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莫沙夫集体农庄所执行的体制则要略微落后一些，它是承认私人对土地的使用权的，目前以色列国的莫沙夫所执行的土地制度是莫沙夫向国家租赁土地，49年一期。到期自动延续。而莫沙夫将面积和土质相似的土地划分出来，租给每个成员，成员自愿加入。但须缴纳股金。另外，莫沙夫农场的生产也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的，但是成员之间必须互相帮助，服从集体利益。每个家庭生产的农产品也由莫沙夫集体农场统一销售。并且莫沙夫还负责向农民提供现代农业技术和生产设备。而莫沙夫农场的管理机构同样也是由全体成员选举产生。成员之间也一律平等。
反观苏联的集体农庄，从形式上看，也是非常先进的，介于以色列的基布兹和莫沙夫之间。实际上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和苏联的集体农庄从某种角度来说还是亲戚哩，都是俄国社会主义者建立的以色列的基布兹就起源于从俄国移居到巴勒斯坦的信奉社会主义的犹太人。多半和列宁、托洛茨基还是老相识，所以才会弄出这两种极为相似的集体农庄。但是苏联的农业集体化却是极为失败的！而其中的原因，在对比以色列的集体农庄后，不难发现。问题就是苏联的集体农庄缺乏民主！
首先，苏联的集体农庄是利用政府的强力。强迫农民加入，而且也不是进出自由。其次，苏联集体农庄的管理层虽然名义上也是农庄庄员选举出来的，但实际上操作上却是上级委任，而且也只对上级负责，根本不管庄员们的死活。第三，以色列的莫沙夫和基布兹在对外的经营上所实行的还是市场经济，并非统购统销的计划经济，所以就没有受到国家利用统购统销所进行的剥削我们都知道，在苏联农产品的定价是极不合理，根本不足以补偿生产成本的，而且也没有足够的轻工业品来交换农产品，实际上就是国家用没有用的纸无偿剥夺农民的劳动果实！
我认为，苏联模式的农业集体化根本就不是GC主义，也不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主义，是将农民当成农奴进行剥削！所以苏联也不是一个真正的GC主义国家，而是一个封建甚至是奴隶国家，它的垮台不代表GC主义的失败，恰恰代表了GC主义理论的胜利！
所以，我们中国GCD现在不但不应该停止追寻实现GC主义的道路，反而应该完全脱离苏联模式的错误思维，走出一条真正的GC主义之路。而真正的GC主义之路，首先应该是民主的！就如以色列的莫沙夫和基布兹，那里没有GCD的领导，也没有托洛茨基这样所谓的伟大领袖，但是谁敢说莫沙夫和基布兹离开GC主义比苏联的集体农庄远呢？”
说到这里，毛泽东面带微笑，看着坐在会议桌中间的常瑞青问道：“总理，你说以色列的莫沙夫和基布兹在大中华联邦有没有可能实现呢？这种模式的农业集体化是不是中国农业在未来的出路之一呢？”
会议室里面的中G政治局委员还有一些党籍参、立委员都把目光投向了常大总理。常瑞青也露出一丝笑容点了点头，莫沙夫和基布兹这两个以色列人弄出来的奇葩，常瑞青当然是知道一些的，特别是莫沙夫直到21世纪还是以色列最流行的农业社区模式，给以色列的农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生活水平。而且还在沙漠里面搞出了现代化节水农业，可以说是极为成功的农业集体化道路。
“总统说得很对，但是……”常瑞青话锋一转：“以色列的莫沙夫和基布兹所取得的成功，并不一定等于这两种模式就适用于中国。毕竟以色列的农民大多来自教育和经济比较发达的欧洲，而犹太民族的……民族的素质也是非常高的，不是我国农民可以比拟的。”
毛泽东眉头一皱，就想要开口反驳。常瑞青却抢在他前面接着往下说：“当然，这不代表我不支持在中国实行莫沙夫制度……已经接近GC主义的基布兹制度实在是过于先进了，不过以合作化农业为主的莫沙夫制度应该还是可以在中国实行的。”他扭头看看陈独秀：“仲甫先生，您是农业部长兼渔农总会会长，你说说看，有没有可能把渔农总会发展成‘哈马施比尔。哈梅尔卡兹’（一个中央批发机构）啊？”
“总理，我们的渔农总会就是一个‘哈马施比尔。哈梅尔卡兹’嘛。”陈独秀一边吸着香烟一边说道：“只是我们渔农总会所面对的不是莫沙夫和基布兹，而是普通小农，实际上一直以来我们也想推行类似于莫沙夫的股份制农场，但是效果不显，主要问题还是东部地区土地短缺，西部地区又交通不便，种出来的粮食很难卖出去，先进的农业机械更进不去，所以也就没有发展莫沙夫的条件。”
事实上以色列的莫沙夫农场取得成功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土地集中，平均每个莫沙夫农场拥有500公顷土地和450名成员，人均土地占有达到16到17亩。按照这个标准，不包括中亚和西伯利亚的土地，整个大中华联邦最多只需要不到1.5亿农民就足够了。
听到这些话毛泽东呵呵一笑道：“现在我们得到了中亚、西伯利亚那么许多土地，同时又要推进城市化让大多数农民进城，这样土地就不是问题了。总理，你说呢？”
常瑞青也笑笑：“土地当然不是问题，不过真的要将莫沙夫引入中国，我们还要解决另外两个问题，第一、我国东部地区的土地都是私有的，这一点无法改变也不能改变，否则这个动荡可不是我们能够承受的；第二、我们这个中国式莫沙夫应该怎么进行管理？以色列国的莫沙夫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组织，而是包括了社区自治功能的经济政治合一的组织，这一点同苏联的集体农庄相似，但是以色列的莫沙夫实行的又是民主制度，而这样的制度在我国是否可行呢？”
“不、不，”毛泽东摆摆手：“这两个问题其实都不算什么难题，以色列莫沙夫的土地虽然是国有的，但是使用权归个人，也不用向国家支付什么租税，实际上同私有无二。所以我们的土地私有制并不是实行莫沙夫制度的障碍，当然在具体操作上还是有一些麻烦的，比如要怎么样将土地比较平均的集中到少数农民手中，不能使土地过度集中，那样就不是莫沙夫而是美国的资本主义农场了。我的设想是由农业部、渔农总会牵头，并且向愿意组成莫沙夫的农民提供低息或无息贷款，帮助他们购买到相应的土地，大约是人均20亩地。至于另一个问题也好办，我们的莫沙夫也是要搞民主的，苏联、印度、日本三国GCD为什么会失败？我们中国GCD为什么会胜利？究其根本就是我们始终坚定不移地实行民主反对独裁！这才是我们事业成功的根本！”
第九百一十章 集体化原来是可以搞好的
民主这个东西，当然是不好的！不过毛泽东同志对此也是有一个逐步认识的过程，比如在另一个时空的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和中G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就没有认识到民主制度所存在的种种致命的缺陷，因而热烈的支持宣传民主，反对国民党的专政，反对蒋介石的独裁。而现在不过是1936年，比之历史上的抗日战争还要更早，毛泽东和中G绝大部分领袖自然也没有认清所谓民主自由的真面目。而且苏联、印度、日本三个GCD领导的苏维埃国家的失败，还有中国这个GCD执政的民主国家的成功，也给他们这样的认识，苏印日三国GCD是因为专政而亡，中G则是因为民主而成功。
所以毛泽东对于在中国式莫沙夫实行民主管理的建议一提出，就赢得了与会大部分同志的赞成，倒是常瑞青还有一些犹豫。
他沉默了一下，微微摇头道：“总统，我们这里的情况，同以色列还是不一样的。现在以色列农民的来源主要是原先波兰和苏联领土上面的犹太人，这些犹太人不仅素质较高而且还没有什么贫富差距，几乎都两手空空到中东去的，没有什么地主、富农。另外他们之间也没有太复杂的宗族关系，不存在什么老族长、大家长之类的封建族权的代表。而我们这里还是一个半封建半资本主义国家，如果实行莫沙夫式的政权经济合一的社区农业综合体，会不会造成中国式的莫沙夫被地主和族长所掌握。最后沦为剥削农民的工具呢？”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总理啊，你可是太小看我们中国的农民喽，”他点着了一支香烟吸了一口：“我们的农民不但勤劳而且还足够聪明。特别是新一代农民都读书识字，是了解自己的权利的。过去之所以会有土豪劣绅把持农村，主要问题还是出在政权为官绅酷吏所掌握，真正能够横行乡里的豪绅，背后都是有官府做靠山的。而且历朝历代官府都是不下乡的，实际上统治乡民的是保长里正之流，大多是由品行不良的乡绅充任。在所谓的太平盛世就利用征收税赋摊派的机会盘剥乡民，世道一乱则豢养团丁民勇称霸一方。这些人之所以可以为恶为祸，所倚仗的并不是所谓的族权和土地。而是同官府的勾结或者是手中的枪杆子。
而在现下的大中华联邦，我们的政权是建到乡镇一级，而且还区分事务官和政务官，乡长镇长都是政务官。需要所在地区的人民投票选举产生。县政府是无权任免的。所以现在乡镇一级的小官不能依靠县官儿上台，必须要靠选票的选票，所以他们可都是为民做主的，这一点各省各县的财政厅长局长们是再清楚不过了。”
常瑞青点点头，他端起桌子上面的茶盏抿了一口。他对目前的农村问题虽然不甚了解，但是却也知道田赋和永息征收困难的情况。自从1925年中国开始实行民主宪政，各级政务官员和议员都要靠票箱子吃饭，由此开始是否能完成田赋永息的征收指标。再也不是那些基层乡镇长的乌纱帽能不能戴下去的标准了因为他们都是农村选民投票选出来，就算是一分钱田赋都征不到。上级政府也没有权力撸掉他们的官儿。可要是在催逼田赋永息太严得罪了选民，那这辈子的政治前途就算到头了。
所以从1925年至今，各地的田赋还有永息就再也没有征足过，而且就算能征上来一点，也仅够维持乡镇一级政权和乡村小学的运营，县省两级的财政全靠营业税、印花税、个人所得税、房产税等和商业活动有关的小税种维持，除了几个大都会，大部分地方政府的日子全都过得有点紧巴巴。至于现下的联邦税主要是统税（增值税）、关税、资源税、利息税、企业所得税、消费税（烟、酒和奢侈品）等几个同工商业挂钩的大税支持，所以手头还不算太紧。
不过田赋永息征收日益困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在基层政务官中普遍存在的“欺上媚下”现象。当然了在田赋难以足额征收的“媚下”行为中得益最大的，还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同时当选的乡镇政务官，也大多出身地富阶级。因此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中华联邦的民主制度在让普通农民得到些许利益的同时，并没有真正触动农村地富阶级的利益，而在这种新的政治博弈关系中受损的，其实是政府自身的财政……如果不是中国在1920年前后摆脱了半殖民地的地位，开始走上资本主义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使得财政的重点可以从田赋转向工商税收的话，想要实行现在的这种民主制度肯定会把自己的财政给搞崩溃的！
“总理，我看这个莫沙夫模式是可以试着搞一下的，可以在北疆和远东两处先搞试点。”周E来这时郑重地看着常瑞青，他曾经多年领导西北和远东地区的工作，对那里的农村情况非常了解。“北疆农村的人均耕地面积在三四十亩左右，典型的地广人稀，而且贫富差距很小，居民也来自五湖四海，没有盘根错节的宗族势力，同以色列国的情况非常相似。
至于远东的情况也差不多，只是农村人均耕地面积要小一些，只有十一二亩上下，不过也远远超过内地，而且这两年远东和族大量移居城市，他们的土地或转租或抛荒，如果能够提前允许转让，应该会很快让远东民国农民的人均耕地占有面积进一步增加，从而达到组建莫沙夫农场的标准。”
“可以在北疆和远东推广莫沙夫模式，可以先试点，等得出经验以后再在整个联邦推广。”常瑞青轻轻转动手中的茶杯，思索了一下，又补充道：“另外，还可以可以在即将成立的日本四省和爪哇省推广莫沙夫模式。”
说到这里，常瑞青停顿一下又说：“莫沙夫是个洋名，我们这里可以叫做农业合作社，参加农业合作社的基本单位应该是家庭农场，每个农业合作社所属的家庭农场应该是相互邻近以便管理。每个家庭农场的人均耕地面积应该高于20亩，原则上不设上限，也可以允许大土地所有者加入，但是农业合作社同时还将是最基层的政权，合作社的最高管理权属于社员大会。社员大会将负责选举一个合作社管理委员会，由委员会处理农耕、教育、文化、卫生和吸收新成员等事务。所有合作社社员均有权参加社员大会和委员会选举，社员在代表大会和委员会任职全凭自由。
此外，合作社委员会至少要有两名专门的管理委员，其中一名管理外务，与政府机构、银行和销售部门打交道；另一名管理内务，处理合作社的日常工作。
由于兼有基层政权的功能，因此农业合作社还必须负担一定的社会责任，需要负责建设管理小学和卫生所，还需要修建一些公共设施，所需经费原则上由全体社员分担。
不过合作社也不是单纯的基层政权，而是具有双重属性它一方面是农民社员的联合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一个独立的经济组织。它的特点取决于社区内农民的要求，与社员的关系表现为合作组织作为社员在市场中的代表，通过与组织外的利益集团或个人进行以利润为导向的交易，来维护成员的经济利益。从创造利润的角度讲，它与企业没有区别，区别在于利润的分配上，它必须将市场所得在社员中进行分配。也就是说，合作组织对内部成员（社员）具有非赢利性，对外则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目标。”
常瑞青环视了一下会议室里面的众人，露出一丝笑容：“同志们，你们觉得这些大的原则是否可行，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毛泽东的目的已经达到，满意地笑了笑，没有再说什么。而陈独秀刚才在听常瑞青和毛泽东讲话的时候就不断在笔记本上记录要点，这会儿接过问题道：“总理，你和总统的设想都很不错，是有实行可能的。不过现在有一个问题，联邦政府准备拿出多少资金和优惠政策来推动农业合作社？我们的农民是最讲究实际的，如果没有一点看得见、摸得着的利益，他们可能不会对这个农业合作社感兴趣啊。”
“当然是要给些扶植政策的。”常瑞青拧眉思索了片刻，缓缓道：“首先是由渔农总会提供低息贷款给农业合作社和愿意加入农业合作社的农户；其次是免除愿意加入合作社的农户的历年积欠；再次是农业合作社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享有税收优惠，可以免缴田赋；最后，渔农总会还应该在每一个农业合作社的所在地开设商店，向社员销售低价的日常生活用品。”
第九百一十一章 现代化就是城市化
“有了这几项优惠政策，农业合作社应该可以很快被大中华联邦的农民所接受？”常瑞青微笑着问了一句会议室里的众人，大家都纷纷点头。就目前联邦政府的财力来说，常瑞青给出的这几项优惠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常瑞青又把目光转向了毛泽东和周e来，他微笑道：“总统，e来，合作社的事情，内阁将会全力推进，但即便是实行了合作化，土地集中和城市化的趋势还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农业合作社本身也要建立在土地集中的基础上，你们说是不是啊？”
“总理说得很对，”毛泽东淡淡地笑了下，他明白常瑞青的意思。“我看总理提出的二次土改方案在原则上也是可行的，e来，你说呢？”
“是的，从美国农业的发展趋势来看，传统的小农生产的确是没有竞争力的，一旦资本主义大农场在中亚和西伯利亚出现，东部地区的小农经济很快就会分崩离析，这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不是我们应该抗拒的。”周e来紧了紧浓眉：“我们现在所推行的农业合作社其实也是农业产业化的一种模式，但是将来是否可以同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大农场竞争都很难说，就更别提东部的亿万小农了。”
说到这里周e来忍不住叹了口气，似乎对必将要崩溃的小农生产颇为惋惜，陈独秀也叹息一声：“先进的生产力在其发展壮大的过程中，必将摧毁落后的生产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在过去的近20年里，随着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原有的手工业生产也出现了大规模萎缩。被更先进的大工业所取代了，这样的情况也必然在农业生产当中出现。而我们能做的，只有尽可能让这个过程不对社会的稳定产生冲击。”
“不，不会产生什么冲击的。”常瑞青笑着摆摆手：“在大农业生产取得小农经济的同时，我们还应该全力推动城市化，其实我的第二次土改真正的看点不是促进土地集中，而是吸引农民进城。”
说到这里。常瑞青的神色略微有些得意，他可是个“历史过来人”，知道另一个时空中国的城市化遇到的种种难题。直到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仍然没有找到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城市化道路。而在这个时空，现在仅仅是1936年，他这个中国总理就已经找到了一个城市化的办法了。
“城市化的办法就是重点发展超大城市。帮助而不是阻止农民进入超大城市生活就业。而且还要让人民，包括农民、工人在超大城市安家置业，而农民进城安家置业这件事情本身，就将大大拉动我国房地产业的发展。”
大家听到“房地产业”这个词儿都同时愣了一下，现在召开的中g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座的诸位除了常瑞青都是不会做生意的，当然也不知道房地产的生意能做到多大，更不敢想象后世的土地财政……
看到大家都不大明白。常瑞青接着开始描绘中国房地产的春天。“同志们，既然大家都认为。大农业取代小农业已成必然，那么你们也应该知道，大农业所需要的劳动力远远少于小农业。如果东部地区最终都发展成农业合作社，西北地区都发展成美国式的大农场，那么全国还需要多少农民呢？恐怕有1.5亿就足够了？而现在我们有多少农民呢？将近5个亿！这也就是说，在未来的20年甚至是15年内，就将有最少3.5亿人进入城市。唔，这个数字肯定不止，因为我们的人口还在以较快的速度增加。20年后可能达到13亿！”
说到13亿这个数字，常瑞青的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在座的其他中g高层却眉开眼笑，似乎谁也不认为13亿甚至是更多的人口会成为一个问题，毕竟眼下的大中华联邦可是真正的地大物博。
但有后世经验的常瑞青却知道，人口增长固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可是过多的人口也将加大对资源和土地的压力。虽然这个时空的大中华联邦的土地和资源好像都是世界第一，不过让6.8亿人口平均一下，可就远远比不过美德英人民了。而且由于现在中国的城市化率较低，因此人口出生率比美英德等国高了不知道多少，如果不能尽快提高城市化率，未来中国的人口峰值突破20亿都是有可能的！
常瑞青嗯了一声，继续往下说道：“如果20年后我国的人口总数达到13亿，而农村人口保持在1.5亿的话，我们的城市人口就将达到11.5亿。而且其中的60％到70％将会生活在以八大都会为核心的城市群当中。”
“什么？11.5亿的70％可是8.05亿人啊！那么多人生活在8个大都会中？也就是说每个大都会都会有1亿居民！？”周e来掰着手指头算了算，第一个就提出异议了。“总理，纵观东西洋各国，何时有过居民超过1000万人的城市？要让一个城市的居民达到10000万岂不是在开国际玩笑啊？”
常瑞青笑了笑道：“翔宇的这个话我可不赞成，我们的八大都会有多少人不在于东西洋各国的城市有多大，而是在于八大都会的面积有多大。目前八大都会的可利用的土地面积之和大约有35000平方公里，这个数字是不包括水域和山地的，也就是说都是可以建设成市区的。”
“那也安置不了8亿人啊！”毛泽东也附和道：“就算把35000平方公里全都建设成市区，每个平方公里能放多少人？不会超过10000？能放4亿人就顶天了。”
常瑞青点点头，接着他的话往下说道：“总统，我的意思是将来会有7亿到8亿人口居住在以八大都会为中心的城市群当中，到时候，上海到南京之间，广州到香港之间，北京到天津之间，还有武汉三镇的周围，还有大半个辽东半岛，都会遍布人口集中的城市。这些城市群的总面积肯定会数倍甚至十倍于八大都会，用来安置7亿到8亿人口是绰绰有余的。
当然人口聚集是有一个过程的，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内完成。即使我们用第二次土改来推动，恐怕也需要10到20年才能完成这一过程。而这段时间当中，也会有大量同城市基础建设和房地产业相关联的产业得到蓬勃发展，会产生出数以亿计的就业机会。在未来进入八大都会的原农业人口，一方面会在政府二次土改政策的帮助下在城市活动住房，一方面又会从住房和城市建设的相关产业当中找到工作，这将是一个良性的循环。”
“现在八大都市的房价好像不便宜？农民有可能负担得起？”陈独秀摇摇头表示怀疑，他对普通农民的财力是再清楚不过，辛勤劳作一年，能够维持温饱已经不易。即使进入城市，也是两手空空，如何能承担八大都市高昂的房价？
“仲甫丈夫，八大都市的房价是很便宜的！”常瑞青无奈地摇摇头，同这些脑子里面没有生意经的gcd人讨论房地产的确够累人的，这个陈独秀口中不便宜的房子一定是他住的花园洋房，根本不是农民和工人所需要的单元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