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代理主任陈慕武，倒是“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
他还特意把自己实验室的厚重的窗帘拉好，只留下一盏灯摆放在抓拍云雾室照片的照相机前，静静地等着中子的降临。
几年之前就被布莱克特改进好的云雾室，每分钟可以拍摄很多张照片。
当时的布莱克特就因为照片拍的太多和自己看照片速度不快这两件事之间存在有矛盾，所以才抱着一堆云雾室照片来找陈慕武帮忙。
而那次陈慕武也不辱使命，成功从那些众多照片当中的一张里，找到了第一次记录下来的人工核嬗变的踪迹。
现在陈慕武照片拍的越欢，等等他就要享受看照片的痛苦就越多。
因为不管拍摄出多少张照片，这次却没有帮忙看照片的布莱克特，也没有卡皮察，所有的工作都要他自己一个人来。
所以陈慕武觉得一开始先少照几张，免得等等面对几摞堆得高高的照相底片时会望洋兴叹。
希望他能一发入魂，不需要再对实验装置包括加速电压等各处地方进行微调，而直接就能找到他想要的质子的照片。
因为实验室里的光线很暗，所以陈慕武也没有再去什么暗房，而是直接在里面隔出了一块区域，能够让云雾室的照片随拍随洗。
在第一批拍摄的照相底片洗出来之后，陈慕武迫不及待地就一张一张地飞速寻找检视了起来。
好消息是，第一批的照片中，就已经有螺旋缩小了的轨迹出现。
按照磁场方向来推算，这个轨迹对应的粒子带的应该是正电。
但“祸之福兮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有好消息的地方，往往还会有坏消息。
坏消息，或者对陈慕武来说，似乎也不能算是坏消息。
总而言之就是螺旋缩小的轨迹不只有一条，而且他们的缩小方向也都完全一致。
换句话说，他在某一张自己拍摄的云雾室照相底片中，发现了两种不同的带正电的粒子。
按照轨迹的粗细来判断，一种质量大，一种质量小。
不用仔细观察，更不用亲自拿着尺子和纸笔来测量并计算这两种带正电的粒子的荷质比。
陈主任只是稍微疑惑了那么一两秒，他就想明白了，这两种东西究竟分别是什么。
质量大的那个，当然就是他要寻找的质子，也就是中子轰击石蜡块，轰击出来的东西。
只要有这个质子的存在，就能说明，陈慕武已经用被加速过的阿尔法粒子，成功从硼晶体里轰击出了中子来。
也就是说，他已经成功完成了自己预定的目标，掌握了日后能够“不小心”轰击出中子的手段。
而质量小的那一个，是
正电子。
硼有两种在自然界当中稳定存在的同位素，分别是硼－10和硼－11，前者丰度在百分之二十，后者在百分之八十。
用阿尔法粒子轰击这两种同位素，都能出中子，只是这个核反应当中的其他产物有些不同。
阿尔法粒子和硼－10轰击之后，会出一个中子，再加一个氮－13。
氮－13是氮的一种不稳定同位素，半衰期不到十分钟，然后就进行正贝塔衰变，释放一个正电子，变成稳定的碳－13。
正电子，便是从这里而来。
中子从石蜡中打出来的质子，其蕴含的能量为兆电子伏特。
而氮－13在正贝塔衰变当中，释放出来的正电子，能量在兆电子伏特。
虽然看起来，正电子和质子在能量上差了好几倍，但是它们两个的静止质量同样也是差着不少。
如果代入进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质能方程的话，其实两者之间的速度基本上差不到那里去，同光速进行对比，基本上就是小数点后几位的差距。
就算氮－13衰变出来的正电子，可能还要穿过或者是绕过阻挡在后面的石蜡块，才能进入到云雾室当中，被照相机记录下来轨迹，概率和质子比起来会降低不少。
可谁让陈慕武是天选之人，在这次的实验里面不但从硼－10中打出了中子，“打出”了正电子，还让两种新生成的新粒子，都恰好直接或者间接进入到了云雾室里，被拍进照相底片记录了下来。
在原来的那个时空里，正电子是在加州理工学院，被跟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密立根学习的中物理学家赵忠尧首次观察到的。
但是他那次并没有重视并仔细分析这个结果，所以和正电子的发现失之交臂。
不过赵忠尧的工作也不能说是没有贡献，他启发了和他在同一个实验室里做实验的学弟安德森，并让安德森在两年之后的1932年也就是和查德威克发现中子的同一年从宇宙射线在云雾室中留下的轨迹里，首次找到了正电子的影子。
和陈慕武这次不一样的是，安德森是直接从宇宙射线中找到了正电子，日后他还会同样在宇宙射线里找到子。
而陈慕武这完全就是意外之喜，在用阿尔法粒子轰击硼－10获得中子的同时，还获得了能够产生正贝塔衰变的氮－13。
原子核物理学，其创立时间可以说是在1911年，金箔实验之后卢瑟福提出来的那个原子有核模型，提出了原子核的存在。
后来，他还利用阿尔法粒子轰击氮原子核，发现了组成原子核的材料之一，质子。
但是原子核物理学的转折点，在原时空当中毫无争议地发生在1932年。
这一年，人们找到了氢的第一种同位素氘，找到了原子核里的另一种物质中子，还找到了奇特异常的带正电的电子。
不过在现在这个时空里，氘已经在两年前就被陈慕武在老布拉格手下的那个戴维－法拉第实验室中在低温条件下给发现。
两年之后，他又在找到中子的同时，还找到了正电子。
原本是原子核物理学在1932年的三大重要发现，现在全归了陈慕武自己。
氘是因为在陈慕武刚刚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之后就发现的，所以瑞典那边不给他再次颁发诺贝尔化学奖也就算了，不知道日后会不会因为这件事给他补一个。
但是中子和正电子这两个发现，每一个可都是物理学奖级别的。
1935年的物理学奖给的是中子，第二年的1936年就是正电子。
然而这两个核物理学上的发现带来的，可不仅仅是两个物理学奖。
1932年下半年发现了正电子，验证了狄拉克通过自己的方程预言的正电子的存在，1933年诺奖评委会就非常有时效性地把1932和1933年两个年度的诺贝尔奖，分别颁发给了海森堡，还有薛定谔和狄拉克。
这可是四个诺贝尔奖，五枚金灿灿的奖牌！
陈慕武觉得当自己日后“发现”了中子和正电子，瑞典的皇家科学院哪怕是再不情愿，也肯定会不得不考虑要给陈慕武颁发属于他的第二枚诺贝尔奖奖章了。
但很有可能会把“中子发现”、“正电子发现”和“提出量子力学方程并预言了正电子存在”这三项功绩捏在一起，只给他颁发一次奖牌，就像陈慕武第一次获得诺贝尔奖时的那样。
在原来的时空里，本来1931年和1934年就因为没什么有价值的物理学发现而让物理学奖轮空，现在他又把这些日后能颁发好几次的发现聚到了一起。
以后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到底应该怎么颁发，颁发给谁，现在看来就完全要变成一本糊涂账了。
唉，管他呢，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
不过说起来那三位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获奖是因为发现了狄拉克所预言的正电子，陈慕武想到自己当初在哥本哈根的玻尔手下，也依葫芦画瓢地预言了一下正电子的存在。
可谁让他的理论他的观点太过超前，根本就没人能够接受，陈慕武不但受到了泡利的嘲讽，还和这位手下败将打过一个赌，说只要日后发现正电子的存在，泡利就要赔给陈慕武和十英镑等值的十个英国索维林金币。
这笔钱对于当时还是个在哥本哈根跟着玻尔学习的学生泡利来说，都不算什么大钱。
对现在已经是柏林大学的物理系教授泡利来说，就更不足挂齿了。
在泡利眼中不值钱，在陈慕武这边就更不值钱。
不过陈慕武也并不指望通过这个赌约来发一笔大财，纯纯就是想让泡利来低头认错恶心人而已。
既然已经想到这件事，等日后发表了有关中子和正电子的发现论文，陈慕武一定要给泡利写上一封信，连同论文所在的物理学期刊一起寄到德国柏林去。
当时那个赌约的见证者，有玻尔、有海森堡和奥本海默。
玻尔在心中到底是偏向于自己这个后起之秀，还是他最聪明的学生之一泡利，陈慕武不好说，
但是海森堡和奥本海默，现在可都是站到了自己的这一边。
想到赌约，又想到了泡利的犹太人身份，陈慕武忽然会心一笑，他觉得自己好像是《威尼斯商人》里面那个最终获得了胜利的安东尼奥，而泡利则是反派人物夏洛特。
泡利当然是一位伟大的物理学家，只是性格不太好。
这种人你越把自己的身段放低，他就越会得寸进尺。
只有彻底让他心服口服，才能使其为我所用。
再过不久，已经在德国登上了政治舞台，渐渐拉起一股势力的小胡子，就将会在纽伦堡举行他们的第三次党代会。
然后他们的实力就会迅速扩张，直到最后主政整个德国。
到那个时候与其让泡利先知先觉地跑到阿美莉卡，还不如像其他人一样，把泡利给忽悠到瑞典去。
陈慕武做实验还是一如既往地快枪手，从用器材搭建实验装置，到最终拍下有质子和正电子的照片，仅仅用了几天的时间。
既然已经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结果，那实验再进行下去就不再有什么意义。
小心翼翼地收好那几张照相底片，陈慕武便把自己的装置逐一分解，又放回到了卡文迪许实验室的仓库里。
他打算再在剑桥值守一段时间，顺便给艾芙写一些有关外星人的科幻小说大纲。
等查德威克提前回来以后，他再去伦敦的家里看看。
1927年8月10日，美国总统柯立芝来到了南达科他州基斯通附近的拉什莫尔山，在临时搭建的讲台上发表演讲，称赞华盛顿、杰斐逊、林肯和西奥多罗斯福这四位总统在美国不同时期所做出来的巨大贡献，并宣布了联邦政府对身后这座拉什莫尔山上雕刻四位美国总统头像的支持。
演讲结束的柯立芝交给了雕塑家格曾博格勒姆了一套钻头，后者在接过钻头之后爬到山顶，在华盛顿的头顶位置上，钻下了第一个孔。
也就在同一天，法国众议投票通过，废除了一项之前的法律。
这条法律曾经规定，如果一名法国女性和一位外国人结婚，那么她就将自动被剥夺法国公民的身份。
这条法律曾经阻碍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法国妇女和在法国本地的华人劳工结婚，不过也有很多人宁可放弃法国公民身份，也要和华工结婚。
这条法律被废除，居然还在不经意间利好陈慕武，让明年的婚礼过后，艾芙不至于再变更国籍为波兰，或者是干脆拿上南森护照。
还是在这一天，陈慕武收到了一封从国内寄来的信。
信上盖着京的邮戳，上面还印着一个机构的名称，国民政府大学院。
第340章 79中央研究院聘书
从1912年1月1日，先总理在京就任中华民临时大总统，到1927年，过了十五年之后，南方的民政府才终于又一次“兴复汉室，还于旧都”。
把民政府搬迁到京以后，面对百废待兴的国家，各行各业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教育部门也不例外。
在州民政府的时期，分管教育的叫做教育行政委员会。
今年进了先总理的龙兴之地京，有识之士们掀起来了一场教育改革，教育行政委员会的一切职责便由中华民大学院所接替，成为全国最高的学术教育机关。
在清末民早期的留学生当中，他们留学的足迹遍布欧美各国。
但因为法国留学的花费比较低廉，又因为法国和中一样，都是在推翻了高高在上的皇帝之后实行了共和制度，所以在这些身居高位的精英里面，有许多都是法兰西的忠实信徒。
在1924年，陈慕武在巴黎奥运会上夺冠以后，在德布罗意为了庆祝而举办的那个晚宴上，见到的前任邶大校长蔡元培，也是忠实信徒当中的一员。
他虽然两度留学的国家分别是本还有德国，但是在任上几次打着辞职的旗号去欧洲考察教育，则是每一站都离不开法国，甚至为了能为在法国的自己和其他学生赚取学费以及生活费，还和几位同道中人一起，在法国开设过一家豆腐公司。
这不仅仅是因为去欧洲大陆的蒸汽轮船基本上都是以马赛港为终点站的，更说明蔡元培对法国教育模式的看重。
所以等天兵进了京，稳定下来建立新政权以后，前教育部总长和到现在仍遥领邶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就用他党元老的身份，提出来了一份属于新的民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也就是大学院。
此大学院并非本教务系统当中，大学高校里相当于研究生院的大学院，而是效仿了另外一个国家，
在这套教改方案中，自任大学院院长的蔡元培提出来要学习法国的大学院制度，想要把大学院当成是国家最高的教育机关。
然后再把全国划分成为几个大学区，用以代替地方上被废除的教育厅。
在每个大学区内只建立唯一一所公立的大学校，让大学区大学校的校长兼理地方教育行政，以学人兼理教育行政工作。
就以北洋政府的首都邶京为例，在1927年，奉系军阀控制的北洋教育部，命令将邶大和邶京另外八所大学合并成立京师大学校。
到了1928年，北伐军进入到了邶京，就顺势把京师大学校改名叫做国立中华大学。
等到民政府正式推出大学区政策以后，国立中华大学就按照邶平大学区的名字，再次改名为国立邶平大学这同样也类比了法国的巴黎大学，法国国内的最高等学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