头我们新建的1号高炉单体有效容积就达到3200立方，全厂总容积超过20000
立方，总产量1600万吨，也就是说，现在的7个高炉满打满算，只有200万出
头的产量，看着真不得劲儿啊。”
徐春林推了老伴一把：“瞎说什么大实话，也不想想现在是哪一年，200万
少吗？”
真不少，我国历史上的一五计划，生铁产量也只定在了500万吨，那可是1954年，离现在还有14年。
如果算上海南的400万吨产能，实际上现在已经勉强够得上一五标准了，当然，历史改变了，新的一五计划肯定不会只有这么一点。
他们要做的就是在原有的7座老炉基础上，进行新型高炉的改造，提高其利用系数，由海南专家组的成员给出具体的设计方案，争取达到3到4的指标，这样的总产量就可望达到600-700万吨的水平，接近后世技改后到最终停产拆除前的平均产量。
与此同时，新型高炉的选址和前期基建工程也在展开，以海南二钢2520立方五段式高炉为设计蓝本，虽然没有后世的新一号炉那么高，在这个时代也是绝对的高科技。
这个年代的钢铁生产工艺是高炉平炉初轧精轧的流程，铁矿
石粉碎后送入高炉出铁水，铁水运到炼钢厂的平炉里炼成钢锭，钢锭在初轧车
间开坯，最后送到精轧车间加工成板材、钢丝、管材和钢带等各种型材，成为
各个机械加工厂的原材料。
因此，在高炉改造和新建的同时，由苏联转运过来的炼钢设备经过半年的
安装，特别是一套新的初轧线建成投产，将鞍钢的初轧生产能力提高了一倍，
加上日本人留下来的那套，达到了近400万吨的产量，但是与生铁的产能相比
又存在着滞后的现象，如果初轧车间的产量上不去，就会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形
成一道瓶颈，前面的生铁堆积，后面的精轧车间无料可进，因此，要解决这个
问题，就涉及到了技术革新，谢援朝等人提出来的解决办法是当年我们的普通
工人和技术人员开动脑筋独立完成的改进，具有简单易行、成本不高的特点，
而这样的办法，在当年鞍钢数不胜数，现代社会很难想像，一个拿工资干活，
忍受996甚至是007福报的打工人，每天完成老板交待的工作就称得上敬业了，
干嘛还要吃饱了撑地不计报酬呆在厂子里搞发明创造，最后自己却落不下几毛
钱，更有甚者，连个“先进生产者”都评不上，因为他们的心态不一样，在这样
的厂子里，人人都是以工厂的主人自居的，厂里生产上去了，哪怕没有资金
发，心里也是高兴的，这就是建国初期最蓬勃的工作热忱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发
挥作用的原因。
每个人都有一个建设祖国的梦想，从美国归来的钱学森到鞍钢一个普通的
炉前工，概莫如是。
以这样的热忱下，工人、技术员、管理人员三结合，相互参与到对方的工
作里去，人人学习技术、精通管理、改良革新，不唯上、只唯实，每一个人在
自己的岗位上都会提出建设性意见，努力把它落到实处，各个班组之间展开积
极有益的劳动竞赛，个个争先恐后，形成良性循环，推动工厂努力向前，甚至
形成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被上级部门加以肯定和推广，赋予了它一
个响亮的名称。
鞍钢宪法。
他的中心思想就是，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
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人员三结合，即“两参一改三结合”的制度。
可惜到了张红旗和谢援朝那一代，这套本该继续发扬光大的制度因为时代
的变迁被抛弃了，重新回到了苏联式的一长制，即厂长、经理负责制上去，然
后，国企改革的阵痛来临，工人由工厂的主人变成了企业落后的牺牲品，平均
式的大锅饭让国企失去活力，也彻底失去了生机。
这套被华夏抛弃的具有鲜明社会主义特色的管理制度，却在西方人的研究
下焕发出生机，以至于当华夏某个企业代表团向日本的先进管理模式取经时，
人家惊异地告诉他们，这原本就是从华夏学来的。
不记得谁说过：工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是企业的活力所在，西方人总结出来
的精髓，原本应该是社会主义制度最为自豪的核心价值，却在一切向西方学习
的过程中丢弃了，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尤其让这些经历过大变革的老工人感
慨的是，如今在这个时代，他们又看到了曾经在自己的父辈身上看到的那种主
人翁精神，人在什么都没有的时候，精神是最富足的，当花花世界来临时，反
而丢掉了初心。
“人老了，活不到那么长，有些东西看不到，才是最幸福的事情。”
“至少在我们有生之年，工厂是工人的，我们才是它的主人。”
60多岁的老工人一声招呼，带领着自己的前辈，此时的青涩少年走向工作
岗位，把自己毕生的工作心得倾囊相授，让刚刚落地的那些傻大黑粗的苏联产
品得到升级，完成国家对鞍钢一期项目的要求，500万吨的钢产量。
这是一个并不算高的指标，不需要扩大投资，只需要内部挖潜就能达到。
前提就是工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被充份地调动起来。
为了完成这个项目，所有的解放区在中央的号召下发起了支持鞍钢的行
动，大批有志于钢铁事业的知识青年、城市工人打起背包来到这里，他们既是
来劳动的，也是来学习的，鞍钢起到的就是一个培养新华夏第一代钢铁工人、
技术人员的作用，将来再反哺全国。
第六百六十五章 五合一的怪胎
1939年的最后一天，26岁的原新四军战士马宾搓了搓冻僵的脸，投入到新
厂区的基础设施建设当中。
与他同组的是28岁的王玉清，他来自于延安中央组织部，做为重点培养的
管理干部，他们不光要学习管理知识，还要学习相关的专业知识，学习的方式
就是参与工厂建设。
苏联的1150轧机是直接从乌拉尔重型机械厂下线的最新产品，厂房的设计由苏联专家完成，以便适应他们自己的设备安装，建设团队是在海南相关专家的指导下进行，机械化程度保证了施工的进度，而发动广大工人干部参加劳动则是厂党委的决定，从领导班子开始人人都要上工地，在劳动中学习技术，培养了解基础建设的管理型干部，他们与工人的区别也就是多读了几年书，在钢铁这个行当几乎就是一张白纸，劳动中由专家指导，从最基础的水泥配比、结构强度开始，咬着牙一点一点地啃下来。
“这是气泡式水平仪，作用是检测安装面是否水平，按照苏联的标准，必须
达到一定的标准才能算是合格，它的主要部件是水准管，由玻璃制成，这是保
证安装标准的测量仪器，使用起来也不难，在完成基础建设之前，还要做土壤
的承压试验，对地质进行分析，以确保安装后地面不会坍陷，要知道你们要把
上百吨重的加工机械放在这一片不到30个平米的受力面积上，这是必要的措
施，不过，对于华夏同志的专业性，我们表示非常认可。”
苏联专家团的负责人是50岁的冶金工程师罗曼柯，来自乌拉尔车里雅宾斯
克州马格尼托哥尔斯克市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联合体，苏联首屈一指的大
型钢企，与鞍钢一样，也是在大迁移的过程中边建设边发展边生产，两边有点
像是“对口支援”，本来对于华夏同志他们有一些技术上的优势，然而等到了东
北，才发现人家不光已经干起来了，而且完成的部分，施工标准远远超过苏
联，这是在建设精密加工车间吗？
指导谈不上，苏联专家又不能光给报酬不干活，于是他们只能沦为冶金工
业基础课程的教课老师，在企业自己举办的技术培训班上，为这些从各地支援
来的几乎是一张白纸的华夏青年讲述钢铁学院里的那些专业课。
他们完全不能理解，这些白天干了一天活的年青人，到了晚上不去放松喝
上一杯，也不去跳跳舞谈谈恋爱什么的，全都挤在刚刚上顶的车间里，在一盏
盏硕大的电灯下，如饥似渴地学习着天书般的专业知识，听不懂的部分，他们
会相互讨论、分享、求教，整个厂区都是这样的氛围，哪怕是大字不识几个的
“文盲”，也在努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平，一点都愿意落后于人，罗曼柯在给上
级领导的信中写道。
“那些我们曾经渴望的精神，在这些华夏同行们的身上，得到了最真实的表
现，他们或许现在还欠缺一些专业知识，但是这股火一样的热情，会扫平一切
障碍，在这里，我看到了专业人材的匮乏，也看到了高精技术的运用，好像一
个巨大的矛盾体，他们对于冶金技术的掌握，其实远远地走在我们的前面，但
同时又极度缺乏从普通的炼钢工人、甚至是混凝土作业人员到高级管理者的困
境中，不得不用突击式的夜校来弥补这一缺失，但我想，在这种的热情指引
下，他们很快就会解决这个麻烦，以极富效率的方式，用最快的速度培养出一
代又一代专业技术人材，这是一个后进国家的雄心，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了
1919年或是1929年苏联的建设者们，他们远远不像现在这么懒散和怠工，不
需要有人盯着干活，人人自觉自愿地加班加点，为自己成为一名社会主义建设
者而自豪，这就是现在的华夏。”
事实上，老一辈建设者的热忱，不光触动了苏联专家，也让海南的穿越者
们深刻地见识到了这一点，并不知不觉融入其中，避免自己成为格格不入的一
份子。
不光是张红旗、谢援朝这样的老工人，也包括了二钢的建设指导，德龙公
司产品部经理李永春，他是来领导设备技术改造和升级的，海南二钢投产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