拿《水浒》上描写黑店的情形来比附，以为那就是开膛破肚的地方。至于被‘义民’所释放的一百五十多小孩，传讯他们的亲属，亦都供称自愿送堂收养，并非迷拐。
倒是慈仁堂的司事王三和教民安三，确有可疑，但供词反复莫衷一是。肃顺为了怕法国人疑心中国官府锻炼成狱，决定先押起来再说，同时亲自拟一张布告，刻印了几十份，以‘钦派太子太保双眼花翎直隶总督二等忠孝侯肃’的衔头，盖上紫泥关防，实贴城厢内外，通衢闹区。
布告中宣布朝廷怀柔外国，息事安民的本意，对天津‘义民’，不但没有一句嘉奖的话，反而写着‘严戒滋事’的文字，官腔打得十足十。
这一下天津的绅士百姓，大失所望。他们本就不相信没有挖眼剖心及迷拐小孩的事，并对王三和安三的被押监候讯，认为是袒护法国人的表示，再看了这张布告，越发愤懑惊诧，都说想不到肃侯爷跟崇厚没有什么分别
消息传到京中，自不为清议所容，纷纷上疏，都以‘民心向背’作立论根本，比较平正通达的一派，亦有‘和局固宜保全，民心未可稍失’的话，认为应该部署海防，免得万一决裂无所措手。
这时法、英、美、俄、比、西和普鲁士七国驻华公使，已经联名向总理衙门提出抗议的照会，同时英国的兵船，开始集中天津大沽口和山东烟台两地，形势极为紧张。而总理衙门夹在洋人与清议之间，左右不敢得罪，唯有采取敷衍的办法。
恺自尔看着不是路数，单方面中止已经进入尾声的谈判，亲自跑到天津来跟肃顺直接交涉。京里的空气不利和谈，到了天津更不利，恺自尔触目所及，都是仇视的眼光。相反地，亦有媚外的教民，到他那里去密控哭诉，这一下，他的态度便更加不同了。
他去看肃顺，提出四个要求：赔修教堂、埋葬丰大业、查办地方官、惩办凶手。前两个条件，肃顺一口答应，惩办凶手，亦可同意，至于查办地方官，先要查明地方官是否失职才谈得到。
看肃顺口风中水都泼不进去，恺自尔叽哩呱啦说了一大套，通事怕他生气，当场不敢照译。但恺自尔词气神色的凶悍，却是有目共睹的。而且走后不久，接着就送来一件正式照会，另附中文译本，居然真的就提出要张光藻、刘杰抵命，以及严拿凶犯，立即正法的要求。
肃顺根本不在乎法国人的恫吓，越南沿海，折戟沉沙，伤疤还没有好利索，就又要以这种惯常伎俩，威胁大清上国了吗？看你有多大操性但法国有意借此事挽回南海熸师在国际上造成的耻辱，加以有英、美、俄诸国以护侨为名，联名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更让法国人看到了希望，因此一再坚持，拒绝中国方面提出的重开会谈的要求。
京中对于法国人蛮横的态度也很觉得为难，朝臣分作两派，一派是以掌管神机营的醇贝勒奕譞和已经升任到营中参领的大阿哥载澧为首，认为‘民心宜顺不宜逆’。
在圆明园朝会的时候，他大声说道，“奴才以为，天津的地方官也没有罪，张光藻跟刘杰，平时的官声很不错，他们当然不能偏袒教民，讨洋人的好。事情闹开来，全怪那个丰大业太野蛮，拿枪就打，这还成话吗？如果说中国的使臣，在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蛮不讲理，枪击职官，不也一样要犯众怒吗？至于陈国瑞路过天津，说了几句嘉许义民的话，正见得他忠勇性成。在法国看，他们有罪，在中国看，何罪之有？他们的罪，是总理衙门给安上的，咱们自己还在查办，总理衙门倒先替天津的义民认了罪的。给法国公使的照会，说什么天津的‘举事者’，等于我‘大清仇人’，这种措词太失体了还有人说，天津的百姓，无缘无故杀法国人，不过借此抢劫掳掠。诬责义民，于心何安？”
他话语中援引的这段话是宝鋆说的，他不能不申辩：“启奏皇上，七爷的责备，奴才不能受烧教堂的时候，有人大抢特抢，是有案可稽的。”
“趁火打劫，总是有的。”皇帝做好做坏的为他们排解，“这一层，现在不必再提了。”
“臣有申辩。”董恂接口高喊。
“好你说吧”皇帝告诫他：“就事论事，别闹意气。”
“是”董恂用含冤负屈的声音答道：“臣等奉旨与洋人交涉，事事以宗社为重。洋人脾气多很坏，臣等受气也不是受了一天，局外人不谅，嬉笑怒骂的也很多，臣等总想着受辱负重四个字，能够为朝廷‘求全’，自己委屈一点儿，算不了什么。这一次教案，原是相激而成，如果地方官实心为国，知道现在还不是可以跟洋人开衅的时候，平日多加化导，就不致于教民相仇。老百姓也应该体谅国家，明明惹不起洋人而偏要惹他，惹出这样一个局面，不就等于跟大清为仇？”
董恂一口气说下来，上了年纪，不免气喘，所以得停一停，而醇贝勒不容他往下再说，接口便驳：“说百姓与朝廷为仇，是断断不会有的事这话在自己都不能说，何况说给洋人，形诸文字？试问，洋人误信百姓与我大清为仇，不更以为朝廷孤立无援，越发得寸进尺，没有个完结？求和反不得和，不但失体，而且失策”
“原是说委屈求全。”董恂的再度辩解，就显得有些软弱了，“措词当然要不同些。”
“怎么个不同？”
看奕譞咄咄逼人的神态，皇帝深深皱眉，他不是怕法国人，更加不是畏惧和法国人在京畿之地开战，但中法两国在越南近海的一场厮杀，彼此都是有所保留，并不想将事态闹到不可收拾的结果。而若是为了这种彼此都有过失的原因，最终引出主战的论调来，今日一会，便难收场了，得要想个办法，先教大家死了不惜一战的那条心，专就‘抚局’上去研究，如何能够议和而不太吃亏才是正办。
他正在思考，只听载澧也说，“皇阿玛，儿子以为，七叔的话极是。若是朝廷一定要抑民奉外，儿臣我就第一个不答应儿臣请皇阿玛的意，亲领一军，东去天津，与英国军队拼一个上下高低也好让他们见识见识，我大清神机营的威风如何。”
“呸”皇帝迎头啐了他一口，“你懂得什么战事？小小年纪，你才念过几多兵书？就在这里妄言议政？英国人不过是以护侨为名，与天朝发来照会，你倒好，就要借此机会，主动挑起战端了？”
他的手胡乱在空中一划，“你们以为，朝廷对外几次用兵取得胜利，我大清就可以天下无敌了？好简单呢打仗在尔等看来，不过是一纸诏书，但最后的胜利，却是要靠无数年轻的战士浴血拼杀才能获得的”
这番话说得群臣动容，都觉得语气严重，不敢轻易奏对。但皇帝不愿意就此和各国开战的意图却也是很明显的，因此都沉默了下去。
皇帝细看西面那一班从领头的惇王，到末尾的翁同龢的脸色，知道自己这两句话把他们镇住了，于是又用缓和的声音说：“诸事要从长计议，你们都是国家的重臣、近臣，休戚相关，跟外头不一样，总得要搁下成见，多替国家着想。”
醇贝勒是主战的一方，既无彻底灭洋人的长策，又为皇帝借题发挥，重责载澧，压下了气焰，就不敢再多说。军机和总理衙门，除了李鸿藻以外，是主和的一方，听出皇帝暗中支持的意思，便不必再多说。彼此沉默之下，作为清议领袖的曾国藩，就不能不发言了。
“臣愚昧，”他说，“张光藻、刘杰两员，既然官声甚好，不宜加罪。”
“是的，不宜加罪。”瑞常和朱凤标同声附和。
因为这三个人的位高望重，宝鋆等人不便说话，只有恭王起而相驳，但他只说得一句：“不依恺自尔所请，此案不能善了。”
于是又出现了僵持不下的沉默，翁同龢觉得这是个给自己讲话的机会，便提高了声音说道：“臣有愚见。肃顺所请两事，皆天下人心所系，亦是国法是非所系。请再申问肃顺，洋人此后如无别项要求，尚可曲从，倘无把握，则宜从缓。似乎不必在仓促间定议。”
这是折中的论调，也合乎皇帝‘从长计议’的指示。在主战的一方，认为不得已而求其次，至少该这么办，而主和的一方，觉得以此作为让步的表示，亦未始不可。只有一个董恂，听得翁同龢的话，心里就冒火。
董恂久为清议所指摘，而他亦对朝士抱着极深的反感，最使他痛恨的是替他安上一个‘董太师’的外号——将臣子拟于董卓，如在雍正、乾隆朝，凭这个外号，就可断送一辈子的功名富贵。因此，他总认为那些以讲学问务声气的名流，徒尚空言，不负责任，所发的议论，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如眼前的翁同龢就是。
肃顺的折子，或准或不准，可否之间只凭皇帝一句话就可裁决，反对的人虽多，但上有皇帝、下有曾国藩等，仍可如愿以偿，不想翁同龢节外生枝，要搞乱了垂成之局，岂不可恨？
于是，他抬脸冲着翁同龢说道：“这时候天津不知道是什么局面？那里容得你往来问答？”
这句冲口而出的话，成了危言耸听，翁同龢一愣。董恂的意思中是表示，即在这庙堂筹议大计之时，也许大沽口的外国兵船，就已经在开炮了。战端既然随时可启，往来问答，稽延时日，以致误了大事。这一下原来以为翁同龢有道理的，便觉得他的话亦不免迂腐了。
“你这叫什么话？”皇帝说道，“你又知不知道天津现在是什么局面？你怎么就知道容不得往来问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