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此新春之际，大家远在柏林参加电影节，特致问候和敬意。祝中国电影越来越好，祝你们取得好成绩，也祝你们在柏林过好年！”电话的那头，张洪森打着官腔道。
张然和张婧初本来打算前往电影院看若松孝二的《芋虫》，电影节主席科斯里说过，这部电影女主角的表演非常强，是张婧初最大的竞争对手，张婧初想看看这个对手到底有多强；张然听说这部电影是讲述二战的反战电影，也想看看拍得怎么样。
不过刚下楼，张然就接到了电影局张洪森的电话，对在国外过年的《一个人张灯结彩》所有成员进行慰问，并请张然代电影局向出席柏林电影节的中国电影人进行问候。
张然跟张洪森比较熟，说话比较随意，调侃道：“张局，你是不是准备稿子的？怎么带有朗诵的味道！”
“你严肃点，我这是我代表组织跟你谈话呢！”不过这话说完，张洪森自己也笑起来了，问道，“听说《一个人张灯结彩》在柏林拿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分，这次应该能拿大奖吧？”
张然毫不谦虚地道：“拿奖问题不大，但能不能拿大奖真的不好说，关键看评委。”
张洪森笑道：“这次评委里面有余男啊，有自己人在，拿奖的机会要大很多。”
张然却不这么看：“余男要照顾也肯定是照顾王权安的《团圆》啊，人家那是什么关系啊？”
张洪森就道：“余男和王权安两个不是掰了嘛！”
张然一怔，随即哈哈大笑道：“张局，没想到你也这么八卦啊，平时是上天涯八卦呢，还是上豆瓣八组啊？”
张洪森也笑了起来：“你这小子老是喜欢胡咧咧，我不跟你说了！”
挂掉电话后，张然和张婧初一路步行，来到了《芋虫》首映的电影院。进入放映厅后，张然扫了一眼，发现到场的观众绝大多数是男性，不由笑着摇了摇头，若松孝二是东瀛四大情色片大师，以拍粉红片而闻名的，很多男观众应该是冲着这个来的，不过他们显然搞错了，这是一部反战的电影。
东瀛反战电影有个明显的特点，就是喜欢从女性的角度进行表达。
若松孝二的电影《芋虫》也是如此，女主角茂子在电影刚开始时便不得不接受在战争中失去了四肢、形如毛虫的丈夫黑川久藏，而荒谬的是，这具完全无法自理的躯体却被东瀛政府奉为“战神”，受人供奉和敬仰。茂子不断在“战神”黑川和残疾黑川之间摇摆，直至虚幻的荣耀感被残酷的现实彻底击败。
黑川久藏原本是个很强势的人，经常殴打妻子，如今失去四肢的他不但要受妻子的气，甚至还要被妻子强制行房。而在这个时候，黑川久藏眼前总会闪现出在战场被自己强奸的女子痛苦的脸。从强奸到被强奸的角色转换使黑川体验了被害人的恐慌和无助，若松孝二就是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达成某种程度上的换位思考，使电影具有了一定的深度。
电影的整个构思相当不错，但导演拍得实在太过粗暴，电影中吃饭和床戏实在太多，而这些内容大多又是重复的，除了让人感到疲劳压抑，并不能给人以很大的触动。
电影有不少情色内容，女主角寺岛忍也有全裸的镜头；但这些内容带给观众的不是香艳的刺激，而是极度压抑，甚至会让人觉得变态。在放映过程中不断有观众离场，那种“啪啪”的椅子弹起声不断响起，抱着看粉红片来看这部电影的人肯定是大失所望。
电影放完之后，现场响起了稀稀拉拉的掌声，表明了大家对这部电影的态度。
在退场的时候，张然看到了昨天采访过自己的一个女记者王文君，就叫住了她，问道：“你要去参加《芋虫》的发布会吗？”
王文君见张然叫自己，心里有点小激动，难道张然准备介绍我的专访，满是期待地道：“我准备去发布会现场，张导，你有什么事吗？”
张然打碎了王文君的幻想：“到了发布会你问问若松孝二，拍这部电影是要反战，那为什么在电影的开头字幕要用‘日中战争’这样的表述？”
王文君听到张然这么讲，顿时笑了起来：“我在看电影的时候，看到‘日中战争’这个说法也觉得难以接受，打算发布会的时候进行质疑，没想到你也让我提这个问题。”
张然一怔，也笑了：“看来是我多此一举了，那就不打搅你了，赶快去发布会吧！”
出了电影院，张婧初问张然：“你觉得女主角怎么样？”
张然看了张婧初一眼，故意道：“胸挺大的。”他见张婧初用杀人的眼光瞪着自己，笑着道：“开玩笑的，寺岛忍的表演确实挺强的，整个表演层次清晰，完成度也极高，而且裸露比较多，作为演员牺牲比较大，确实是很强的对手。”
张婧初偏着头看着张然，问道：“那你觉得我们能赢吗？”
张然想了想，给出了肯定的答案：“小于这个角色表演难度更大，完成度更好，单从表演的角度来说，肯定是我们的更好，但你也知道电影节拿奖变数太多，能不能拿奖就很难说了。”
张婧初非常希望拿奖，但她也清楚能不能拿奖太难说了，挽着张然的胳膊，笑嘻嘻地道：“有你这句话就够了，我们去逛街吧！”
晚上，张然和张婧初去电影宫参加《在云端》的首映。这部由贾森·雷特曼执导，由乔治·克鲁尼领衔的电影受到媒体和粉丝的热烈追捧，首映现场人山人海。
在人群中张然看到了王文君，冲她招手，问道：“若松孝二怎么说？”
王文君从人群中挤过来，略带兴奋地道：“发布会开始后，没等我发问，有个土耳其记者先问了这个问题，他说，在影片开始用字幕来描写这场战争时用了‘日中战争’的说法，这种说法显得对抗的两边处于对等的状态，但实际情况是东瀛侵略了中国，这种称呼是否不妥？
在被质疑后，若松孝二的态度还是比较诚恳，他说，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听到你这样一说马上我意识到这种措辞的确很不合适，非常后悔在片头使用了这个措辞。若松孝二还说，电影的男主角不是英雄，是一个凶手，战争就是各种谋杀的集合，所有的战争都是罪恶的，东瀛在战争中受到了两颗原子弹的教训，但今天的东瀛人却又开始忘记历史，军国主义思想又有萌芽，我们必须要保证历史不会重演。”
张然对若松孝二的这个态度并不意外，这个人本身就属于左翼导演：“东瀛老一辈导演很多都经历过战争，反战的不少，还拍出过《人间的证明》这种具有真正勇气和良心的作品，但这些老导演大多已经过世。不过广场协议后东瀛经济停滞，东瀛社会右倾化越来越严重，反映到东瀛的战争电影中，就表现为淡化战争加害和反省，强调自己是战争的受害者，总说自己有多惨，却从不思考自己为什么惨。”
王文君非常认同：“现在东瀛拍了很多说他们是受害者的电影，还说他们是原子弹的受害者，甚至想让美国为原子弹道歉。我们应该像犹太人那样多拍电影，告诉世界真相！”
张然没有说话，只是默默点了点头，这是每个中国导演都应该有的责任心！
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张然一直望着银幕出神，心思始终没有在电影上，脑中不断浮现张纯如坚毅的脸。04年张纯如自杀后，张然就决定要拍一部关于她的电影。一晃五年过去了，张然始终没想好电影该怎么拍，用什么方式来拍。
不过在这五年中张然也没有闲着，收集了不少相关资料，而收集的资料每增加一分，他对张纯如的尊敬就会增加一分。每次看完大屠杀的资料，张然都会不舒服几天，那种无力和绝望感始在心头久久不散。男人尚且如此，一个弱女子要去面对人类历史上最黑暗的篇章，需要何等的勇气啊！
张然想起张纯如曾远赴德国找到拉贝的后人，说服他们让《拉贝日记》重现于世。他突然觉得既然自己到了德国，也应该见见拉贝的后人，跟他们聊聊。
想到这里，张然给张婧初说，不看了，张婧初也多问，跟着他一起出了电影院。
站在路口，张然拨通了电影节主席科斯里克的电话：“我想请你帮个忙，能不能帮我查查拉贝先生的墓在什么地方，还有，他的后人在哪里？”
科斯里克听到拉贝，问道：“拉贝？你是说写《拉贝日记》的那个拉贝吗？”
张然回道：“是的，就是写《拉贝日记》的那个拉贝。”
科斯里克曾经跟电影《拉贝日记》的导演佛罗瑞·加仑伯格聊过，对拉贝的情况还真知道一些，道：“拉贝墓地具体在什么位置我不清楚，好像在柏林城郊，不过拉贝的后人我倒是听佛罗瑞·加仑伯格说过，拉贝的孙子在海德堡从事医学工作。这样，我帮你联系拉贝的后人。等联系好了，我给你打电话。”
有科斯里克帮忙，肯定比张然两眼一抹黑的去找人好多了，感激地道：“谢谢，迪特，那我等你的消息！”
科斯里克刚准备挂电话，突然想起一个问题：“你准备拍关于大屠杀的电影？”
张然没有隐瞒：“我打算拍张纯如的传记片，就是《南京暴行：被遗忘的大屠杀》的作者，《拉贝日记》就是她发掘出来的。”
科斯里克马上道：“这部张纯如的传记片柏林预定了，这样的电影放在柏林是最合适的。”
柏林电影节是三大里面最政治的，张纯如的传记片放在柏林确实最合适。张然不由笑了起来：“电影涉及到的内容太沉重，我现在还没有做好准备，短期内不会拍，可能要过五年，或者十年才会拍！”
科斯里克笑道：“我相信你一定会拍出来，而且会拍得很好的！”
张然抬头起看着乌云密布的天空，轻轻地道：“是的，不管多久，我一定会把这部电影拍出来的，而且一定会拍好，有的人应该永远被我们铭记！”
第804章 拉贝后人
汽车在柏林城郊的一栋老房子前停了下来，是老式的德国建筑。张然、张婧初和翻译小王从车上下来，来到房门前，信手按响了门铃。
这里是厄休拉·莱因哈特的家，她是拉贝最疼爱的孙女。厄休拉在中国出生，南京沦陷前几个月，她还到过南京，当时她只有六岁。当初张纯如就是找到了她，才让《拉贝日记》重见天日的。
房门开了，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他看到张然笑着招呼道：“张然先生，你好！我是厄休拉·莱因哈特的孙子，我叫阿尔伯特，快进来吧！”
“谢谢！”张然微微欠身，跟阿尔伯特走进房里；张婧初和小王也都走进了房间。
走进客厅，阿尔伯特大声道：“祖母，中国来的客人到了！”
厄休拉听到中国来的客人到了，站了起来，老太太将近八十岁了，脸上皱纹纵横交错，头发花白，但精神看起来相当不错。
张然赶紧上前，客客气气地问好：“莱因哈特夫人，你好！”
厄休拉和蔼地招呼道：“来来，坐下说话！”
在坐下的同时，张然打量一下房间，陈设比较简单，是非常普通的人家。在房间里张然看到了两只中国花瓶，一问才知道，是当初拉贝从南京带回去的东西。二战结束后，拉贝由于是纳粹党员，丢了工作，日子过得非常艰苦。他从中国带到德国的工艺品都卖掉了，只有几个花瓶，还有餐具、箱子留了下来，这些东西都保管得十分完好。
聊了一阵，厄休拉开始给张然他们讲《拉贝日记》的事。在拉贝去世10年后，拉贝的妻子在文件中发现这些材料，想交给厄休拉。当时厄休拉已经怀孕，又忙于学校的考试；更重要的是，她害怕日记中那些可怕的内容。厄休拉拒绝保存，拉贝的儿子奥托·拉贝博士继承了这些文件。这些材料在他的手中保存了半个多世纪，一直不为世人所知，连德国的历史学家也全然不知。
1996年，张纯如在整理大屠杀资料时发现了一个信息，38年2月拉贝带着约翰·马吉拍摄的南京暴行的胶片拷贝返回德国，在离开前拉贝曾向大家保证，要把东瀛人的暴行在德国公诸于众，并要见戈林甚至希特勒。只是拉贝离开后，却从此音讯全无，几十年来，他的行踪令学者们困惑不已。张纯如相信拉贝回到德国后，一定遇到了什么不测，决定查清真相。
经过努力，张纯如与拉贝的后人取得了联系，并与厄休拉通信。通过与厄休拉的书信往来，张纯如才知道拉贝回国后信守了他对中国人民的承诺，向德国当局通报了日本人在南京的暴行，却因此被盖世太保逮捕。尽管拉贝被保释了出来，却被要求不得就南京的暴行进行演讲，谈论和写作。在通信中，张纯如还知道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拉贝的日记保存下来了，她马上劝说厄休拉把日记发表出来。
厄休拉神情凝重地道：“我决定仔细检查那些日记，就从舅舅那里借来，亲自读一读。然而，内容的可怕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让我感到天眩地转，难以平静，几个月后都无法摆脱那种恐惧的心情。”
张然明白那种心情：“我也是这样，每次去看那些资料，都不敢看太多，即使如此，在几天之内整个人都处在特别低落的情绪中。你看过日记后，就决定发表了吗？”
“没有。”厄休拉看了看张然，解释道，“我发现他在日记中对希特勒和纳粹十分信任，有时甚至到了颂扬的程度，担心公开发表会成为他人生的污点。”
张然马上道：“那不是拉贝先生的错，纳粹和希特勒上台的时候他在中国，并不知道德国发生的一切，也不知道他们干了些什么；而且如果他们不是纳粹党的成员就不可能当上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就不可能救那么多人。”
厄休拉听到张然这么说很高兴：“是的，当然加入纳粹党在德国是普遍现象，但我们还是很担心会招来麻烦。张纯如和北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主席邵子平博士告诉我，直到今天在东瀛仍然有一部分右翼人士否认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我非常震惊，没想到会有人否认大屠杀，觉得必须把日记发表出来，告诉全世界真相，我就动身前往南部的舅舅家中，劝说他将日记公布于众。”
张然点了点头，其实不只在东瀛，在中国也有一批收了东瀛资金的专家学者，以及不收钱的精日，在网上变着花样的为东瀛人洗地。
厄休拉继续讲《拉贝日记》发掘的经过，在她的请求下，她舅舅把拉贝写的关于日本占领南京时的日记交给了她。返回柏林后，她用了15个小时将日记影印出来，将影印件寄给了邵子平博士。
邵子平看到日记的内容后知道这是一件极为重要的史料，担心日本右翼分子会闯进厄休拉家，毁掉日记或是用重金买走原件，立即赶往德国把厄休拉及其丈夫接到了纽约。1996年12月12日，北美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联合会在纽约举行发布会，邵子平展出了厄休拉寄给他的拉贝日记复印件。这次冠名为“南京的辛德勒”的发布会在美国激起巨大反响。
听完厄休拉的讲述，张然问道：“你见过张纯如，在你眼中她是个什么样的人？”
厄休拉想了想，道：“我第一次见她是在1996年12月，她很年轻，只有27岁，是个很漂亮的姑娘，长长的黑发，一双很大很明亮的眼睛，人比较瘦，但充满激情和活力。”
张然问道：“你们见面后聊了些什么呢？”
厄休拉陷入了回忆，好一阵后，她慢慢讲起来，讲自己与张纯如过往的种种。
下午两点，在阿尔伯特的带领下，张然一行来到了柏林西郊的威廉记念教堂墓园。
在BWB区，张然他们见到了拉贝墓。一颗棵大树下的一小块用水泥条围起的草地，没有墓碑、没有雕像，更没有墓志铭，简单得让人难以置信。如果不是草地上的一块小木牌上清清楚楚写着：“约翰·拉贝，1882.11.23—1950.01.05。”张然他们绝对不敢相信这就是拉贝的墓地。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木牌的前面不但摆放着鲜花，还有几只紫色的中国香囊，显然有中国游客来祭拜过，至少中国人没有忘记得他。
张婧初将手里的鲜花放在了木牌前面，心里默默祝愿着世界和平。
张然看着阿尔伯特，问道：“怎么连像样的墓碑都没有？”
阿尔伯特告诉张然他们，拉贝1950年去世后下葬于此。到了1985年，墓地租用期就到了。不过他们家经济状况不是很好，一直没有续约。96年年底，他们把拉贝的墓碑运回了家，通过中国使馆转移到南京的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在那之后，拉贝的后人以及南京市曾多次希望柏林市给予拉贝墓地“历史名人墓地”的资格，都被柏林方面否决，市政府是不想为这块墓地支付费用。最终南京市政府支付了墓地四十年的租金，并表示在未来将会重修拉贝墓地。
就在张然与阿尔伯特交谈之时，一对五十来岁的男女走了过来，他们都背着旅行包，应该是游客。他们来到拉贝墓前，将手中的一束鲜花放在了木牌前。
张然对这对老外有些好奇，问道：“你们是专程来看拉贝先生的墓地的吗？”
男游客打量了张然一番，回答道：“我原先是德国人，现在住在澳大利亚，叔叔婶婶都葬在这个墓园，去年看过拉贝的电影，听说他葬在这里，专程过来看一看。拉贝以一己之力对抗恐怖，是值得尊敬的平民英雄！”
女游客表示：“之前我只知道奥斯维辛，现在我知道了南京，拉贝是真正的英雄！”
张然颇为感慨地道：“是啊，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拉贝这样的人，这个世界才会有正气，才会有正义，才会有希望，所以，正义才能战胜邪恶，人类才能走出黑暗，一步步走到今天！”
两个游客离开后，张然看着阿尔伯特，道：“没想到《拉贝日记》这部电影竟然有这么大的影响力。”在他看来这部电影拍得实在不怎么样，相当平庸。
阿尔伯特笑着道：“十几年前《拉贝日记》发布后，德语版发行量很小，在德国没有引起多少关注。但去年电影《拉贝日记》上映后，在德国引发了拉贝热。现在到拉贝墓地参观的德国本地人开始增多，德国的一些书店专为拉贝书籍开辟小展台，由埃尔文·魏克茨撰写的《约翰拉贝》还登上《明镜》周刊畅销书排行榜。”
张然欣慰，感叹道：“这就是电影的力量，影响力真的要比图书要大得多！”
其实张纯如也一直希望《南京大屠杀》能够拍成世界级的电影，类似《辛德勒名单》那样，这样才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事情的真相。陆钏倒是拍了，可惜没有拍好。《拉贝日记》也拍成了电影，但导演太年轻，驾驭不住如此宏大的历史题材，电影质量平平，在德国似乎反响不错，但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影响力。
就在这时，张然手机突然响了，拿起手机一看，是柏林的号码，电影节组委会吧，出什么事了？他接通了电话：“你好，我是张然！”
电话那头的声音似乎有些兴奋：“张先生，你好！我是国际影评人联盟的汉娜，恭喜你获得了费比西奖，希望你能够出席今天晚上的颁奖礼！”
张然这才想起今天是柏林电影节倒数第二天，国际影评人联盟会颁出费比西奖。自从《一个人张灯结彩》在柏林首映以来，受到柏林和影评人的疯狂追捧，拿下国际影评人联盟颁出的奖项是意料中的事。
虽然费比西奖算不是什么大奖，但奖项代表作认可，张然还是相当开心，笑了起来：“好的，我们一定会准时出席！”
张婧初见张然笑容灿烂，在他挂掉电话后，就问：“怎么了？”
张然笑道：“国际影评人联盟让我们参加晚上的颁奖礼！”
张婧初像个孩子似的尖叫一声，一头扎进他怀里，大笑起来：“恭喜！恭喜！”
第805章 终成影后
电影节最后一天，留守在柏林的记者们跟接头的特务似的，逢人就打听“有没有消息”，“评审团的结果出来没有”，甚至通过各种关系套奖项归属的情报。就连张然都接到了好几个记者的电话，问他接到组委会的通知没有。
到现在为止，主竞赛单元的二十部电影全部放映完毕，本届电影节只剩下奖项归属这个最大的悬念了。今年柏林电影节参赛影片总体质量偏低，真正优秀的作品不多，很多媒体都说是《一个人张灯结彩》拯救了本届柏林电影节，否则没有任何亮点可言。
《一个人张灯结彩》自然是本届电影节的最大热门，几乎所有人都看好电影拿下金熊奖。除此之外，俄罗斯参赛电影《我如何度过这个夏天的》，波斯尼亚女导演亚斯米拉·巴尼克的《在路上》和罗曼·波兰斯基《影子写手》夺奖的呼声也很高，中国电影《团圆》，土耳其、德国合拍片《蜂蜜》也各有拥趸。
除了金熊奖外，影帝和影后的角逐也备受关注，在影帝候选人中，《一个人张灯结彩》的主演李雪健和《我是如何结束这个夏天的》主演格里高利·多比亚津二人呼声最高。李雪健刻画了一个孤独善良，尽职尽责的老警察，以精湛演技诠释人物内心世界，给观众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在影后角逐中，《一个人张灯结彩》的主演张婧初被认为是最大的热门，她凭着对聋哑人小于的出色刻画赢得了如潮的赞誉，而唯一能够对张婧初威胁的是日本电影《芋虫》的主演寺岛忍。
不过这是媒体的评价，在电影节媒体的评价跟评审团的看法完全是两回事。有消息灵通的记者打听到评委会主席赫尔佐格特别喜欢土耳其电影《蜂蜜》，这部电影除了温情之外，还揭露了大自然的残酷一面，而赫尔佐格本身有特别强的丛林情结，他的影片经常表现人与自然的对立和冲突，因此《蜂蜜》得到了赫尔佐格力挺。据说索马里作家努鲁丁·法拉赫，德国女演员弗洛波伊斯，制片人何塞·玛利亚·马洛斯，以及意大利女导演弗兰塞斯卡·科曼奇尼也都支持这部电影。
当然，这些都是小道消息，真假难辨，而且柏林电影节有出黑马的惯例，《血色将至》场刊评分3.5，被许多媒体誉为21世纪的《公民凯恩》，最终却败给了相对平庸的《精英部队》，所以，不到答案最终揭晓的那一刻，一切都存在变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