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铸炮技术成为各国竞相抓紧的技术革新，各国的冶铜师基本都已转行，魏国也开始铸造自己的铜炮，只是火药技术一直不能解开，只能从墨家这边以“开矿、修运河、利百姓”等理由购买。
好在墨家这几年出奇地大方，只要有钱而且理由充分就能买到，这倒也让各国并无仔细去琢磨火药配比的超大动力。
在陶丘的西北三十里左右，还有一处巨大的军营，那里飘荡着墨家的旗帜，在经过的时候吴起就已经注意到了。
他这几年一直在魏都，处在魏国内部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虽然也常常看墨家的书报、学几何九数等，但是对于泗上到底是什么模样并不了解。
看着雄壮的陶丘城，吴起便问同车相谈之人道：“陶丘属宋，墨家驻军于此？我观西北处沿菏泽的那处军营，驻军少说万余，墨家现义师竟有多少？”
高个之士对于泗上墨家的消息倒是一直努力搜寻，怎么说二十年前也是同门，身处同门才知道墨家内部所蕴含的力量，也是秦国变革用来吸取经验的地方。
于是便道：“公治军有方，那处营寨驻扎着墨家的步卒第三师和陶丘义师。”
军师都是此时通行的军事单位，只是各国的人数不同，但是进制都是五进制，以五旅为师。
周制以两千五百人为师，一旅五百。齐制以两千人为旅，齐国没有师的编制，从齐桓时代就以五旅为军，一军一万。
墨家的旅制则在齐制和周制之间，一旅千五。在得到泗上诸国之后，仅以旅的编制已经不够，便以五旅为师，一师七千五百人。
泗上的情况特殊，吴起也有所耳闻，知道有“义师”和“墨师”之分。如非攻同盟内的几小国组成的军队，由墨家帮着训练、构建组织其实和墨家的军队并无二致，但是名义上还是归属于各国，称之为义师。
而墨师则完全就是墨家自己的军队，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际控制上，这是一支只听命于墨家集体内部众义、而和宋、邹等国完全无关的军队。
高个之人说完，又道：“这第三师的师长，名叫六指。是适的弟子，潡水一战的时候便立下大功，当时是旅的墨者代表。”
一说起这个名字，吴起微笑点头道：“我知道这个名字。当日潡水一战，便是这人命所率之旅击破了越人左翼后，分兵追击使越人溃兵不能集结，最终也是那个旅的人俘获了越王翳。”
“伐最助鲁之战，也是在中军鼓动击破了齐人中军，确有才能。这墨家在军中的代表，便像是齐桓之时的国、高二族？受命于天子，出征为副帅左师右师，佐齐侯，一旦齐国有变又能服从天子之命，压服齐姜？”
高个之人想了想道：“是……也不是。墨家军制，别处学不来。这师旅代表，都有领军之能，但又必须了解何谓利天下，以此为准则，凡有不利天下的举动，便是主帅也不能调动军队。”
吴起听到这些年听的耳朵长茧的“利天下”三字，便明白过来那句“别处学不来”的意思，墨家上下同义而又让每个人知晓义为何物，每个人都能判断是否合义，而且又有诸多制度，使得为帅者不能轻动。
他明白这确实学不来，想着这个这几年算是声名鹊起、一听就是贱民出身连姓氏都没有的六指，点头称赞道：“墨家制度，已然稳固。墨翟虽逝，可暂时也没有如儒家六分之虞。”
高个之人眼界终有不如，奇道：“公何出此言？”
吴起笑道：“禽子与墨子同龄，年龄已老。如今天下各国，政变频频。越有弑父之变、宋有去君之祸、郑有七穆之忧、赵有公子之争、秦有贵族逼君自杀之事、齐有田氏代齐之乱……”
“大位交接之时，这六指既是鞔之适的弟子，必是心腹。他领军却不驻扎沛县，而在陶丘，可见墨家内部稳固。若不然，这些年适既能爬到高处，难道这些道理都不懂吗？”
那人闻言拜服，心道吴起此人天下都以为他贪而好色，只会带兵打仗、执政治民、变法求强，并不会那些政斗阴谋之事。实则大错，又想到前些日子吴起对于自己遭到贬斥并不怨恨公叔痤的想法，心中明白这人能够从士人爬到威震天下的地位，只怕并非是人们所想的那般在政斗上蠢笨。
吴起只是说了一嘴，便不再提此事，又问道：“陶丘这城邑如此修建，耗费必大，又是谁人出钱修建的？陶丘属宋，何以陶丘亦有义师？”
高个之人知晓此事，回道：“墨家的第三师驻扎此处，那是为了防备齐、魏等国兴不义之战。陶丘富庶，天下皆想取以为封邑，齐国伐最之战后，墨家的第三师便驻扎此处。”
“这陶丘的城邑嘛，是三年前完工的。所有花费，半数都是陶丘的商人出钱、雇佣本地劳力。”
“此地每年缴纳一定的税与宋，其余也算是自治了。义师的训练、组织都是墨家出力，而花费也是陶丘商人提供。”
吴起对于泗上能够养多少兵一直有个疑惑，又知道修建这样的城墙所花费的金钱和人力，更知道墨家义师配齐军械所耗费的金钱更是在西河不敢想象的，不禁大惊。
“商人出钱？商贾求利，这陶丘的商贾竟然愿意出钱？再者，耗费之大，怕是一邑封君也难以拿得出，这陶丘的富庶竟至于此？那修筑城墙、组成一师又需要极多人力，这又是如何有这样多的人力？人皆脱产，后勤供养也是不可胜数之数……”
他在西河的经验告诉他，要组织这样一支大军，要修筑这样一座与之前大为不同的防御城墙，所耗费的金钱人力，远非是一个小邑封君能够担负的。
早在魏都，就常听人说泗上富庶，他竟没想到还未到泗上，只是在陶邑，已经足够让他震惊。
这完全超脱了他从分封建制农奴征召兵时代的固有印象，觉得这简直是不可能的。
第三十六章 渐变
高个之士对于吴起的疑惑，不由感叹，心想这泗上之地不比秦地。若是秦地能有这样的局面，又何必实行那些严苛之法？
对于财富总和的定义，他曾疑惑过，但只是为了让秦地的政策有“合天志”的合理性，而且这些年叛墨而出却一直没有忘记读书学习，对于陶丘的事他知道的不少，胜绰也多感叹，但是无奈的是陶丘的办法在秦地根本行不通。
各地有各地的情况，而泗上这些年一直是这些叛墨眼中吸取经验的地方，对于陶丘的情况也有过一本专门的小册子介绍，用以辅佐墨家的那些“财富总和”之类的理论。
那些书对于常人而言难免有些晦涩，可对于这些和墨家藕断丝连一直关注的人物，知晓甚多。
本身陶丘就富庶，夫差挖掘运河、陶朱猗顿致富后，这里就是天下之中。
鲁国在季氏改革后已经实行的初税亩制度，陶丘附近在墨家出现之前物产就颇丰富，私有制产权概念早早出现。
宋国政变之后，陶丘附近受到墨家的影响越来越大。
而墨家在泗上的政策过于激进，而且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一些政策实行起来基本没有什么压力。
如滕、缯、郯等国，原本都是越国占据的，越国在此拥有大量的王田。
潡水一战后，越国的势力退出了泗上地区。清算了一些亲越的贵族，加上越国退走后的大量王田，让墨家在这里实行的土地改革并无太大阻碍。
这一点是秦国学不来的。
说到这里，高个之士便生出一些无奈之叹。
秦国想要这么变革，就必须要触动旧贵族的利益。墨家则是抓住泗上的有利机会，靠着击败越国，用更为缓和的方式进行了变革。
秦国丢了西河，本身贵族的利益就受到了巨大损害，只能瓜分秦国内部的土地，彼此之间矛盾身后，稍微触动就会引动巨大的反弹。要不是公子连借助政变之名清理了一部分贵族，换地迁都，想要进行在秦地那样的变革更是千难万难。
墨家在泗上实行的政策，用另一种方式影响到了宋国泗水沿岸的诸多城邑。
随着泗上的手工业发展，成为了天下冶铁中心、学术中心、纺织、玻璃火药军工军械的生产中心后；随着泗上土地变革的完成，大量的农夫有了余粮进行商品交换和市场的内部开拓；随着河运船舶的发展……陶丘这些泗水、菏水沿岸的城邑率先展开了一系列的“求利变革”。
正是“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对外影响墨家一直秉持着“利道之”的方式。
尤其是击败了越国、与越国签订了一些列条约；在楚国获得了免税权和通行权之后，泗上的手工业发展出现了一个爆发期。
爆发之后，酿酒、纺织这些东西都能获利，原材料价格上涨，墨家作坊生产的大量新商品和奢侈品，都需要大量的钱来购买，也促使了许多人求利之心。
原本宋国一些封地的小贵族，在之前百余年的缓慢变革之中，已经出现了租种土地的获利方式。
每亩每年收取实物地租，一年一亩地收取七斤粟米，小日子也算过得不错，尤其是在墨家出现之前亩产不过几十斤的时候，收取七斤粟米的地租已经算是重租了。
然而，随着泗上经济的发展，这些宋国的小贵族惊奇地发现……自己的钱和粮，根本不够花了。
大家都是贵族，最起码的体面还是要有的。别人家安个玻璃窗、拿个玻璃杯炫耀一番，自己买不买？
可是，没钱。
两千亩封地或者私田的小贵族，也算是上士了，然而一年的地租收入不过一万四千斤粮食。
这在以往，足够“禄足以代其耕”，专门习练武艺车战御射之术，足够成为专职的军事贵族。
可现在……看看那些琳琅满目的商品，看着自己一年一万七千斤粮食的地租，看着潡水一战致师挑战的勇士被墨家的枪炮轰击成了筛子，看着泗上商人往来获利百倍成为“素封”之君……
当然，也有那些真正的“君子”，谨守礼制，每年春天还是按照过去的方式带头耕种鼓励农夫，收取地租过着脱产的君子生活。
可是，大部分人却是求利的，一个个年轻小贵族在听闻了潡水之战致师勇士被打成筛子后心态巨变；一个个年轻小贵族看着率先种植土豆酿酒、种植棉花售卖、种植靛草获利的先行者，眼睛都红了，什么礼制在利益面前实在是不值一提。
于是，在墨家没有管辖陶丘的情况下，陶丘这个商贾云集之地便自发地产生了诸多变革。
一亩地七斤的礼制地租，一天天的那些新奇商品，让这些拥有土地的小贵族们很容易地做出了选择：收回土地，租给在墨家那里学过经营稼穑的小商人，或者自己经营。
两千大亩的土地，原本租种给别人要有六十户人才行。而现在，铁器牛耕垄作的出现，根本用不到六十户人。
收回土地自己经营，半数以上的租种户无法生存，只能够去陶丘求活，或是被墨家的那些人装船，运送到泗上。
此时人口不足，荒地太多，铁器的出现也让原本很多不适合耕种的土地成为了沃土上田，又有墨家有组织地吸引人口开垦土地或是发展手工业，矛盾并不严重。
地广人稀之下有大量的荒地作为这场变革的宣泄口，有墨家远超时代的组织力完成宣泄，陶丘一带的变革就在这十几年内并没有流太多血就完成了。
这些小贵族们摇身一变，开始站在高处嘲笑那些仍旧守着“贵族精神礼制制度”的同类，越发富有。他们不是大贵族，礼制给他们带来的利益远不足土地的产出收入。
投机、运作、赚钱、发财，成为宋地小贵族们每天都在讨论的事。原本租种给农夫的土地，变为了种植土豆酿酒的庄园；原本分散的土地收回，成为了轮作靛草棉花豆类的农场。
土地的变革，也为陶丘带来了更多的商品原材料，以及重要的自由劳动力。即便墨家不断把人装船送到泗上，陶丘依旧还有很多农夫不走，而是卖了土地去城市求活。
正是“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陶丘这座天下之中的商业城市，用一种畸形的方式完成了转型。
泗上的每一步发展、每一种新商品出现、每一次拓展了在楚越等蛮荒之民聚落的市场，陶丘这边便会多出更多的商人和雇工。
那些已经没有垄断暴利、被墨家放弃的手工业，迅速在陶丘发展起来。纺织业、染布业、造船业、木器业、制陶业这些年急速发展。
商人的力量越发膨胀，有钱却无势，因为身份的阻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于是开始想要自己的政治权利，认同墨家“人皆天帝之臣故而人人平等、人无分老幼贵贱有才即举”的理念。
如索卢参那样的人，或许看到了这背后平等隐藏的不平等，但社会的发展还没到那种地步，也很难一蹴而就，因而陶丘的发展处在一种上升起。
手工业者、小商人每日聚会，听墨家的讲学，带着一种市民阶层对平等的追求，成为了市民阶层的主力军。
大商人则忙着加入墨家牵头成立的一些作坊和特殊的“公司”，比如在潡水之战后墨家问越王要了许多的“习流”水师和造船工匠，那是十年前明确在条约中的，于是沿着泗水经淮河邗沟再到楚地、百越一带的商船每一次都获利丰富，已经有颇多大商人加入其中，利益相连。
海阳一带发展的制糖业、茶叶；泗上的冶铁、军火、玻璃、煤炭；宋地的粮食、棉花；北地来的马匹，本地的养殖……种种这些，都让陶丘成为了一座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城邑。
这种情况下，商人最恐慌的，就是没有“成文法”，国君贵族可以剥夺他们的许多东西，他们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加上墨家的政策对他们更为有利，而且利益相连，他们自然选择墨家作为靠山。
宋国的君权本身就衰落，政变之后墨家在内部煽动，更是极力遏制了权力。
几次争取之后，商丘终于得以每年缴纳一定的赋税，换取了城市的半自治，成为和商丘国人一样的存在。
而魏国、齐国的政策扩张，让他们深感恐慌，于是他们出钱、本地的雇工和大量闲置人口出力，墨家出技术，花了三年时间重修了陶丘城，成为控制齐、鲁、魏三国的重要军事堡垒和工商业城市。
并且出资成立了一支义师，只不过这支义师是掌握在墨家手中的，因为墨家的政策相对于贵族和君权更让他们喜欢，有组织的宣泄变革矛盾也让这种变革的矛盾减轻了许多。
墨家的讲学在陶丘极为兴盛，手工业者和市民阶层本身就是墨者的主要支持者。
然而这一切，都是别处不能复制的。
墨家有技术优势，可以用各种新奇的商品冲击各国原本的手工业和贵族农业。
墨家依靠对越战争获得了大量的“王田”进行土地变革，减轻矛盾的同时，扩大了泗上的市场。一个自耕农的购买力是原本公田庶农的十倍不止。
小贵族能够在变革中获利，受到利益的驱使自发地转变身份，成为经营性的地主和农场主。
“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粟”，有夫差修建的菏水、邗沟两条运河，让河运成本远低于陆运，勾连和黄河和长江的水系让这里的商业可以对外扩展。
对越国的战争获得了各种商业优惠，成为商品倾销地的同时，也让越国的内部矛盾更加深重。楚国内乱之后墨家在楚国的渗透，也让长江一带的楚国城邑成为市场；百越等蛮族在水运接近的地方，也可以倾销大量的货物，换取北方急需的各种商品……
种种这一切，都是秦国所不具备的条件，所以秦国只能实行“授田制”，因为土地是秦国最大的收入，一旦放开土地买卖，实行泗上这样的制度，只怕“民众皆怨”，都想退回到至少还有土地可以耕种的年代。
胜绰等人在秦地进行的变革是如此，因地制宜。原本历史线上的商鞅在秦国的变革也是如此：秦国不是土地私有制，遍观秦简，卖什么的都有记录，唯独没有土地；王翦征楚之前要的是“使使还请善田者五辈”。
若非这些人是叛墨出身，多研读墨家的书籍，或许他们也难以理解泗上的发展，正如吴起看到陶丘的城邑所发的感慨一样。
技术变革可以带来财富和力量，但是与技术变革相适应的制度更能激发这种力量，遥远的秦地连铁器尚未普及。
于是还未到沛邑彭城，只是到了陶丘，所见一切，便只能望而兴叹，感慨莫名，虽知善政却不能行亦无力行。
第三十七章 闲谈
赞叹与羡慕之后，吴起也有了别样的疑惑。
自己在西河编练武卒，成为武卒者家庭免除一部分赋税要徭役，于是人人以入武卒为幸。
胜绰等人在秦地的变革，是以军功授田，发配农奴仆从，以此让秦人好战，战能得利。
墨家既然以为“善者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以利道之，那么墨家又是怎么保证从军之人能效死战的呢？
这是吴起没有想通的，因为他觉得最好的士兵一定是自耕农，而陶丘本地的义师多以手工业者为主，这样的军队能够作战而且获胜吗？
本来在他认为，这样的地方，民众一定是“民富而孱弱”，若是民众都富，谁人愿意打仗？
秦地的变革，那就是让每个人都处在贫困之中，以战争诱惑这些人依靠战争获利。
施以重税、加以重罪，寻常人很容易犯罪犯禁，这样就可以保证大部分人的罪囚和贫困，以此才能让人好战，战争几乎是唯一一种跨越阶层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