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行辕中休息一夜，第二天，皇帝身穿黄行装，上罩五爪金龙石青褂，头戴万丝生丝璎冠，这天有些微的小雨，所以又披一大红羽纱的雨衣。先坐红幨洒金的明轿到校场，然后换乘特地从京师运来的一匹菊花青大马，在震天的号炮和乐声之中，到演武台前下马。
等宋庆禀报了受校人数，随即开始校阅。先看阵法，次看射鹄，弓箭换成洋枪，乒乒乓乓，热闹得很。皇帝拿千里镜照着靶子，红心上的小洞，密如蜂窝，足见准头极好。皇帝非常高兴，传谕赏银五千。
用过午膳，接见洋人，一个是英国海军出身的琅威里，现在受聘担任北洋水师总巡，一个是德国人汉纳根，专责监修炮台。这两名客师事先曾受到教导，皇帝最称尊贵，接见之时，洋人虽不须磕头，但并无座位。不过皇帝颇为体恤，不让他们站立太久，略略问了几句话，便摆手示意肃顺领着两个人下去了。
接下来校阅海军。演武台搭在旅顺港口左面黄金山上。口外已调集八艘兵舰，远字级的定远、镇远、济远三艘铁甲舰，镇字级的镇东、镇南、镇西三条快船，以及广字四舰、雷字两艘快船在海面上一字排开，演习阵法，前进后退，左右转弯，十二艘船行动如一，皇帝赞赏之余，不免困惑，便开口相问了。“海面如此辽阔，正式作战之时，也能够做到如此统筹整齐如一吗？”
这话是向沈葆桢发问的，他便转脸向北洋水师大将，天津镇总兵丁汝昌说道：“禹庭，你来和皇上回话。”
“回皇上的话，白天是打旗，叫做旗语，晚上是用灯号。”
“喔，那么由谁指挥呢？”
“是旗舰，今天是用定远做旗舰。”
“旗舰又由谁指挥呢？”
这话颇难回答，沈葆桢却在旁从容答道：“今天自然由皇上指挥。”
“嗯，嗯。”皇帝又问道：“也是用旗号传令吗？”
“是的。”
“那么，朕试一试。”皇帝饶有兴致的指着洋面说，“现在的阵法好象是一字长蛇阵，能不能改为二龙抢珠的阵法？”
丁汝昌当即遣派一只汽艇，追上旗舰，传达命令。定远舰上随即打出旗语，首尾衔接的一条长蛇，渐化为二，以双龙入海之势，分左右翼向黄金山前集中，鸣炮致敬。
这下来便是最紧要的一个节目：轰船。事先拖来一艘不知道从哪里报废的旧船，作价卖给海军衙门，作为靶船，桅杆特高，上悬彩旗；此外还有大小不等，飘浮在海面的许多目标。一声令下，首先是海口东西两面山上的十二座炮台，一齐发炮，参差交叉，织成一道炽烈的火网，将入口的海道，完全封锁。接着是二品衔道员刘含芳所管带的鱼雷艇打靶，但见海面激起一条条白色的水纹，如水蛇似地，窜得极快，遇着浮标，轰然爆炸。片刻静止，海面上已浮满了散碎的木片什物。
皇帝对鱼雷艇的印象特深，觉得气势无前，实在是破敌的利器。因此，乘回帐房休息之时，便问沈葆桢：“北洋的鱼雷艇，现在有几条？”
“只有五条。”
“五条？”皇帝是讶然的神情，“看样子倒象有几十条似地。”
“海面辽阔，防护南北角，总得有一百条鱼雷艇才够用。”
“一条要多少银子？”
“总在四、五万之间。”
“照这样说，造一条铁甲船的钱，可以买四、五十条鱼雷艇？”
“是”
“这可以好好筹划一下，不过花两条铁甲船的钱，就可以让敌船望而却步，很划得来啊”他回头问道，“你们看呢？”
“圣明无过皇上。”沈葆桢答道，“钱自然要紧，人也要紧。有那么多鱼雷艇，没有那么多人，依然无济于事，所以设学堂也是当务之急。所以臣想，还是先等海军学校更多有生员毕业之后，再行请旨购进、制造鱼雷快艇之事。”
“嗯，人才总是重要的。”皇帝深以为然的点点头，“等回銮的时候，朕给老六降旨，要他把海军学堂的事情再认真抓一抓。每年只有二三十名生员，看起来还是不敷使用啊”
“臣等请皇上移驾，看铁甲舰轰船。”
皇帝重登黄金山上的演武台，十几艘战船已布好阵势，分东西两面排开，头南尾北，炮口都对准了靶船。而发号司令的丁汝昌，却站在演武台上，等皇帝坐定便请示：“是否即刻飞炮？”
“放吧”皇帝举起望远镜，镜头对准海面。头也不回的说道。
于是，台前旗杆上一面金黄大旗，冉冉上升，升到顶端，只听隆隆巨响，硝烟迷漫，波飞浪立，炮火都集中在一处。轰过一盏茶的工夫，炮停烟散，那艘靶船的桅杆彩旗，早已不知去向，海面上布满了碎片油渍。如果这是一艘西洋兵舰，就算轰沉了。
“好”皇帝放下望远镜，用力一拍双手，“打得好放赏，重重放赏”他说，“旅顺是北洋的门户，门户守得严，京师稳如泰山。将士们操练有功，要好好的赏赐”
看皇帝心情极好，肃顺从旁低声说道，“皇上，奴才大胆，有一件事，想请主子的旨。”
“什么事？”
“六福给主子发到关外，为高祖皇帝守陵，已经有数年之久了。”看皇帝脸色立刻转冷，肃顺吓了一跳，声音也不自觉的放得低了，“奴才不敢欺瞒主子，这数年之间，六福几次托请到奴才头上，请奴才在万岁爷跟前给他求求情，哪怕回京，到养心殿做下等奴才呢，只要能够离主子近一点，也好让他在主子爷跟前尽一尽孝心……”
“呆了这么几年，就受不得了吗？”皇帝冷笑几声，“肃顺，你别和朕来这一套六福和你是结拜兄弟，你以为朕不知道吗？”
“这……”肃顺和六福结拜的事情不是什么秘密，但不料多年之后，皇帝兀自不肯恕过，还以此为不耻的大加斥骂，却是他没有想到的。一时半句话不敢多说，趴在地上咚咚碰头不止。周围众人一时走神，等回过头来，却见到这样一幕，也都惊呆了。
皇帝的好心情都给肃顺的这番奏答搅合了。有心重惩这个讨厌的奴才，但低头看看他头顶略见花白的头发，念及十余年君臣之情，终于还是忍不住叹息一声，“以后该管的管，不该你过问的，少跟着瞎掺和就会煞风景的东西”
看过海船演练阵法，接下来皇帝移驾黄金山，看各炮台打靶，从澳西馒头山起，蛮子营、威远台、老虎尾、牧猪礁、劳葎嘴，用二十四寸和十六寸口径的托克卢布后门钢炮连环打靶，周而复始，声震山谷，烟焰成云，东西两岸构筑的炮台，布置的巨炮轮番发射，构成一道密集的火力网，将旅顺口外海洋面完全封锁，彻底起到了拒敌于国门之外的作用
接下来又演练水雷爆破，和地雷之法相近，以手指按动电线，引火入雷，轰然大作间，海面上炸起百余丈高的水柱，夹杂着海底的泥沙，可以想见，若是有敌人的舰船恰好经过的话，未有不为之倾覆者。眼见海防战线有如斯神威，皇帝大感满意之外，心情也随之安稳下来：如此阵势，应当能够挡住京中那些人事不做，只知道鸡蛋里挑骨头的清流的嘴巴了吧？
咸丰十二年的时候，向英国造船厂订购六艘铁甲舰，总造价高达两千余万两银子的事情给通政使于凌辰和大理寺少卿王家璧认为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败行，分别上奏章表示反对，“古先贤所以用夏变夷者，是曾国藩、沈葆桢、李鸿章直欲用夷变夏不止。”
他认为这两个人赞同大力引进西学是败坏风气，其推论是：制洋器、造洋船，就不能不学洋学，学洋学就不能不以是否精通洋学作为人才的取用标准，但师事洋人，不是可耻吗？大家都学洋学，天下就会将礼义廉耻看做无用，那么日后谁来与国家共缓急呢？所以他主张，“但修我陆战之备，不必争利海中；但固我士卒之心，结以忠义，不必洋人机巧也。”最后他提出，“复不可购买洋器洋船，为敌人所饵取，又不可仿照制造，暗销我中国有数之帑掷之汪洋也。”
而王家璧的态度更加激烈，上一折五片，他还不敢明目张胆的把矛头对准曾国藩，便拿奕誴和沈葆桢开刀，抨击这两个人‘矫饰倾险，心术不正，实为小人之尤。是沈鬼奴。
而在他的批评中，进行了比之于凌辰更加细密的推理，他认为如果说裁艇船以养轮船，艇船五十，可以更番迭战，互相支援，即令一艘有失，尚存四十九只，四十九船俱失，尤有一船尚存，若裁并为一艘大轮船，设遇有失，则一举而失五十艇船；又如派员出国订造军舰，加入赍巨款如徐福求仙一去不返，又当如何？如果所派之员回国称船已造好，而未能得洋人允许，未能出口，又怎么办？即使治其欺罔之罪，不也是贻笑洋人吗？
他认为铁甲舰及其他军舰水雷不但毋庸购买，亦不必开厂建造，更不宜托请洋人订购，“但就我所能办之炮台，轮船。样枪、参以我所常用之艇船、舢板、快蟹、长龙登船；劈山炮、子母炮、线枪、火弹、火箭、刀矛弓矢及易得之铜铁各炮，练习不懈，训以忠义，水陆兵勇互相援应，即足矣固江海之防也。”
第6节旅顺口（2）
第6节旅顺口（2）
皇帝给这样的奏折气得半死，又丝毫没有办法，在和军机处见面的时候，大骂这些人都是一群蠢猪闭目不见世事，若是国事任由这些无识误事的书生之见指挥，早晚碰一个头破血流，才知道后悔晚矣数日之后，他又亲自草拟了一份上谕，颁行全国，才算暂时将朝野之间这种妄自尊大，如井底之蛙，怒目喧嚣之声压制了下去。
这份上谕是这样写的，“海防关系紧要，既为目前当务之急，又属国家久远之图，若筑室道谋，仅以空言了事，则因循废弛，何时见诸实行？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唯事属初创，必须通盘筹划，计出万全，方能有利无害，若始基不慎，过于铺张，既非切实办法，将兴利转以滋害，贻误无可胜言。计唯有逐渐举行，持之以久，讲求实际，力戒虚靡，择其最要者，先行试办，实见成效然后推而广之，次第认真布置，则经费可以周转，乃为持久之计。”
这道上谕确定了以后数年的海军发展的方针，但令曾国藩和李鸿章师弟两个觉得意外的是，皇帝在上谕中丝毫没有提及南洋海军的发展特权，办理海军竟是只考虑北洋一支，这固然有战略防御中心北移的因素，但似乎也过于厚此薄彼了？
皇帝自然也知道，单纯发展北洋海军，而对于南洋部队的建设不闻不问，最后一定会造成跛足而行的怪现象，但身为大清国最高掌舵人，国防之事要办，吏治清明，则更是要作为重中之重的事情来处置的——海军建设，在历史上是有过非常深刻的教训的，教训之一，就是各省办理海军事物的官员循以私情、转展汲引，完全不考虑其才可用与否，但以私交为举荐攸归，特别是曾国藩、李鸿章师弟两个，在这方面都是很糟糕的。尤其是李鸿章。在真实的历史中，经他所保举而起丁汝昌、张佩纶、盛宣怀等人，能力暂时不问，心性都是很成问题的。
而且李鸿章不及乃师的一点在于，曾国藩以胸怀道德笼络诸将；而李鸿章则是以权谋机诈之术，此所以淮军代湘军而起之后，国事多有反侧的主要原因。
另外一点，就是军机处中南北对峙的风气愈演愈烈，即便有自己几次降旨训斥，所起到的效果也始终不是很大，以曾国藩、许乃钊为首的南派和以奕、文祥、阎敬铭及依附他们的李鸿藻为首的北派清流之力，在朝堂上纠纷不断，上一年七月初九日的时候，为曾国藩提请，从中国派遣相应学子出国留学，其中二阿哥载滢主动请旨，要求随同前往一事，南北两派吵得不可开交，弄得皇帝大感头疼。
这份奏陈是曾国藩所上，大约是内容是说，“西人求学实际，无论为士农工商、无不入塾读书，共明其理，习见其器，躬亲其事，各致其心思巧力，递相师授，期于月异而岁不同，中国欲取其长，一旦遽图尽购其器，不唯力有不逮，且此中奥秘，苟非遍览久习，则本源无由洞彻，而曲折无以自明。古人谓学齐语者，须引而置之庄岳之间，又曰百闻不如一见，比物此志也。况诚得其法，归而触类引申，视今日所为，孜孜以求者，不更扩充于无穷也？”
这份奏折让皇帝大为重视，交部共议，不料引来一致的詈骂，上下都认为曾国藩上这样的奏折，实在不知所谓，把自家的品学俱优，德才两全的孩童送到外国，与蛮夷之族共存，又能够学到什么治国之法了？况且说，西洋所有，不过技巧之术，从来非天朝大国所尚，如今舍本逐末的就于外国，真正是清流之耻应该立刻将曾国藩罢去一切官职，交又似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