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些见风使舵的兵将们，不过是拿他来试验，若是他都没事，他们自然也不会遭遇明廷的清算。
对于他们来说，换个主子、依旧吃粮，何尝不是另外一种生存之道？
但姜镶心中更清楚，身为这些叛军的代言人，他的命运其实完全掌握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向手中。
此刻，北方的局势正变幻莫测。
随着突围的进程，林昌峰和田见秀几乎占领了整个河南，他们如猛虎出笼，迅速展开了对太原的两路进攻。
与此同时，晋北方面，高一功所部也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出击。
姜镶虽然与北直隶、山西的绿营军号称“反正”，甚至派兵南下增援太原。
但实际上，他们不过是割地自守，毫无进攻之力，高一功和李过根本没有停下攻势的意图。
姜镶在这场动荡的背后，试图抓住重归大明的机会。
他明白，若想在这混乱的局势中生存下来，必须寻找一个可以依附的力量。
高一功、李过不行，那其他人，总是还要试一试的，他必须审时度势，尽快做出决断。
在这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姜镶只能在其中拼命挣扎，努力寻找着自己的立足之地。
北直隶的局势愈加紧张，清军面临的压力，也越来越大。
清军垂死挣扎的军事策略和人心的浮动交织在一起，仿佛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而此时，清廷内外的紧张气氛日渐升级。
多尔衮意识到，明军很快就会派出主力北上，但是暂时还没腾的出手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下。
现在，他必须采取更为强硬的手段来镇压叛乱，维持满清最后的统治。
与此同时，消息传至北京，满清朝廷内部掀起了一阵不小的动乱。
那些原本不服多尔衮的八旗士兵，借着这个混乱的机会，打着“清君侧”的名号，企图反抗多尔衮的统治。
毕竟，他们在朝中受压已久，心中积怨已久。
不过，没了阿济格的制约，济尔哈朗又无心内斗，这场反抗看似胜算很大，但实际上却是极其危险的尝试。
然而，这时的顺治皇帝年仅八岁，多尔衮已执政三年，早已在军中和朝中建立了稳固的权力基础。
他的亲信遍布清廷内外，虽然满清王朝正处于生死存亡之际，北京的八旗兵不过一万，但这种规模的叛乱，几乎不可能成功。
不过，多尔衮一方面要面对外敌的压力，另一方面又需镇压内部的动荡，这使得他心力交瘁。
平定了这场小规模的叛乱后，多尔衮在孝庄及大臣们的支持下，趁着多铎还能拖住明军主力之际，开始动员八旗。
他们像是昔日入塞劫掠一般，在顺天府周围抓捕汉人，强行押送至关外为奴。
这场劫掠不仅是为了补充关外的人力和物力，更是一种阻击。
与此同时，清廷疯狂搜刮钱粮，向关外运输大量粮食、金银，以及北京工坊里的武器弹药。
西洋传教士也被迫随之而去，仿佛这是他们长期占据关外的计划。
多尔衮所谓的“满汉一体”，在危机面前不堪一击，最终撕下了这面虚伪的面纱。
清廷调动了北京城中所有的八旗兵，以及所属的包衣壮丁，只有少数依旧坚守故土的绿营军在抵御这场劫掠。
北直隶的大部分城池几乎毫无防备，绝大部分有组织能力的乡绅早已沿运河南逃，试图避开这场劫难。
多尔衮的劫掠北直隶，除了补充关外人力和物力的考虑外，更是为了把这里变成一片焦土，阻碍明军之后出关征讨辽东。
若北直隶被焚毁、杀光、抢光，满城血流成河，那明军进攻关外就必须绕过宣大，千里迢迢穿越草原，而这必然会大大降低明军的投放能力。
而在此之前，明军或许还需处理与蒙古诸部落的关系，这也是一件费时费力的事情。
在满清兵威日盛之时，蒙古人曾屡次动乱，更何况在眼下的局势下？
明军在这一时刻，不仅要面临北直隶的困局，还要解决与外部势力的关系，这显然为他们的战略增添了更多的变数。
在这种情况下，明军若是能从山东出兵，由海路进攻辽东，听上去似乎是个不错的战略选择。
但这并非易事。
顺治皇帝的父亲的父亲努尔哈赤，罄竹难书的“十全武功”之一，便是将辽东地区的三百万汉人几乎屠戮殆尽。
换言之，若是海路，明军想要沿途获取补给，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换言之，若能够摧毁明军进攻关外的后勤基地，多尔衮便能在关外腾出手来，准备为接下来的撤退做充分的准备。
他深知，若明军在后勤上无法支持，便会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最终只能望而却步，甚至被迫退回。
然而，这些残暴的满洲贵族们似乎低估了北直隶的义军力量。
随着各地义军与反正的绿营迅速合流，他们开始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和甲胄。
这些义军尽管缺乏实战训练，面对八旗兵时未必能够直面相抗，但他们却能依托于城池，频频出击，这无疑极大地拖延了八旗兵劫掠的速度。
在这场混乱中，和满洲牵连最深、最忠诚的包衣兵，早已死于中原的战场之中。
新征入伍的包衣，多是入关后被掠夺土地而来，面对新获得的武器，他们中许多人选择了逃离和反抗。
经历了短则几年、长则近十年的奴隶生活，这些人并未完全麻木。
相反，他们心中对自由的渴望愈加强烈。
如今，他们看到了反抗的机会，感受到了胜利的希望，又怎会继续助纣为虐？
这些义军、反正绿营军以及叛逃的包衣兵展开了顽强的抵抗，令清廷恶劣的劫掠计划并未全面推行。
最终，他们只是掠夺了北京城周边的城镇村庄。
然而，即便如此，清廷依旧从北直隶掠走了超过三十万人口，牲畜和粮食无数。
这导致包括北京城在内的顺天府、永平府，乃至半个保定府和山西的一部分，几乎毁于一旦。
与此同时，北直隶和山西两地战事再度升温，局势愈加紧张。
姜镶凭借着大同边军仅剩的三千老兵，摇身一变成为西北地区反正绿营军的盟主。
但他的地位并不牢固，北直隶与山西的绿营军，虽然名义上归他统辖，但并非所有人都完全听从他的指挥。
在高一功和李过的联合进攻下，太原、大同等地的绿营兵不断逃出，窜逃之际泄露了当地的部署机密。
而与此同时，乱局之下，还有有不少绿营军纷纷汇聚到了姜镶的阵营。
姜镶在短时间内集结了近三万兵力，这让他的军队看似强大，实际上却各怀鬼胎。
因此，他的兵力尽管超过高一功和李过派来大同的兵马，但战力却难以匹敌。
这支所谓的军队内部派系众多，许多士兵不愿与高一功、李过所部直接交手。
他们在乱局中加入了姜镶的联盟，实际上只不过是墙头草，随风摇摆。
那些真正愿意与姜镶同仇敌忾、希望打出统战价值的，反而是曾经放满清入关，或在镇压农民起义中立下赫赫战功的叛徒们。
其中，大部分都是河南镇撤入山西，北直隶的部队，他们成为了姜镶的忠实拥护者。
而他们的加入，使得姜镶的队伍更显实力。
这股力量虽然尚不足以对抗高一功与李过的联军，但至少为他赢得了一线生机。
姜镶与他的盟友最终将主要兵力集中在了大同与晋东北一带，似乎准备与已经兵临城下、两路进攻的高一功和李过联军展开生死较量。
随着局势的发展，双方都在积极筹备，调动人手，寻找适合的时机发起进攻。
高一功与李过的联军已经在战斗中锤炼出了一支精锐的队伍，士气高涨，他们决心一举攻陷太原，大同，巩固在晋中，晋北的统治地位。
姜镶深知，倘若不采取有效措施，他所依靠的这支军队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他试图通过对各派系的妥协和调解来凝聚力量，同时也向各路明军，传递了自己要反抗清廷的信号，希望能够获得招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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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沧州城内，聚集了来自各地调来的八旗军，绿营精锐，兵力多达一万以上，还有数万当地招募的绿营守兵。
如今个个摩拳擦掌，蠢蠢欲动。
多尔衮与阿济格败亡的消息一经传出，城中随即波澜起伏，特别是金砺的溃兵在河间府附近被全歼的传闻，更是令士气低落的军心开始动摇。
不过，这些绿营军的反正潮流虽然频繁涌动，但却都被城内的八旗甲兵严加镇压，未能掀起更大的波澜。
目前城中仍然驻守着三千多名八旗兵和包衣兵，其中一千多是来自关外的新八旗，近千名包衣兵使得沧州的防线看似牢不可破。
这座城池的城防极其复杂坚固，既有厚重的城墙，也有险峻的壕沟，令这些零零散散的绿营兵在反正的同时又无力攻城。
即便士气再高，面对这样的固防，想要成功起义几乎是不可能的。
相较于沧州的局势，北直隶其他地方的防守，就显得脆弱得多。
那些城池虽然同样坚固，但在明军的攻势，城中的绿营士兵反正行动迅速，内外夹击之下，这些原本固若金汤的城池，往往会在短短一天内便被攻破。
八旗兵在绿营军与明军的联合袭击中尽数覆灭，最终基本上都只有少数绿营军可以活下来。
高杰对于满人投降的态度非常明确，他并不接受满鞑的降服，满人更是不敢轻言投降。
他们深知自己在这片土地上所犯下的罪行，一旦被汉人抓住，等待他们的将是何等惨酷的下场。
随着山东几乎所有城池被明军收复，沧州如今成了清廷在北直隶南部的唯一据点。
但城中的人心早已动荡不安，虽因八旗甲兵的压制，许多军官和士兵依旧选择追随，根本就是因为害怕被当众处决而不敢轻举妄动。
但这种压抑的局势并非长久之计，随着反正潮流的不断蔓延，城中的防线变得岌岌可危。
沧州城内，虽有足够维持两万大军一年消耗的粮食，但这也不过是延缓死亡而已。
孤城的现实让满清兵员意识到，坚守下去不过是静待灭亡。
如今的沧州城早已沦为孤城，四周满清的战局已然崩溃，再也不会有什么援军来支援。
没有了外援，城内的兵力不足以击败强大的明军，沧州的沦陷几乎成为了必然。
在这种情况下，支撑这数万兵马坚持下去的，只剩下北上突围的幻想。
他们希望能够与在北京的清廷汇合，逃出关外寻求生机。
然而，这一切都要求必须趁着明军在北方的统治尚未巩固，立即突围而出。
突围计划虽有希望，但若再拖延下去，情况只会愈发恶化。
若是等到明军整合力量，沧州便会如同一座被围困的孤岛。
到时候，逃脱之后又能如何？清廷在北京的控制力愈发薄弱，倘若无法及时得到支援，等待着突围军队的，将是彻底的覆灭。
第269章 沧州阻击
沧州城外的朱慈中军大帐内，一场关于如何阻击清军突围、并将多铎和洪承畴所部主力歼灭在城外的军事会议正在紧张召开。
会议的主持人依旧是张煌言。
作为朱慈新近启用的军议主持，张煌言已经成为军议中的重要角色。
这不仅因为他能言善道，更因为他曾率军截击金砺部的清军残部，亲自带回了几千颗清军首级。
正是因为他的部署，林昌峰的部队才得以追击上清军，这一战使张煌言在朱慈的军中声望更上一层楼。
张煌言其实也没想到，自己提出的攻打鲁北清军据点的计划，都立即获得成效。
但此时，他凭借这次突如其来的战功，竟然扭转了局势，赢得了朱慈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