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如果有可能，还可能提前引爆魏韩之间的矛盾，如果能挑动一场三晋内战，那么将来便更加有利。
……
月后。
郑都。
将近二十年前的驷子阳之乱，已经彻底毁掉了郑国，曾经小霸过还射过周天子一箭的郑国如今只剩下二十年前大约三分之一的领土。
驷子阳死后，各地分裂，七穆自立，驷子阳的余党最终也杀死了郑公，扶持了被韩侯杀死的幽公的子嗣乙为君。
魏楚围绕着大梁、榆关、陈蔡的几次大战，总算是为郑国赢得了喘息的机会。
驷子阳上台的原因，就是因为郑韩血仇，所以秉持的外交政策一直是对韩强硬，对魏逢迎。
魏国乐于如此，魏国也不希望韩国做大，巴不得郑国整天和韩国打仗。
驷子阳的党羽们统治的法理权，也正是依靠郑韩公族的血仇，谁反对对韩开战谁就是叛逆，以此保持着郑国高压之下的团结。
而驷子阳当年为了结好魏国借魏之力削楚韩、收容楚王子定逃亡的事，使得郑楚之间的关系十分不好。
驷子阳是有雄心的，可错就错在高估了郑国的国力：的确，郑国算是变法比较早的国家，依靠着变法初期的民众归心，很是以小搏大，暴打了几次韩国。
但随着各国都开始变法，因为先变法而高出的国力很快被拉平反超，郑国算不得自取灭亡，只能算是乱世之下的拼死一搏，只是搏输了而已。
当年要是趁着魏楚之战，韩国出兵楚国攻打鲁阳的时机一举攻下韩国国都，未必就没有转机，而且驷子阳也可以借此“报仇”之功，彻底击败七穆的其余六家，彻底把持郑国国政。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当年郑国突袭韩国，围困韩都，韩侯死，魏击攻适守卫的鲁阳牛阑不下，不得不退兵，使得墨家扬名，郑国却无端地又多了一个逼死韩侯的仇恨。
现在负黍又叛逃归韩，韩国在颍水有了桥头堡，只要韩国愿意，两日急行军就能抵达郑国首都。
毕竟从登封去新郑，也就短短不到百里的距离。
宋国和郑国算得上是同病相怜，祖上都曾阔过，如今都被大国夹在其间，宋国政变的消息传来之后，郑国是最紧张的一个。
不是紧张于宋国政变的结果，也不紧张那些平等自由的思潮的传播，郑国的执政者紧张的是魏韩关系的再度缓和。
每一次魏国需要韩国帮助的时候，都会用郑国的国土当做奖励，这不是一年两年了，一直如此。
楚国一强大，魏国就需要韩国帮忙，就会允许韩国攻打郑国获取利益。当年驷子阳是琢磨着一劳永逸，接纳王子定，分裂楚国，拉魏国结盟一起抗楚，将楚国削弱后便可以让魏韩矛盾激化，从而在大国矛盾中摇摆壮大。
可不曾想楚国这几年无力北进，又多出来一个泗上，使得魏韩再一次需要面对一个强敌。
天下间多有传闻，这一次魏楚韩将会干涉宋国，一同出兵维护封建制度，扑灭国人暴动的火苗，这就是郑国紧张的原因：魏国只怕这一次又要拿郑国的肉诱惑韩国合作。
故而当泗上的使节来到郑国的时候，郑国就像是将要溺死之人抓到了一根救命的稻草，用前所未有的隆重仪式欢迎了泗上的使节。
驷子阳余党如今把持着郑国的国政，泗上对于驷子阳的变法是站在历史局限性的角度上有过足够的表扬的，而且邓析学派的不少人在泗上，也使得泗上和郑国的关系不是太差。
这一次来到郑国的使节中，便有一个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虽然后来入了墨家。
邓析学派是名家，名家的集大成者惠施如今还是一个在商丘城中上学的小毛孩子，名家和墨家的分歧在政治上不大，主要分歧也就是在一些辩术上。
更多的时候，名家和墨家在辩术上的分歧更像是“杠精之争”，譬如体积和面积之争；相对高度和绝对高度之争种种。
只不过后期名家陷入了相对主义的谬误之中：没有绝对的对错，只有相对的对错，世间的一切都是不断变化的，所以没有绝对的真理——这种学说自身的定义就是矛盾的，假使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那么世上没有绝对的真理这个观点本身是不是真理呢？
邓析当年在郑国翻天覆地，用一张律师之嘴，愣生生地扭转了郑国的官方法律，其诡辩术之强也算是天下无双了，这诡辩术流传下来后逐渐被墨家的“辩术体系”给同化，使得辩论逻辑成型，不再使辩论陷入鸡同鸭讲的情况，这也逐渐吸收消化了一部分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
邓析学派的再传弟子带艺投泗上后，大部分在公检法部门工作，也有少部分在外交系统。
旧地重游，思维方式完全泗上化的原本的郑人并没有黍离之悲，感慨的最多也就是民众苦战久已民之三困这些事，已经脱离了懵懂的郑人、韩人之别。
郑人对于墨家使者的隆重欢迎，既有现实的目的，也有一些旧事的情义。
墨家和郑国，在四十年前就有一段旧事，尤其是随着泗上的强盛和对文化和话语权的垄断，使得这件旧事在郑国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
只不过又因为四五年前开始，墨家的宣传舆论转向的缘故，这件旧事此时提的人已经很少，再提起来也不是最开始的味道。
可这一次郑国国君和大臣们见到墨家使者的时候，一上来那是提起了那件旧事，希望通过这件旧事引出关于郑国命运的谈话。
第四十六章 郑国策（中）
这件旧事，源于很多年前的墨子。
当时鲁阳公准备攻打郑国，于是问了问正在游历的墨子的意见，也就是那一次公造冶和鲁阳公比戈战而胜之扬名天下的那一次。
当时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谓阳文君曰：“今使鲁四境之内，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杀其人民，取其牛马、狗豕、布帛、米粟、货财，则何若？”鲁阳文君曰：“鲁四境之内，皆寡人之臣也。今大都攻其小都，大家伐其小家，夺之货财，则寡人必将厚罚之。”子墨子曰：“夫天之兼有天下也，亦犹君之有四境之内也。今举兵将以攻郑，天诛其不至乎？”鲁阳文君曰：“先生何止我攻郑也？我攻郑，顺于天之志。郑人三世杀其父，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又举兵，将以攻郑，曰吾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举木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其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这番话只是义，而当时墨家众多善于守城的弟子云集郑国附近，那是利弊，最终导致了那一次鲁阳公攻郑的计划流产。
之所以四五年前泗上舆论转向之后曲解这段话的缘故，那是因为由“非攻”转为了“一天下则无攻为大利”。
墨子和鲁阳公的那番话的意思其实很简单，鲁阳公说郑国有罪，我准备干涉郑国。墨子说这就像是别人家的儿子不好好学习，他爹拿着棍子打，你也拿着个棍子给那孩子一顿打，说我这是顺从他爹的意思，这不扯淡吗？
换而言之，如果墨家的思想不修正，在四年前菏泽会盟的时候，很可能搞出一个菏泽版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各国不论大小平等，各国不得干涉他国内政。
墨子的话放到后世几千年后的地球上，其实道理还在讲：我家里有事，用不着别人家管。
问题就在于当泗上强盛之后，适就开始修正墨家的思想，因为泗上墨家现在做的事，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不争气，自己拿着棍子上去动手打，然后还大谈这是天志，这是天下普遍适用的真理。
穷则不干涉内政，达则顺从天志以诛不义。
这时候再提这个故事，就难免需要另寻解释。
这时候郑国的君臣在公开场合和墨家使者谈及这句话，其实在墨家使者听来是有些尴尬的……
譬如缯、薛、费等小国，墨家不但“顺于天之志”，还直接改变了各小国的制度。
墨家内部斗争已经结束，适的修正派已经占据上风，对于墨子的理论都有了修正后的解释，就像是非攻一样，非攻只能治标不治本，天下定于一就无攻了，无攻才是解决非攻的最可靠方式……
当然关于这番对话，墨家内部也有自己的解释。
郑国知道墨家这时候来郑国的意思，很显然是想要借助郑国转移一下韩国的注意力。
墨家也知道这时候来郑国，郑国君臣很容易想到墨家的用意。
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郑国想要自己被利用，而墨家正好可以利用。
郑国是否有罪，不在于郑，而在于韩。
当年郑国也没有亲近墨家，可一样被魏韩瓜分掉了国土，经历了短短二十年国土丢失一半的惨境，郑国君臣也早已想清楚了。
只是这番当年止楚攻郑的言辞，这时候说出来其实墨家的使者是略微有些尴尬的。
墨家使者略微尴尬之后，忙道：“其时，鲁阳文君也不过是为了私利，并不能够真正地顺从民为神主、解民三患的天志。是故郑被姬郑所治、与被楚芈治理，并无区别，故而他为私利而战便是不义，是以子墨子止之。”
墨家内部的修正解释，就是严格区分郑人、郑公族的区别，以此为自己将来定天下于一有在内部的逻辑合理解释。
郑国君臣倒是不在乎这些，他们提这件事主要是为了引发这一次关于泗上援郑的议题，听墨家使者这么一说，一名子阳余党便道：“数十载过去，天下依旧，大国之君多为私利而行不义，能够如泗上那般真正为义而战的人实在是太少了。”
“如今韩国一心想要吞并宋国，都是出于韩宗私利。郑国虽小，却也参与过昔年菏泽之盟，也在诸夏战争法上签署了本国之名。”
“郑国君臣自知不能够知晓天志，也不能够解民三患，可韩国入郑，也不能够解民倒悬，反倒是让民众多受战乱之苦。”
“韩有阳翟、负黍，屯兵于颍水，距离郑都不过百里，若韩有意，数日可至，郑国民众皆恨韩，还请墨家看在百姓战乱之苦，给出保郑之法。”
郑国现在真的就处在危机之中，不是说如果这时候不参与宋国事、和墨家刻意保持距离韩国就会放弃吞并郑国的野心的。
欲加之罪，其无辞乎？
如果魏韩联合干涉宋国，魏国必然会再次用郑国的土地酬谢韩国，因为此时的魏国已经不是当年文侯时候的魏国了，北失中山，西河有险，赵人翻脸，楚夺榆关，也正是最需要盟友的时候。
郑国君臣想的清楚，之前二十年的经验也确切地告诉他们是否有罪小国是无法申诉的。
本来郑国对于四年前的菏泽会盟充满了期待，希望那一次会盟墨家会继续秉持非攻之志，以新的国际法代替已经崩坏的周礼体系国际法，以泗上的军力维系各国和平。
然而四年前菏泽会盟带给郑国的是绝望，墨家绝口不提各国平等之事，而是大力鼓吹天下定于一是不可逆转的大势、是真正解决战乱之苦的治标治本的手段。
这一次墨家使者来到郑国，让郑国君臣看到了一次转机。
墨家的使者想了想道：“昔年齐攻鲁，鲁侯问政于子墨子退齐之策，子墨子说需得做好三件事。”
“更早些，齐鲁之战，曹刿论战，想必你们也知道战前所问之事？”
郑国君臣自然知道这两件事。
实际上这两件事，说的并不是一回事，但都是根据具体情况所分析的。
曹刿所论，共有三问。
衣食所安，弗敢专也，必以分人。对曰：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公曰：牺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对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对曰：忠之属也，可以一战。战则请从。
墨子所论，亦有三问。
吾愿主君之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驱国而以事齐，患可救也。非此，顾无可为者。
曹刿和墨子面对的都是鲁国，也面对的都是齐鲁之战，但两者说的三论的时代背景不同。
曹刿之时，尚未春秋，国野有别，车战为主，两军交战，只要国人肯战，那么未必就不能以少胜多，而且当时齐鲁之间的差距不是太大，长勺之战齐国大败。
墨子之时，春秋已末，再无国野，动辄数万围城。
墨子很清楚不管是上遵鬼神还是下利百姓，那都已经来不及，所以给出的建议就是通过外交手段，利用各国的矛盾，迫使齐国退兵。
最终曹刿打赢了长勺之战，墨子也发动弟子游说各国使得齐国退兵，都取得了想要的结果。
如今郑国的事，也需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
但墨家使者早有说辞，问道：“子墨子所言，上者尊天事鬼，下者爱利百姓，实则是一回事。”
“天帝生人，故而希望人民安康富足，民为神主，民之所欲天必从之，故而尊天事鬼表现在治国上，就是爱利百姓。”
“却不知郑国上下，百姓可曾得利？可曾得爱？若得利得爱，则可战。昔年泗上不过有沛邑，百里之地，民得爱利，可破魏楚，况郑五百里之国？”
一番话，郑国君臣都低头不语。
墨家一直在谈利民爱民，那么怎么才算是利民爱民？
郑国不管是公族、七穆、还是驷子阳余党，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自己的权力，财富？
好在郑公乙道：“寡人非是没有爱民利民之心，只是韩国围困郑地，自三十年前无日不战。欲战，则要有钱粮军赋，民众必然受苦。”
“可若不战，那么又会助长各大国不义之心，使得大并小、强吞弱行于天下，这是让天下更加苦痛的做法啊。寡人怎么可以助长这些不义野心的滋长呢？”
“况且昔年子阳执政，多有变革之心，墨家也多赞赏，然而强敌环伺，如何敢变？”
这话虽然是场面话，却也不是没有道理。
要变法，就必然触动贵族的利益，七穆之争，哪怕驷子阳一党联合公族击败其余六穆，自己吃肉百姓喝汤，那也可以使得民众有效死之心。
然而结局却是驷子阳被杀、郑国内乱，七穆叛逃，去魏韩那边做大夫去了。
针对这样的场面话，墨家使者没有用宣义部一贯的口吻先批判一番，而是说道：“这也不是没有道理的说辞。”
“既是上遵鬼神下利百姓此时皆来不及，又要保护郑国社稷使得韩宗为私利而开战的野心不能够得逞，这就只能考虑外交之事。所谓厚为皮币，卑辞令，亟遍礼四邻诸侯，便是此意。”
“但是，韩国负黍、阳翟皆近郑都，在外交事成之前，郑国需得做到一点，最起码要有保卫都城的能力，至少要能做到韩军围困都城半年不能攻下的准备，他国方能支援。若不然，数日城破，纵然外交各国，又如何来得及？”
“是故这件事本身，还是郑国内部的事，内部的事不能够解决，外部有再多的支持也不能够奏效。”
第四十七章 郑国策（下）
不管是敬鬼爱神还是爱利人民，以至于如今使者所说的能够让郑国的都城在韩国的围困下坚守半年以上等等，都是内部的问题。
内部的问题不解决，不可能抵挡外部的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