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丘城内的局面，远比皇父一族想的复杂。
磨坊、木器作坊、大型打铁作坊，里面有许多成建制退下来的士卒，经常轮换，平日看似为民，一旦需要立刻就可以连同军官之类都直接复原。
他以为那些失地农夫受墨家言论影响，实际上却是真正平等派的农家，两边的道义细细思量实则有着巨大的差异。
他以为本地的自耕农和工商业者在自己的私兵来临后便像是旧战场上车士阵亡后的徒卒一样，实际上里面成组织的墨者既是无冕的隐藏基层政权、又随时可以转为军事组织。
再加上墨家在商丘活动了太久，民众极为认可，名声又高又好，商丘本地二十年前政变之后，民众一直强势，也经常有参与守城的军事训练。
虽然比不上那些专职的士卒，但相对于一般的农兵，组织力还是要强许多的。
不算皇父钺翎掌握的私兵，可以说皇父钺翎在商丘城的势力并不是太强大。而那些成建制有组织的私兵，在抵达商丘之前只要先发制人成功，那么这些私兵就要被困在商丘城下。
商丘民众缺乏正规骑兵，但步兵却不缺少，而且很快就可以拉起来一支数万人的国人义师。
在商丘先发制人成功的可能性极高，这也就有了谈利弊的资格。
至于之后的事，那就需要整个天下的墨者去承担后果，可这后果本身就是要承担的，早晚都要承担，或许只是提前了。
况且，这人说的也没错，就算隐忍了，反倒是让诸侯觉得泗上如今不想打仗，极为虚弱，反倒可能一致结盟。
除却那些自耕农和手工业者的“非攻”的为守城自发可以组织起来的国人义师，还有一支更为激进的、可以借用的力量。
那就是涌入城中的失地农夫，之前贵族想要挑唆自耕农工商业者和失地农民矛盾的事，被墨家化解，使得这些失地农夫的怨恨日增。
市贾豚当年来到商丘，提出的条件大肆宣扬。泗上出钱出人迁徙这些人开垦荒泽，恰恰是皇父钺翎和贵族们反对，因为他提了一个贵族们根本不可能接受的要求。
现在这份怨恨的宣泄口，就是那些用各种手段占地的贵族，这些人也是一支不可轻视的、在国都中极具破坏力的力量。
农家的“贤者与民并耕而食”、“土地均分”、“市贾不二价”的真正平等的宣扬在这些人中很有影响力，而农家的人和墨家的关系很不错，至少此时是完全可以合作的伙伴。
负责的人琢磨了一下，阖上了记录利弊的小书本，心里也不得不考虑这些失地农民的巨大破坏力。
如果这一次隐忍，隐忍的只是墨家，而农家的那些真正平等派的人是绝对不会隐忍的。
到时候，宋国的局面就会比预想的还要混乱，直至完全得不到控制。
宋国是个泥潭，对于泗上而言需要的是宋国稳定、可以继续中立，而不是彻底的混乱，现在就爆发一场完全不可收拾的由农家主导的“真正平等”的国人暴动。
弊端的确存在，可就像是那人所言，先发制人，把握主动，将来怎么做回旋的余地更大；可若是后发制人，除了赢得天下的同情之外，并无意义。
思索许久，他想到了泗上时候适和他说的话。
“如今，泗上有自己的教育、自己的军队、自己的贤才培养体系。天下那些人的同情，无关紧要，只需要他们支持我们的道义、认为我们能够让天下人包括他们得利就已足够。再多的士人来泗上，也还是需要从头开始学习新的体系，不再是二十年前天下识字的人就那么多的时候了。”
“二十年前那些同情我们利天下之行的人，可以引以为同心同德的同志；而现在，只需要让他们做我们的朋友就够了。”
第二十八章 先发制人（下）
这些话，正是菏泽会盟之后他从别处调回泗上再学习的时候适讲的。
因为这涉及到整个天下在其余诸侯国墨者的活动的纲领。
就像是当初许多宣义部的人回到泗上，重新学习，以应对新时代的宣扬一样，这些秘密墨者在各国的活动也随着禽滑厘重病去世、适上位为巨子之后改变了纲领。
以往是“聚天下之材、引入泗上”，因为那时候能够识字的士人是天下革新的重要力量，泗上需要人才，需要大量的人才。
四年前适上位之后，泗上的教育体系、军事体系已经完善，每年都可以培养足够的人才，识字人口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积累了极多。
真正有志于天下芬的士人基本都来了泗上，剩余的最多也就是一些感性的同情者：他们同情底层民众的困苦，但却对泗上的暴力手段有些不安和反对。
这样的人，当个朋友也就罢了，想要吸引他们真正按照泗上的手段利天下，太难。
况且本地的人才已经足够，最多也就是给天下别处的士人留下一条通道，实际上并不指望他们作为利天下的主力。
这从四年前泗上大会之后墨家的高层人员构成就能够看出来。
二十多年前商丘改组的时候，适这样的真正平民没有几个，墨翟之下，禽滑厘是和田子方段干木等人齐名的人才；孟胜等人那是楚国封君亦师亦友的朋友；公造冶公造铸那也至少都是士人，而且祖上也算是铸客；屈将是楚国屈氏旁支；胡非子是田氏亲族……
四年前泗上的内部斗争，实际上是泗上本地人的斗争，是利天下派和泗上非攻立国派的斗争，只不过那时候适立足不稳，所以需要原本墨子收拢的天下之才的老人们的帮助。
等到坐稳之后，墨家的高层大半数之上都是本地人，而且当年投入巨大的教育体系终于到二十年后回报的时候，源源不断的识字人口使得墨家不再迫切地需要外部的士人。
大量的经过教育的平民阶层开始崛起，庶农工商出身的年轻墨者开始成为泗上的基干支柱力量，这时候对于外部各国士人的态度也就发生了转变。
五年前是……有利天下之心，就说服他们去往泗上，因为那时候缺干部。
现在则是……有同情心，就和他们交好，但是让他们留在本地，除非是那些掌握着历史、天文、数学等等知识的人才需要想办法弄到泗上。
五年前再往前，是泗上不强，则天下墨者不安，所以要先充实泗上的力量。
现在则是，泗上已经很强，需要的更多的有同情心的士人低阶贵族留在本地，做将来的带路党。
像是西门彘和甘德，就是这种政策改变前后的例子。
如果是现在，西门彘这样的年轻人一般都会选择灌输一些利天下的大义，但却会让他们留在本地，而不是让他们前往泗上；甘德则属于是掌握着足够的天文学知识，所以可以不惜代价地将他送到泗上。
虽然纲领已经在四年前发生了改变，虽然大多数墨者都接受了重新学习，可是思维的转变有个过程。
许多人还处在之前那种“义在墨、曲在旧贵、天下士人同情以引士人入墨”的思维模式下并未转变过来。
这也就是之前有人说“其曲在我”为弊的缘由。
在商丘的秘密墨者的负责人四年前在泗上，听适讲过这些东西，他记得当时还用了杨朱之学和墨家摒弃前嫌的合作做了解释。
说是杨朱之学的问题，不在于不能够使得天下大利，而在于不能用于现在，想要成事太过漫长。
因为不取他人之物、私有财产不可侵犯、自由、为我这些东西，发展到极致，是可以利天下的，而他们利天下的方式，就是城邑极度发展，有足够的“有自己的财产且不希望被别人侵犯”的人，自发举事，城邑暴动，整个天下如同夜晚星辰一样四处都有光芒，从而才能利天下。
可希望不取他人之物、他人也不取自己之物的前提，是自己得有。可现在来看，利天下的主要可以借用的力量，恰恰是一群没资格谈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人。
这就是墨家可以和杨朱摒弃前嫌，但却绝对不可能利用杨朱之学来利天下的缘故。
那些对于底层同情的士人，也是一样。
他们有自己的东西，他们不敢去破坏整个天下，因为他们害怕这样的火焰会烧到自己。
他们更多信奉的，是杨朱之学，为我、贵己、重生、节欲。
这样的人，有恻隐之心，但却难以成事，至少现在难以成事。
墨家的道义，对他们而言并不好，可是……都靠对手的衬托，两害相权取其轻，相较于君主和贵族，这些人反而更靠近墨家一些。
他们可以做朋友，但是改造他们的力气，不如从泗上自小培养一些底层出身的年轻人，性价比更高。
所以只要让他们做朋友就可以了，势弱的时候自然需要他们的同情，但强盛的时候，难不成他们觉得重分土地过于残酷而反对就要听他们的吗？
至于真正底层的民众……他们需要的选择是支持还是反对，同情这种情愫对于他们现在而言是一种奢侈。
说到同情，其曲在我还是其曲在贵族，总要有个主体，谁同情？
他们是民众，但又不是民众的全部。
谁支持、谁反对、谁同情、谁可以一起走、谁可以是同心同德的同志、谁是不可调和的敌人，这是要分清楚的。
所以“其曲在我”的问题，就可以更为透彻地看作是：失去了一部分士人阶层的同情，但却得到了数万乃至数十万宋国底层民众的支持，是利？是弊？
更为深刻一点想，其实还是在于一个需求，二十年前识字人口太少，一个识字有很强学习基础的士人，其实价值胜于百余名乃至千余名最底层的民众。
而现在……随他们同情与否，只要不是仇恨就行，泗上的体系已经稳固，需要的是人口、财富、市场，识字人口充足，那些人的价值也就下降了。
引颈就戮、等着贵族举起屠刀再反击，固然能换取天下那些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眼泪，但这几滴眼泪现在是否还重要？
二十年前的墨家，和现在泗上的墨家并不是一个墨家。
从道义、人员阶层组织再到代言的阶层，都已经被彻底修正了。
他在来商丘之前，对纲领的转变认识深刻，所以才可以成为宋国地区秘密墨者活动的第一顺位的负责人。
所以他很清楚，对于此时的墨家而言，一个数十万人口膏腴之土的市场和劳动力的价值，胜过整个天下有恻隐之心的士人的同情。
四年前他们还有机会成为同志，但现在注定了他们只能是朋友，他们的态度已经不是很重要了。
负责人又想，既然这些底层士人的态度不算重要了，那么贵族和君主的态度就更不需要考虑了。
宋国无乱，只要墨家的道义不改，君主和大贵族对于墨家始终不会和平相处。
墨家是否先发制人，不会改变各国君主的态度。
之前那个说要先发制人的墨者说的没错，如今各国对于墨家的态度，不是源于墨家的利天下之心，而是源于五年前的中原大战，以及菏泽会盟时候咄咄逼人地枪决齐公子午的举动。
列国相争的背景之下，墨家整日骂秦国胜绰等人的义是叛了子墨子之义；痛斥秦国的变革那是不可持久而有害天下的，可是这边一边骂着，秦国和墨家之间一边眉来眼去，时不时默契地从东西两面恶心恶心魏国。
各国诸侯对于墨家的警觉，早就存在，而且四年前就已经明白大战不可避免，但是真正撕破脸要考虑的后果太多。
秦国是在内部最有资格撕破脸的，可因为地缘的缘故，秦国才不会撕破脸，还巴不得泗上更加强势威压魏韩楚。
齐国是最想最想撕破脸的，可却没资格，四年前的会盟和约中明确规定，齐国加入任何盟约就视为“害天下”，泗上会直接插入临淄，在泗水方向抗住各国干涉军一年的实力还是有的，可临淄却挡不住莒城方向的猛攻。
条约中明确规定，哪怕是齐国和燕国结盟，也视为有害天下之心，只要结盟会盟就要挨打。而且沂蒙山尽失，长城东南线被墨家占据，无险可守，齐国的局面比五年前还要凶险——一大堆战争中被俘的贵族、齐西南地区被土改不准变动的土地，都让齐国内部不稳定。
魏国倒是想撕破脸，可就怕他当出头鸟撕破脸，那边中山、赵、秦、楚等国立刻和泗上尽释前嫌……
这些东西，都是这些高层墨者学习过的，听过泗上那些墨家的核心人物讲过的，因为这时候通讯不便，那些分派到各地的墨者的负责人都必须要熟知天下局势，有纲领指引，以便做出准确的判断。
现在商丘的局面，是皇父钺翎准备自己点一把火，让整个宋国燃烧起来，不受控制，逼着各国诸侯尽释前嫌，防止平等尚贤封田国人共政的火焰烧到他们的头上。
所以现在要做的，是要把这场大火，伪装为一场炊烟，哪怕各国都不相信，但至少样子是要做一做的。
既然皇父钺翎想要点火，墨家这边要做的，就是带人灭火。
等火烧起来再灭，便难。
既是这样，不如先动手，先把要点火的人弄死。
毕竟，皇父钺翎只是询政院令尹，宋国真正的国君，是那个吉祥物宋公。
只不过许多人都把他忘了而已。
只要能够先发制人攻入宫室，逼问宋公为何要造反、为何要支持皇父钺翎乱政……在火枪的枪口下，想来宋公定会痛斥皇父一族乱政。
都是做吉祥物，在皇父一族那里做，和在戴氏一族那里做，又有什么不同？若是不想做，费、缯、薛等地的侯爵故事，宋公想必也该听过。
权衡再三，负责人终于道：“我支持先发制人。但必须要做到三点。”
“其一，起事，与戴氏一同直扑宫室，控制宋公，由他出面怒斥皇父一族，派出使者，表示这是宋国内政，此事涉及到和墨家的非攻盟约，一旦有他国入宋，即视为对墨家宣战。”
“其二，击杀或者赶走皇父一族，全城戒严，组织民众，分发武器。”
“其三，派人通知泗上的同时，建议中央的态度要强硬，作出总动员的态势，使得宋国继续中立成为一种各国都能接受的选择。”
“如有可能……直接出兵，越快平定宋国的局势越好。不要给魏楚任何的反应时间，在他们作出行动之前，宋国已经安定，那么他们出兵的可能性就越小。越拖，越促使他们可能出兵。”
“越要打，他们越不敢打；越不敢打，他们反而越想打。做的样子越可怖，我们在各诸侯城邑里的同志越安全。”
第二十九章 今日无事
次日白天。
一如既往。
既不平静，也是太过混乱，一年多的时间商丘都是如此，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既不平静也不太过混乱的日子，许多人觉得没有彻底混乱就是一个充满希望的一天。
街市上，有在人群中滔滔不绝宣讲的自发的义士，也有围绕在义士周围听着宣讲的闲人。
一个小商贩肩膀上挑着一个细长的扁担，没有在那个滔滔不绝宣讲的义士身边逗留，而是擦身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