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人各的所长，使人所作的劳动都会自己所喜欢的……这对于战国而言，太过遥远，这是人类的终极自由梦想。
但是适出现在墨家之后，以九重乐土之说，融合墨家三表之一的天下富，指出现如今要追求的乐土应该是种什么样的制度。
儒墨相争，儒家原本有礼可依，这是古已有之，依照已有的东西对照对错，因而儒家可以更容易站住脚。
这是向后看，走过的路是有经验的，于是更容易让人接受，人们更喜欢接受直观的东西。
墨家的天志，是向前看，当理论不丰富而且内部体系不完善的时候，想要理解很难，因为人们很难接受不直观的、需要逻辑的事务。
但是当墨家的体系逐渐形成统一之后，演变成现在的这个模样，儒家唯一的优势也就没有了。
固然有礼可依，更为直观；但墨家如今也有天志乐土可论，也是直观。
如今方兴未艾的法家，讲究的是“不法古”，但是他们的目的性只是强兵争天下，至于天下安定之后怎么样，也只留下一句“不法古”，天下既定，争天下之政便是“古”，可惜他们没有描述将来到底应该什么样，缺乏一个“主义”可供参照。
君言即法的基础之下，“君臣上下贵贱皆从法”的想法是美好的，但却又会矛盾的，君言即法，如何能够做到君从法？这是法从君而非君从法，因为墨家在逻辑辩论上认为这是行不通的。
而二十年前商丘城下的墨家大聚，适着重解决了墨子所说的“上之所是，必皆是之；所非，必皆非之。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问题。
这些话若是只取半句，根本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意思。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若只提半句，那就和君言即法没有任何区别。
“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若只提此半句，又无法解决时代之下信息传播速度过慢和物质基础不足的矛盾。
是以墨家需要有自己的体系和逻辑，在逻辑之内，使得“民主而集中”，同时可以让“上有过则规谏之，下有善则傍荐之”的同时，又能集众义集权，以施政。
在物质基础不足的时候，这是唯一一种可能变革“家天下”的手段。
若是一家一姓之天下，那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终究就是一句空话。墨家一直认为，以利导人，方为大义，让天下人从天下得利，才能够最终做到“天下兴亡天下人必愿负责”。
这一切又需要开启民智，是个漫长的过程。
这一切都在默默地进行，譬如吴起曾看到的村社里的人讨论“是否给从宋国进口的粮食加税”这种事，就是在鼓动民众争取自己的利益，明白此时的国到底应该是个什么。
这种看似没有意义的事，最终才能潜移默化，当每个人都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的时候，便会明白什么样的制度才能保证他们自己的利益，才会去主动争取。
墨家至今为止的一切政策和评论，又都紧扣“天下”与“利天下”这两个问题，并无逾越，是故也算是做到了“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只不过此矩非彼矩。
墨家通过印刷术和辩论，牢牢地保持着“义”与“利天下”的解释权，甚至于对于“英雄”这样的词汇，都让市井间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定义。
于义与利天下，天下诸子如今莫能与墨家争。
于天下财富总和的增加、生产力的发展，天下制度莫能与泗上相较。
于广大百姓之利，墨家如今已经很明确地指出世卿贵族是蠹虫，尽可能地团结了商人、手工业、农奴的利益支持，并且提出了一个没有世卿贵族的乐土构想。
于文化制度，墨家终究是中原学派，与儒家争得是“服丧三年”还是“服丧三日”；争的是“视死如生”还是“节葬节用”；争的是“黄钟大吕”还是“下里巴人之乐”。归其根本，那是内部的文化之争，不是夷狄与中原之争。
这种持续了将近二十年的宣传鼓动、持续了二十年的技术革新，所带来的种种变化，在吴起身上就可见一斑。
若二十年前，吴起不会对自己的抱负产生任何的怀疑。
不做卿相，誓不回乡。这若在二十年前，确实是说出来可以招致无数人耻笑以为做梦的抱负。
可现在，吴起却觉得这抱负……如同深闺怨妇：旧制度之下，世卿执政，士人难为卿相，于是心生不满，可不满最终所作的决定，却是要在这不合理之内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比之墨家所构想的鼎新天下，终究落了下乘。
现在，即便英豪如吴起，受到墨家这些学说的宣传和影响，也开始不可避免地思索自己抱负的意义。
有泗上富庶之珠玉在前，执政治政若想超越墨家太难了，那些原本稍微做一些就可以名垂青史的变革，现在需要做的更多、效果更好才能算得上是施展抱负。
他不是世卿贵族，也没有广袤的封地田产，对于墨家的政策并没有天然的出于阶层利益的本能反感。
但是他知道自己已老，若是自己年轻之时墨家便已如此，他定会投身墨家，以野心施展抱负，执政天下。可现在，他与墨家的规矩不合，所能施展自己抱负的只余秦国。
适谈及到抱负，谈及到英雄，也谈及到了残酷的现实，似乎秦人向西拓展已经是唯一可行的路。
至于说秦地变革能否成功、能够压服那些世卿贵族与公族势力，适似乎信心满满。
毕竟，胜绰等人就算是叛墨，也是有些本事的，如今秦君势力已成，三县之地世卿已经不能胜，再得铁器，又有吴起掌兵，又有民众支持，秦地变革已然是必然。
适只想想要引诱秦国变革之后，向西拓展。若是以往，断无可能。然而现在，铁器已出、马镫已用、火药已燃，又有索卢参西行之举，向西得利已经成了秦国的另一种选择。
此时向西，依靠中原的组织术和技术代差，是吊打小朋友。可向东向南，无论是魏还是南郑之墨，对于秦国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选择。不能成功，便谈不上抱负。
吴起明知道适说这些，为的还是墨家的利，可是适处处讲的都是秦君的利、吴起的抱负，竟似乎只有这一条路可选。
适见吴起在那沉默不言，心中暗笑。
心道，这自然有技术发展带来的代差，向西扩张秦国有利可图。可也多亏你自己在西河多年编练武卒，你自己扼断了秦人二十年内向东的可能，不得不向西。
这天下大势编织成的套索，你明知是套索，却也不钻也得钻，别无他途。
第四十九章 先质后文
片刻后，适拿出一本索卢参这几日编纂的西行过义渠禺知的见闻风俗。
从义渠到禺知，一路上并非荒漠，真正到荒漠也至少也道过了黄河之后。
这些见闻此时对于秦国而言算是无价之宝，但是对于其余别国来说，却属于只能看却不能用的内容。
这本小册子，适送给了吴起，并没有送给此时官方级别更高的那几名叛墨。
这时候，献图献册于君侯，都有封赏，也是进身之阶，想来以吴起的名声用不到这东西当做阶梯。
只是终究适和叛墨之间存着一些疙瘩，背叛者最难被原谅，因此宁可将这些东西给一个“外人”，也不可能给那几名背叛者。
除了这些之外，适又拿出一本小册子道：“这是墨家众人以天志为依，所提出的一些在秦地变革的想法。如按墨家之义，这里面的内容都不是全对的，但是想来秦君既揽叛墨，也不会用墨家之义。”
“临火灾而骂，不如抱盆去救。虽不能灭火，却至少尽了一份力。这里面的东西，是在你们能够接受之下，又能让民众更加得利的策略。”
“铁器之术，我们可以派人去秦地，以行变革。但有一样，秦地的文字必须是用墨家以及天下市井间通用的这种文字。度量衡亦然，若不能，墨家则认为秦地得铁器不能利天下而只能害天下，必以为敌，且不能修建铁炉。”
“至于制度，正是鞭长莫及，那就另说。”
吴起接过，随意翻看了几页，点头道：“正好合用。若秦君亲见，也必能答允。”
适微微一笑道：“如此就好。若秦君向西，公成大业，也勿忘施以仁义。”
吴起也笑道：“仁义之说，儒生常谈。墨家如今也谈仁义？”
适摇头道：“此仁义非彼仁义。如义渠之俗，死而火葬，义渠以为‘孝’，于中原则为‘不孝’；如桥夷之俗，烹其长子以纯血统，桥夷以为善，中原以为恶。”
“墨家自有墨家的仁义勇，如寻常人的勇，在墨家看来不过是五刑之勇、渔樵之勇。如聂政刺秦，长虹贯日以绝秦祭河伯之祀，此为君子之勇。”
“儒家之仁，谓之克己复礼。墨家之仁，谓之爱己。爱人如爱己，是为兼爱。”
“自己因为私利而伤害别人时，其余人也可以因为各自的私利伤害你，是以需要每个人出让一部分权利，以成公权维持自己不被他人伤害。不被伤害，这是爱自己的基础，是以集众义以行公权，是为墨家的仁的基础，而非克己复礼的仁。”
“至于义，自不必谈。义之大者，利于天下。”
“墨家之仁义，总有一天会通行九州，响于诸夏，儒墨之争，亦是争于仁义。争取仁义，便是争对天下人事的评价。”
“尝有人说，杨朱利己，是无君也；墨家兼爱，是无父也……这里面没说杨朱和墨家坏，只是说无君无父，因为无君无父在以往的规矩中就是大逆、大坏，坏已经不足以形容。”
“可若是将来一日，墨家的仁义传于天下，以为天下之上流而非下流，这无君无父，我看未必就是什么坏词嘛。说不准还有人以此为荣，以无君无父自称，以彰显自己利天下之义，做汤武革命之先驱。”
说到这些，适才真正算是以墨家这个学术团体二号人物的身份来评论这件事，即便仲尼已逝、墨翟长辞，儒墨之间仍旧死敌，可以夸赞仲尼，但是对于儒家的学说必须要站在墨家的角度上批判，这是个原则问题。
容不得和稀泥，更不能伪装为“理客中”，除非适不想做巨子了。
儒墨之争，在正常的历史中，到后期墨翟去世后已经达到一种极为尖锐的地步。
原本双方都已经展开了全面的人身攻击，墨子存活时尚且可以称赞仲尼而非议儒家，可等他一去世，双方的矛盾势如水火。
以至于就是直白的人身攻击，尤其是《非儒》中，开创了贬斥孔子的先河，不称仲尼，不称孔子，而是一律称之为“孔某”，这种带有一丝人身攻击蔑视的称呼也一直流传到了后世。
适看着吴起，半开着玩笑道：“儒墨之争，其实于公也大有关系。若是儒家之仁义为天下主流，你的后世评价，多半不好。不仁不义、不忠不孝、贪名好色，这十二个字的评价怕是要占全了。”
这样颇有些打人打脸的话，吴起却不恼怒，哈哈大笑道：“这倒也是。”
“如你所言，我若得义渠禺知，通商路、教万民、同文字、定律法、易风俗、一仁义、兴水利，反倒在你们墨家的评价中，尚能落个好名声？”
适也哈哈大笑道：“子墨子言，惟害无罪，犯禁方为罪。正确的仁义勇智的评断基础出来之前，便是犯了错，那也不过是局限之下无可奈何之举。”
“如我墨家之索卢参，入墨之前，狡诈无双，傲贵而不忍下，诈贵以济穷贫。但是随着墨家道义的发展，他终于知道到底做什么才算是利天下之举。”
“在墨家的道义总结出来之前，他可能也怀着对旧世不公的愤恨，想要改变，却找不到出路。此谓之局限性。”
“将来若墨家之义行于天下，评价你，能够在你做的那些墨家认为并不有利于天下的事上，加上一句历史的局限性，那便是极好的夸赞了。”
吴起听着这番话，面露微笑，点头道：“愿是如此。能得墨家的夸赞，却不容易。”
“当年文侯问于李悝我何人也。李悝回文侯，说我吴起贪而好色、然用兵司马穰苴不能及也。你所谓的这个局限性，便是然之意？”
“若那些事成，便说我吴起做了许多有利于天下之事，然也做了许多害天下之事？”
适摇头笑道：“是……然，因为历史的局限性，做了许多害天下的事。”
吴起大喜道：“这便有了些意思。如李悝当年论政，言：雕文刻镂，害农事者也；锦绣纂组，伤女工者也。农事害，则饥之本也。女工伤，则寒之原也。饥寒并至，而能不为奸邪者，未之有也。男女饰美以相矜，而能无淫佚者，未尝有也，故上不禁技巧则国贫民侈。”
“我观泗上之政，民益丰足，饥苦少见，我曾以为李悝的这番话，是对的。那么以您来看，这些话的局限性在哪哪？”
李悝的这番话，算是魏国变法的“主义”，这是正常历史线上影响秦国变法内容的根基，毕竟商鞅曾经做过公叔痤的中庶子，思想受到了李悝的影响极大。
这番话就是说，人民饥饿的根源，是因为兴土木；人民寒冷无衣的根源，是因为都去纺丝绸得利而不去织布。而这些又是导致国家贫困的根源，所以要禁技巧，只让国人男耕女织小农经营。
吴起不解的就是他觉得李悝的这番话有道理，可是在泗上看到的事实又觉得墨家根本不是实行这种政策，但是泗上的富足又远胜魏国变法最深的西河，他想要知道其中的根源。
适想了想这番话，郑重道：“因为劳作创造财富。雕文刻镂，是因为世卿贵族无偿地占用了民众的劳动；锦绣纂组，是因为麻布贵族不买，而能买得起麻布和锦绣的只有贵族，所以民众自然锦绣纂组。究其根源，是因为世卿贵族掠夺了民众的劳动。”
“这就如同，刺人而杀之，季充君认为杀人的是兵器，他只是看到了表面。而墨家则认为，杀人的是人。”
“人人求利，若世卿贵族不做蠹虫，那么若是雕文刻镂所得金钱，胜余耕种，证明粮食丰足，人们求利便去做。若是雕文刻镂所得金钱，远不足于耕种，若无强制，岂有人去做？”
“根源不解，却去改变表象。时代转变，铁器牛耕已兴，却用世卿贵族时候的亩产去考虑政策，这不正是楚人渡江落剑而刻舟之事吗？此季充君之一谬也。”
“再如泗上，粮价日贱，农人思变业。做锦绣，数倍其利。缘何？因为粮食日足。”
“故子墨子言：食必常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常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
“世卿已常饱，故而求美；君侯已常暖，故而求丽；王公已常安，故而求乐。这没有错。”
“错的是，天下人口千万，缘何常饱、常暖、常安之人才那么少？这是根源，解决了这个问题，能够使的天下人求美、求丽、求乐，此方为利天下。”
“子墨子自苦以极，是因为世人不饱，故恶求美；世人不暖，故恶求丽；世人不安，故恶求乐。”
“却从不认为，求美、求丽、求乐是错。他只是认为天下只有少数人可以求美丽乐是错。”
“不去解决天下少数人能求美、求乐、求丽，却寄希望于天下人不饱以求饱、不暖以求暖、不安以求安，此为季充君之二缪也。”
“先质而后文，需求有层次，物质满足是追求更高满足的基础，此为天志，不可违背，顺之无误。是质而后文，还是不质求质、非天下文？此番言论，请公细思。”
吴起念叨着先质而后文这几个字，猛然道：“卜子曾问孔子：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孔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孔子曰：起予者商也。”
“如此看来，先质后文，绘事后素。竟如《系辞下》之辞：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
适不置可否，不能回答也不敢回答。
想要回答就必须谈礼后乎，到底后乎什么？
第五十章 代言
若是仁，仁又是什么，又得扯到一些儒墨之间关于仁的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