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在官学中课堂上的规矩，他从座位上站起来，恭恭敬敬的给教习鞠躬行礼。弄得那个教习目瞪口呆，白色的面皮涨得通红，向旁边一躲，口中：“NO，NO”连声。
志颜也呆住了，还是坐在他身边的一个同学叫锦宁的，赶忙拉了他一下：“这里不作兴这样的规矩的，快点坐下吧。”
志颜不明所以的坐下，锦宁就端坐在座位上，用熟练的外语和教习解释了几句，那个西洋人这才笑着点点头，又说了几句旁的什么：“先生说，因为你是第一次到学堂来，很多事情不知道，要我们帮你解释一下。”
“解释什么？”
“放课之后再说。”锦宁草草答复了一句，取出笔，纸张，墨盒，开始听课了。
一堂课上下来，志颜什么也没有听明白，只是看十几个同学手中拿着的笔很好玩，每写几笔，就要用笔在墨盒中蘸一下，然后再做书写。放课之后，问锦宁：“这是什么？”
“这叫钢笔，是英国教习波那根先生向博公提请，奏报朝廷批准之后，特意发给同文馆中的学生们使用的。都是从英国运来的呢”锦宁很是骄傲的把笔拿在手中，“和我们用惯的毛笔完全不同，不但书写流利，而且不用旋踵吊腕的用力，来，我教你怎么用。”
志颜把钢笔拿在手中摩挲了一会儿，只觉得这样的写字方式闻所未闻，写出字来歪歪扭扭，分外难看：“不用怕，过上几天，习惯了就好了。”
“那，就不用毛笔了吗？”
“怎么能不用？”锦宁在书包中又翻出毛笔、墨盒，把钢笔、墨水收好：“等一会儿上课的时候，就要用毛笔了。”
这一次志颜大约的清楚了，上不同的课，用不同的文具。上洋人的课时，用钢笔；上汉人教习的课时，用毛笔——学一些圣人之学。
同文馆的课程的设定，也遭遇到了很多的麻烦，在一开始的准备中，是全然舍弃汉学，专攻西学的。不过清流反对之声大作，认为西洋之学只可作为旁门小技，又如何能够如我天朝数千年传承而下的圣人之学一般‘教化人心’？皇上当年早有上谕：人不读书，不识字，不受礼仪教化，便和茹毛饮血的禽兽无异。故而，同文馆中所设之课程，仍当以圣人之学为主，西学为辅。
为了这件事，皇帝特意把文祥招到御前，对他说：“同文馆本是为使西学精进为成立宗旨，不过，京中内外臣工所上的，于授课章程的文字，倒也并非全然无礼，就也加上这一节吧。”
文祥也深不以馆中不设汉学为然，认为这样下去，孩子们将来认为笔惭无用，难免会有骄慢之心，这一次听皇帝下旨，心中欢喜，下去之后，安排教习上课，这些也不必细说。他是不懂西学的，只能在汉学文章上大加稽查。
汉学教学，志颜还能跟得上，每到洋教习上课，他就莫辩所以了，课上的半个时辰，他简直就是受罪。后来给他学乖了，知道洋教习上课的时间固定，便每日旷课，直到汉学开始，方始到堂读书——这样的上课方式，西学方面，自然是一千年也休想有尺寸之进了。
教学之法，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中外皆然，而且同文馆学制定为四年，课业很是繁重，其中共有三名来自英国、法国和美国各一的教习，其中英人波那根教授外语和体育；法国教士查梅教授数学、机械原理——中国人称之为格物；美国教习博伊特教授的是外交方法。
除却这三门课之外，还有物理、数学、和国文——到了三年级的时候，还特别开设了一门在志颜听来分外奇怪的课程，名字叫实习。
所谓的实习，就是给孩子们一个学以致用的机会。把在同文馆中学习的众人，各自分到总署衙门，担任总署章京的助手，做一些翻译，文牍之类的工作，而且，还能够有和夷人做正面接触的机会。
便是不提和夷人接触这样难得的机会，只是入总署任职，在孩子们来说，就已经是一件破天荒的大喜事了尤其是锦宁、荣禄、荫昌、茂竹这样，自问西语讲说流利的孩子，更加是心中兴奋，只盼着三年期满，实习之机早些到来为好——就在这个时候，容闳入馆了。
原来的教习，中是中，洋是洋，彼此井河不犯，泾渭分明，即使有李善兰那样，身为国人，通晓西学的，却面目严肃，很难让孩子生出亲近之感；而波那根之类的洋教习，则因为不通国情，难免和孩子们交流起来，有着难以逾越的距离感。
而容闳则不同，他可谓是天朝第一个深知西洋教法的中国人，上课之时首先以‘启智’为尚，全然没有李善兰、倭仁那般的道学气，上课的时候，不恪于形格势禁，也并不讲究师道尊严那一套，更有甚者，他把在美国经历的学生会的那一套，也拿到了同文馆中。
他是自命为‘已受教育，当日夕图为，以冀平生所学，得以见诸实用’的那种人，认为自己所学所见，皆是深得文明教育成果，所以，只盼着能够将胸中所有，尽数传授后来之人，使中国日趋富强，故而，在课堂上，唯恐所教不为人所视，对孩子们的精神极其注意，任何一点的马虎都不肯放过，经常是一堂课上下来，累得他汗流浃背，背襟濡湿。
志颜以为这是个中国教习，自然能够听得懂他的讲课，便上课听讲，谁知道容闳虽是国人，教授的却全然是西学，口中所说的，都是些中西混杂的语句，志颜只上了一天，就再不到堂——偏生遇到一个责任心极重的容闳，每天上课点名，连续两天不见志颜到来，找人问了一下，知晓他的难处，当天放了课，由锦宁带着，到了志颜的府上。
这等做法大大的出乎志颜和父母的意料中国人讲究师道尊严，焉有老师到学生家中拜望的？文煜亲自开中门相迎，请到府中，一再道歉，又自陈管教无方。
容闳说，知道志颜语言不通，难免心生畏难之意。决定每天放课之后，单独为志颜上课，总要他能够跟得上同窗的进度，争取让他不再视听讲为畏途才是老师的责任。
志颜终究不是全无心肝之人，老师如此关怀，不能无感于内，便硬着头皮，到堂读书。特别是每天放课之后，到老师的府上，听他从二十六个英文字母讲起，时光流转，也逐渐能够听得懂一点西语了。
容闳除了授课之外，每日放了学，经常是西装革履，堂而皇之的和几位洋教习在一起座谈时事，他在美国生活多年，于西人的礼法、习惯倒是比之中国人的习惯更加的适应和熟练，各自叼着一支雪茄烟，喝着红酒，在学生们看来，这个奇怪的教习，真是有趣极了
容闳教授的除了西语之外，还有体育课程，后一种是和英国教习波那根同时授课，波那根来自英国，带来了一种在国人看来，非常古怪的运动方式，就是足球。由十六名学生分作两队，彼此争抢。某一队抢到手中，想办法带到对方的场地之中，就算赢。
容闳在美国也曾经玩过，不过其时被传播使用到美国的足球，和英国的玩法已经有了些许变化：不再像英国人教授的那般彬彬有礼，而是更加的激烈，更主要的是，团队之间的配合也成为更加重要的组成因素。
他和波那根沟通了几次，彼此都不能说服对方，最后决定，两个人各带一支球队，在球场上分一个高低上下，也好证明孰是孰非。
消息传出，不但总署衙门的奕等人，就是身在北京的英国使馆的文翰也为这种只有在自己故乡可以一见，在中国久矣不弹此调的足球运动吸引住了，派遣参赞哈士明到总署衙门，提出申请，请求允准英使文翰带同使馆官员，到同文馆中现场临战。
奕没有想到英人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体育课程本是为同文馆中的孩子们增强体质，锻炼精神所设，这是顺应英国教习波那根所请，聊备一格而已，想不到居然演变成正式的课程，而这一次英人居然提出要现场观临？这就不是简单的孩子们之间的较量，而是两国之间的大事了。
他把同文馆总稽查文祥找来，先告诉他，足球比赛的事情暂时押后，待请旨之后再做决断。然后亲自起草奏折，飞报行在。
皇帝倒也没有想到会这样，同文馆中举行的足球比赛竟然连英国人也惊动了？他前世的时候不大喜欢足球，他喜欢的是足球的变种——橄榄球。不过在这样的时代，足球也不过刚刚起步，更不必谈什么橄榄球了。当即批示诏准。
有了皇上的旨意，奕开始准备，因为有英国公使参加，不但是总署衙门，就连礼部六堂，也为之惊动起来。这时候，法国公使窦纳乐爵士，美国公使威廉.瑞德纷纷给总署发来照会，要求同样的到比赛现场观临。
奕把众人请到自己的王府，向大家问计，李鸿章说：“既然已经惊动四方，不妨把此事做大，也好让各方列夷知道，天朝子弟，也并不尽是那些孱弱无能之辈。而且，卑职以为，……”
“什么？你接着说，接着说。”
李鸿章想了想，一些话是他早就想说的，不过一直未能得其便而已，今天倒是个好机会，“王爷，两年来，京内京外皆以为这个总署衙门，连同同文馆，都是无用之地，就不提倭艮峰当年之事，清流那些读书读到脑筋僵化的呆子们，不也是从不以总署为然的吗？”
“嗯，这等人的伎俩总是如此，这也不是一朝一夕了。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王爷，这一次就是难得的机会。不但要列夷出席，也要让那些清流到场，看一看。他们对总署衙门所办的差事；同文馆所教授的课程，一无所知，难免会有些猜疑，借此机会，让他们知道，这新立的衙门，正是皇上胸有丘壑，是绝大经济的体现呢”
这样的一番话令奕发笑，“少荃，你以为那些清流真的都是在以为总署衙门不该设吗？笑话他们不过是以此举为哗众取宠之术尔”
他正一正颜色，又说：“若是咸丰元年，初议同文馆和总署衙门的时候，有一番窒碍还有情可原，皇上为此事连番下旨，几经开导，就是一块石头，想必也已经为之点头了。偏是那些口口声声‘华夷之辨’的呆子，抱着‘朱陆异同’的门户之见，不肯放手。”
“王爷这话大是。”宝鋆在一边也说，“不要说王爷相约不能成事，就是皇上专为此事下旨，怕那些清流，宁肯抗旨，也万万不会到场来的。”
李鸿章干干的咽了口吐沫，不好再往下说了。
第117节政海波澜（1）
第117节政海波澜（1）
时光荏苒，到了咸丰三年的年底，经过了同文馆三年的学习，荣禄、兆奎、锦宁、志颜等终于学业小成，进入到下一阶段——也就是实习课业了。在这之前，还要有一次考试，经考试合格者，方能进入到总署衙门之中，担任临时的公职。
在制定同文馆章程的时候，特别设定了一项和正途出身的进士同样的三年大考规制，不过所考的科目略有不同，除了数学、物理、英文等科目之外，还要用英文写一篇作文，以A、B、C、D为打分方式。考试的结果，锦宁和一个叫路衡的，分获第一名和第二名。
荣禄考了第七名，成绩在班上的十六个孩子中，只能算是中流。不过要论及他的英文会话能力，却是同科第一，所以，经过文祥的考察和推荐，进到同文馆中，担任翻译——这是咸丰四年三月初的事情。
到了这个月的月底，皇帝的御驾从天津返回，进京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传召奕到御前。行礼之后，皇帝问道：“……文翰进来可有公文照会送上？”
“是。臣弟在天津随驾的时候，文翰派公使馆的参赞哈士明到总署衙门投递过公文，公文中说，英国外相克兰顿阁下的特使，奥尔德.伯明翰勋爵阁下已经于1853年的十月二十六从伦敦出发，并且于1854年的二月十七日抵达香港，近日即将动身北上，到中国的首都，与我天朝就修约一事，进行正式的磋商。”
皇帝说，“英人远路而来，我天朝还是要以礼相待，这等外交之事，你领着总署的差事有年，也不必朕和你逐一交代。”
“是。臣弟在和总署上下商谈此事的时候，皆以为不论英人此来属意若何，我天朝总还是要拿出海纳百川的气度，令其人有宾至如归之感。”
皇帝觉得奕的话有些多余，拿过御案上的康熙五彩盖碗喝了一口**，“古人说：‘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又说：‘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放下茶碗，他说：“上一次在天津的时候，朕有些话没有说得很清楚，这里再和你说几句。英人此来目的分明，第一，是要把鸦片交易合法化，偏偏这一点是我天朝绝对不能答应的老六，你记住，鸦片一物，对我天朝和英人都是不能有半点游移的所在。英人可以答应一切条件，只要鸦片合法，我们也可以答应一切条件，只要断绝鸦片流入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