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孝孺大喜，立即去安排旁听事宜。
其实这也是他的本意，让人来旁听是最好的办法。
可是，旁听论道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在讨论的时候，都会拿出真才实学，会暴露真正的学问。
很多人并不希望被太多人旁听，尤其是被外人旁听。
方孝孺知道陈景恪不是藏私之人。
但人家大度是人家的事情，你拿着别的大度当理所应当，那就是不会做人。
所以，他不能直接提这个建议，只能旁敲侧击的去问。
事情也确实如他所料，陈景恪并不在乎这些，直接就决定让人来旁听。
接下来的事情就简单了。
先是来了五个朝鲜学者旁听，一天下来五人彻底心服口服。
他们回去将所见所闻告诉其他人，却依然无法让众人相信。
第二天又换了五个人，结果还是一样。
这些旁听的人还做了笔记，学子们发现，之前需要师长手把手教才能理解的知识点。
自己竟然能通过笔记自学了。
这意味着什么，他们自然明白。
至此，这群来自朝鲜的读书人彻底服气。
之前因为唯物学生出的那一点骄傲情绪，也被打的消散一空。
果然不愧是中央天朝，人才辈出。
如此妖孽般的天才，也只有天朝才能出现了吧。
之后这些人就老实了，开始潜心学习，再也不提打出一片天地的事儿。
不过他们也联名请求，希望准许他们派人每天去旁听。
陈景恪自然没意见，不过在之后的探讨中，他绝口不提大同世界的事情。
眼下这算是大明的最高机密，知道的人两只手都能数得过来。
是绝不能提前暴露出来的。
且说外界，《辽东书》编成和方孝孺归来，引起了不小的关注。
毕竟作为儒家叛徒，当年他可是喷过很多人的。
至今，‘脱了裤子再说话’还广为流传。
当初他为了帮朝廷稳定人心留在朝鲜王国，中原的儒生可没少嘲讽。
什么被吓跑了，什么中原再无其容身之地云云。
方学在朝鲜取代理学成为显学，依然没有引起儒生们的重视。
方孝孺这个叛徒被撵出中原，却在朝鲜成为文宗，岂不正说明朝鲜乃蛮夷小国学艺不精吗。
逻辑直接闭环了。
现在这个叛徒竟然还敢回来，还带着几百徒子徒孙，简直太猖狂了。
尤其是当他们得知，方孝孺建了一座书院，还取名叫伊洛书院，更是愤怒。
这简直就是挑衅。
很多人都在摩拳擦掌，准备给他迎头痛击。
但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最积极的是年轻一辈的儒生。
年龄稍微大一点，经历过当年方孝孺嘴炮洗礼的老人们。
都只是躲在后面喊喊口号，没有几个真正愿意往前冲的。
只是方孝孺根本就没有给他们这个机会。
从辽东回来先去朝廷复命，然后就去了陈景恪家里，说是要交流学问。
给那些儒生一百个胆子，也不敢去陈景恪家门口闹事儿啊。
不过这并不妨碍他们针对方孝孺。
找不到你本人，还不能去你的书院？
把书院大门上的匾额摘了，看你能不能沉得住气。
然后他们就发现，这个匾额还摘不得。
因为那踏酿的是老朱的亲自题字。
老朱的凶名自不用多说，现在别说摘匾额，连找书院麻烦都不敢了。
事情到了这一步，他们也只能在口头上对方孝孺进行打击。
很多人开始写文章进行指指点点，比如把他之前的文章拿出来进行批判。
还有就是《辽东书》，也成了他们攻击的对象。
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怎么配写史书？
作为一部正史，朝廷自然是很重视《辽东书》的。
毕竟，这是华夏大融合的一次尝试，其经验对朝廷非常的重要。
如果这一次能成功，那以后大可以用相似的手法，来为大融合创造理论基础。
正因为重视，朝廷更不希望这部书出问题。
为了防止里面有什么违禁的内容，必须要让人进行全方位审核。
这个工作自然落在了翰林院的头上。
而翰林院最多的就是儒生。
他们可不管朝廷的什么计划，对这部史书展开了全方位批判。
什么史料不详，什么杜撰内容过多……最大的问题还是主体思想上。
史书的发展经历过几个阶段。
首先是先秦时期，那时候的史官是世袭的，记载内容的真实与否关系着家族荣耀。
要是哪个史官敢胡编乱造，会被整个圈子鄙视，国君也不会用你。
子子孙孙都会背负骂名。
所以，当时的史官记史的标准是真实，看到什么就记录什么。
非万不得已，不会选择胡编乱造。
最著名的莫过于齐国的太史兄弟了，为了一句‘崔杼弑其君’先后赴死。
维护了史官的尊严，同时也维护了家族的荣耀。
等到秦朝大一统之后，史官这个群体被废，史书的编写就变得很私人了。
《史记》、《汉书》都是私人编写，里面难免掺杂了大量的个人喜好。
《史记》是个人特色最鲜明的一部史书。
《汉书》也是私人编写，只是‘主旋律’的气息就比较浓烈了。
但直到这会儿，史书的编写标准依然是尽量符合真实。
后来朝廷也渐渐注意到这一块，开始官方修史。
尤其是为前朝编写史书，成了继任朝代必做的事情。
继任朝代为前朝编写史书，自然会‘有所’删减和侧重。
关键是，史官从世袭变成了临时官僚。
史书编写的好不好，内容真不真都不重要了，皇帝满意才是首要标准。
结果可想而知，真实性方面大打折扣。
方孝孺主持编写的《辽东书》，是带有强烈政治目的的。
前面说过，内容六分真，三分推测，一分假。
现在这些推测和虚构的内容，自然就成了儒生们攻讦的地方。
而且，方孝孺本身还是个唯物论者。
整本书的风格，基本抛弃了天命观，偏向于人民史观。
比如有天灾了，别的史书会说国主失德。
或者强行和当时发生的某件大事，牵强附会在一起，强行解释称苍天示警。
辽东书就直接说，天灾人祸是正常的，和什么天意没关系。
如果灾害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那是地方豪强掣肘朝廷赈灾，导致受灾严重。
同样的灾害，另外一个君主就做的很好。
可见，天灾虽无法避免，却可以通过有效的赈灾手段，将损失降到最低。
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观点上完全是遵照了客观规律去写的。
这种论调，自然不符合现在的主流观点。
因此，那群儒生将这部书批判的体无完肤。
总之一句话，方孝孺也配写史？
这么大的事情，朱标岂能不知道，又是气愤又非常无奈。
不过他不是老朱，并未发脾气。
而是下旨将这部辽东书给收了回来，换了一批自己人去审核。
其实到了这一步，他已经知道这本书没有什么原则性的问题了。
否则儒生们不会只抓着伪造和主旋律进行抨击。
之所以还让人审查，不过是出于谨慎罢了。
皇帝竟然护着这本书，儒生们对此自然极为不满。
纷纷上奏说有问题，必须重新编写。
方孝孺那个沽名钓誉的家伙，必须打倒狠狠批判，要剥夺他的进士身份和所有荣誉。
对此朱标很是头疼。
陈景恪得知此事后，却一点都不担心，提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