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现在这位硅谷的“钢铁侠”还没有到达巅峰，这句话也还没有从他口中说出来。
今天和亚马逊接触，并且和双学涛等人交代了「潮汐文化」后续的发展路线以后，张潮对「潮汐文化」漫长的工作交接，总算告一段落了。
接下来，就可以开始准备饭容教授说的那件事了……
就在张潮微微失神的时候，手机忽然响了，拿起来一看，竟然是老师于华
“听说你回燕京了？”
“还没呢，有什么事吗？”
“你下个月中旬有没有别的安排？在不在国内？”
“……倒是没有什么特别安排，应该也在国内。”
“哦，那就好作协这边要开一个关于你的创作的研讨会，就这十几天的事。这次希望你能参加。”
“……能……不参加吗？”
“以前可以，这次你最好要参加，不然也不会是我给你打电话。”
“好……好吧。不过方便问一下，具体是哪部作品？我也好做个准备。”
“主要是你那部‘少年与流星’的小说当然也不好说你这是一部，还是三部。”
“哦……好的。但怎么这么突然？”
“你自己上网搜搜，然后再买几本《文学评论》看看。现在关于你这个作品的讨论，已经是近期文学理论界的焦点了。大家都想听你自己怎么说！”
挂了电话，张潮一阵头皮发麻。他确实不太喜欢参加这种活动当初刚成名的时候，在燕大的草坪上与其他热爱文学的大学生们坐而论道是一回事；在会议室里，一群中老年人的注视下，听他们赞美自己的作品，又是另一回事。
不过老师于华都这么说了，张潮当然也不好拒绝。
国内文学批评界怎么突然对自己的作品感兴趣了？张潮也一头雾水。去年的“张白之争”后，自己和国内批评界的关系彻底掉到了谷底，各类文学研讨会、座谈会的邀请基本都消失了。
一年来自己新出的几部作品虽然在销售上依然火爆，但是国内的文学研究学术界却乏人问津。除了快过年那阵，有一个叫“石岸”的批评家，写了一篇《以“漫长的90年代”为起点，审视“80后”的代际视角以张潮作品为例》的长篇评论以外，就甚少有自己作品的研究文章问世了。
张潮怀着满心的疑惑，开始在网上翻找相关信息，又去书店买了几本文学批评的杂志，才发现关于“少年与流星”的故事确实在近一个多月时间里，被国内的文学批评界“重点关注”了。
比如这篇《从文学本体论视角评析张潮‘少年流星’的文本实验性》
「张潮的《少年流星》以独特的“文本增殖”策略重构了传统儿童文学范式。这部作品通过多维叙事空间的并置，实现了对阅读伦理与创作本体的双重解构。」
「文本在现实主义的土壤中植入魔幻叙事的量子纠缠态。巫师傩舞场景（“红色丝带像鞭子抽打空气”）与韦小亮的烤红薯细节（“焦黑表皮裂开金黄的内瓤”）形成观察者效应：当读者聚焦民俗元素时，文本呈现魔幻现实特征；当关注生存困境时，则坍缩为残酷物语。
这种薛定谔式的文类属性，打破了杨红樱式儿童文学的类型固化，创造出“既在此岸又在彼岸”的文学叠加态。」
张潮看到这里，就翻了过去，作为一个文科生，他最受不了用这种似是而非的科学术语来阐释小说的行为，看似深刻，实际上却既脱离了叙述者的本意，又不能为读者清晰解读，实在是一种精英主义的傲慢，也是文学批评的灾难。
于是他又翻开了另一篇批评《论张潮小说「逐星者」的叙事实验与文本重构》
「张潮在《逐星者》中构建的“三重文本架构”，本质上是对线性叙事传统的彻底解构。通过将同一叙事内核嵌入童话、现实传奇与实验文本三种模态，作者实现了罗兰巴特所谓“可写文本”的理想形态读者不再是被动接受者，而是被迫在“童话版《放逐流星的孩子》”的隐喻系统、“现实版《少年流星》”的乡土肌理与“完整版《逐星者》”的元叙事迷宫中，主动参与意义的生产。」
「这种“支流-干流”的循环叙事模式，呼应了博尔赫斯《小径分岔的花园》里的时间哲学，但更具在地性：巫师傩舞的仪式化场景，既是叙事的离心力（催生变婆传说、萤火虫隐喻等支线），又是向心力（通过火堆与鼓声将碎片化叙事收束于集体无意识）。」
张潮对这篇评价还是比较满意的。写作“少年流星”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确实引入了罗兰巴特的“可读”文本和“可写”文本这两个相对立的概念。
前者指顺从传统代码和可理解性模式的作品。后者指实验性作品，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阅读这类作品，只能在阅读的时候去写作这些文本。
但这种技巧的形成，并不是张潮故弄玄虚，或者故意炫技，而真是在与什雷村的孩子一天天的交流当中，逐渐形成的。
所以要想解开张潮创作这部小说的“谜团”，本质上要把“作者中心”这种传统思想在评价过程中抛弃或者消解，绝不能把心思放在复原作者的思想意图上就像这个故事，张潮虽然是“主创人”，但整个创作过程却参考了许多孩子的意见。
所以张潮是在为读者提供那些具有积极的、创造性的角色，而不是把自己预设的人性灌输给读者。
在这个过程里，张潮为读者提供了三个完整的故事，却又自己把解构这三个故事的手术刀，亲手递给了读者。
但在罗兰巴特的「“可写”文本」近乎于一种理想化的创作概念，虽然已经提出半个世纪了，但是并没有哪一部文学作品与之契合或者对应。
詹姆斯乔伊斯的《芬尼根的守灵夜》可能是最接近的作品，只不过他用的是「语言」的无限可能性，通过在叙述里混合使用大量不同语言、变体词组、缩写词组、自造词、隐喻词……让读者不断参与作品语义的构建。
但是这种书写作品的方式也构筑了极高的阅读门槛，只有像作者一样通晓多种语言，还要有通晓古今的渊博知识，才有可能从阅读中得到这种构建的快乐。
以至于《芬尼根的守灵夜》中译本的注释部分成为了某种奇观它比原文占据了更大篇幅，简直像是某篇引用过甚的学术论文。
……
“所以你是采用的「分线叙事」的方法，通过韦小亮寻找张老师的主线，然后不断衍生出巫傩文化、乡村医疗困境、自然哲学思辨等等支线。
然后让这些支线不断交错、穿插，甚至颠覆、重构，从而形成一种不断循环往复、又不断往前推进的结构。”
燕京，鲁院二楼的大会议室里，「青年作家张潮创作成果暨创作心得研讨会」的横幅下，一位年过五旬的文学批评家说道。
会议室里坐着50多位与会人员，主持研讨会的是鲁院的副院长，同时也是作协秘书处秘书长的邹光明。
张潮作为焦点人物，就在邹光明旁边，听着众人的讨论，虽然表面上没有表情，但内心可谓是“如坐针毡”“如芒刺背”“如鲠在喉”。
“这部小说神奇的地方在于，每个支线都包含完整的主线要素，却在细节层面呈现差异化演进。而且参与构建这部小说意义的不仅有读者，还有出版社的编辑。
当编辑们通过一夜的努力拆解出三个独立版本时，实则是又构建了一重‘元叙事’，一重不由作者、也不由读者参与的‘元叙事’。这个文本的开放性，超乎了所有人的想象。”
又一个批评家说道。这个批评家年纪不大，大概30多岁，一脸的书卷气，儒雅随和的很。
“这部作品的价值不在于解决了儿童文学的某个具体问题，而在于它通过制造文本的不确定性，迫使读者直面文学本体的随机流动。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乡村少年的奇幻之旅，更是文学在解构自身过程中不断重生的寓言。”
“小说中韦小亮对流星雨的执念，恰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青年们叩问时代在当代的回声。张潮以‘流星生命’的隐喻演绎着百年未竟的中国年轻人的青春启蒙。这种将《草房子》式的乡土叙事与当代文学先锋叙事相嫁接的尝试，在儿童文学领域开辟出了独特的路径。”
……
张潮一开始的时候，还能勉强听进去，但不到30分钟，耳朵里就尽是“阿巴阿巴”的声响了。
为了避免自己当场昏睡过去，他不得不在一位评论家发完言的空隙，举手开始发言
“首先，各位老师，我的作品并没有大家说的这么玄……优秀。我坐在这儿听了一下午，像在听大家解剖一只鸟你们把羽毛、骨骼、肌肉分得清清楚楚，可我最开始，只是听见它在林子里叫得好听。
创作这部作品，完全是一个偶然。其实我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就像山里的老农种红薯把发了芽的块茎往土里一埋，春雨下了几场，藤蔓就自己爬得到处都是。
你们说的「分线叙事」「元叙事」，这些技巧我当然都懂，也都用过。但在这部作品里，它们就是韦小亮翻山时走过的岔道口，哪个孩子不会在野地里迷几次路呢？”
现场的众人发出了一阵轻笑。相比于大家的解读，张潮的自我解说显得十分轻巧。
“那时候在什雷村，我蹲在火塘边给他们讲故事，十几个孩子围着我七嘴八舌：‘梁小阳被萤火虫带进山洞吧！’‘变婆的指甲该是红色的，像血！’在火光下，他们的眼睛比冬天的星星还亮。我突然明白，这个故事不能刻在石碑上，是村口那棵老树风往哪吹，枝叶就往哪摆。”
这是大家第一次听张潮亲身讲述这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因此都听得十分认真。虽然开场的时候，张潮就做过一番介绍了，但那一听就是客套话，远不如现在有价值。
张潮喝了口水，继续道：“至于三个版本嘛……当年我老师改我的作文，总说‘结尾要像秤砣压住筐’。但是我在什雷村住久了，也经常帮忙他们挑挑担子，发现前筐装苞谷后筐装柴禾，走得稳当就行，哪里需要秤砣？
讲故事嘛，能让人在寒冬腊月围住火塘，听你说完以后就去困觉就行，没必要赋予它那么多意义。”
这段话说得大家都有点尴尬，毕竟刚刚就是他们在不断赋予张潮这部作品以意义。
张潮又讲了一些写作过程里的细节：“后来交到出版社的手稿，其实是我和孩子们共同涂抹的草稿本。编辑老师们拆解出的三个版本，就像把一条溪水分装进三个瓦罐有人喝到清甜，有人尝出土腥味，但溪水自己，还在山里继续流。”
最后他总结道：“说到底，我就是个写字的，这是门手艺，和剃头、劁猪、补鞋、开拖拉机一样，我就是个手艺人。
写书也和放牛差不多。你把牛群赶上山坡，哪头犊子去啃紫云英，哪头老牛爱蹭痒痒树，都是它们自己乐意的。我能做的，就是把鞭子换成竹笛，吹支小调让牛儿们走得自在些。”
……
研讨会终于在张潮的“不断努力”下，比预定时间早了1个小时结束，毕竟像他这么不爱听赞美的作者不太多见。
等人散尽，张潮才逮到机会悄悄问邹光明道：“邹院长，到底什么情况？怎么突然对我这部作品感兴趣了。”
邹光明诧异道：“于华没告诉你吗？”
张潮摇摇头。
邹光明这才解释道：“下个月马悦然访问中国，他指名要见一见你，并且说你文学史上难得一见的天才！他最近读的作品，就是你的《逐星者》。”
张潮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位爷“下圣旨”了！
第333章 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
俗话说：文无第一。艺术审美千奇百怪，文学家对作品的追求也各有其志，所以想让文人们普遍服气某个同行是很难的，更别说“俯首称臣”了。
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后，刘震云还说了一句：“莫言能获奖，表明中国至少有十个人也可以获奖。”言语中多少有些不服气。
这两人还是好朋友。
可偏偏瑞典人马悦然就做到了。
马悦然是瑞典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瑞典学院院士、斯德哥尔摩大学东方语言学院中文系汉学教授和系主任……
当然，对中国作家来说，他最重要身份是诺贝尔文学奖十八位终身评委之一。
身为唯一懂得中文的诺奖评委，多年来他始终致力于发掘、推荐中国作家进入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范围。像曹乃谦就是经过他的高度评价以后，才逐渐受到华语文学圈的普遍重视。
而对于中国作家来说，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始终是一个集体心魔。这种心魔折磨了中国作家们整整30年，以至于有一点风吹草动，都会引发轩然大波。
马悦然曾说1988年如果沈从文不在5月份去世，那一年的获奖者就是他，就曾让已经淡出人们视野许久的沈从文重新重新炙手可热。
后来老舍的儿子说父亲老舍也是因为去世才没能获得诺奖，也成功引起了一番唏嘘感慨直到2017年，诺奖提名名单50年保密期限过了，大家翻阅档案，才发现老舍从未被提名过。
这些都能反映国人和文学界对诺贝尔文学奖曾经有多么“狂热”。
所以别看莫言获奖以后大家这个不服、那个不屑，但之前别说获奖了，拿到一个提名都要在媒体上各种放话，恨不得全天下人都知道。
包括经常有人搬出李敖说的“不出卖自己的祖国，就获不到诺贝尔文学奖”这句话来佐证诺奖的不公，却不知道李敖当年获得提名时，他多次上节目提及都是喜笑颜开的模样，甚至在《燕京法源寺》再版的封面上都要印“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只不过后来没得奖才变得“清高”了起来。
只能说舆论风向和国民心态的变化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事。
马悦然身为掌握诺贝尔文学奖最终投票权的终身评委，自然成为中国文坛所追捧的“皇帝”。就在两年前，国内最权威的媒体还曾专访过他，标题就是《中国作家何时能拿诺贝尔文学奖？》
“皇帝”说的话，可不就是“圣旨”？
这也难怪文学评论界要紧急组织起来对张潮的作品给予“高度评价”，否则“皇上”一怒，大家不知道又要被媒体批斗多久。
当然，马悦然本人肯定没有这么傲慢，会把自己当皇帝；他与中国文学界的来往也基本是真诚而善意的但架不住大家都有一颗过度热切的心。
张潮是最没有这个“心魔”的作家了他早就知道结果，所以格外淡定。见不见马悦然，对他来说并没有差别反正他这个年纪，马悦然就是老年痴呆了，也不可能找人提名他去评诺奖。
只不过既然“皇上”都把机会送到嘴边来了，自己不利用不就可惜了？
所以在听到邹光明这么说以后，张潮有些可惜地“啧”了一下，说道：“下个月吗？那可能不太凑巧，我很可能不在国内。不然您替我转达一下对马老先生的问候？”
邹光明一听就着急了，连忙拉着张潮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关上门，才问道：“你这不是才从美国回来没多久，又要出去？你……你准备移民了？”
这时候国内还在移民热的尾巴上，不少名人、明星都办了移民，美国是首选，然后是加拿大、英国、新加坡，都去不了的至少也弄个香港身份。
以张潮现在的财富、名誉，又频繁出国，移民再正常不过，而且还不会受到什么非议，甚至上个电视节目能当光荣事迹来讲。
所以邹光明会有此一问。
张潮倒是被吓了一跳，连忙道：“当然不是……正事，要去日本。”
邹光明松了一口气，问道：“日本？那边又要给你颁奖了？这事着急吗？”日本文学奖多如牛毛文学界都知道，又听说张潮的《刑警荣耀》在那边卖的不错，才有此一问。
张潮道：“不是领奖是去访问。”然后把饭容教授准备邀请中国青年作家代表团访日的心愿大致说了一下，甚至还暗示了他对过去作家团访日流程化、模式化的“微词”。
邹光明能在鲁院和作协都身居要职，自然有“闻弦知雅意”的玲珑心，随即问道：“饭教授没有和作协提这事啊而且这和你能不能见马悦然老先生有什么关系？”
张潮一脸苦相地道：“饭教授知道我们开始办「茅盾文学新人奖」以后很高兴，他希望所有被提名的年轻作家，都能进入访问名单。
我呢，思来想去也没有这个动员能力和组织能力，把这场访问做好。所以目前和饭教授口头约定的是，9月份我带马伯慵他们几个作家去，总好过给人放空炮啊！
时间嘛，来来回回的怎么也得十天半个月，加上各种准备，还真是没有时间见马悦然。”
邹光明眉头一皱，道：“作家团访问日本是文化界重要的涉外事项，要经过层层审批的，从活动内容的确定、活动流程的审批、活动经费的签发，再到具体成行，至少要半年！
怎么能这么草率呢？你们这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