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在王夫之的心中，他一直想要向皇帝建议重开科举现在已经是兴乾二年了，可是大明却仍然未开科举，难道说，陛下真的不愿意再开科举？科举，这可是天下士子的晋身之道。想到这儿他脸上的神情立刻就严肃了许多。就在此时马车停了下来。很快便有一个侍卫便下车打开了车门说道。
“王侍郎，我们到了。”
下车之后，呈现在王夫之的面前的是一个不算太起眼的院落。大门的匾额上写着的“张庄社学”，不过只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乡间社学罢了，像这样的社学，在大明每一个村庄都有一个。去年陛下登基之后，就诏令各府、州、县建立社学，访得名师，民间童年十五以下者送入读书，不送者罚其父兄。
从此之后，社学就在大明时兴起来，社学会的兴盛，同样也让大明的许多士子找到了生计。当然，这种生计只是暂时的，未来，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会去参加科考，当然前提是朝廷重开科考。
可陛下什么时候才会同意重开科考？
按道理新朝建元之后，第一件事，就是立即开恩科，施恩于天下，如此才能安定天下士子之心，可是陛下却反其道而行之，至今不开恩科。
就在这时王夫之看到陛下，见王夫之走过来朱明忠微笑道。
“王卿，这两年虽说道路已经基本整修，可是还不能和京师的柏油相比。就算有四轮马车仍然还是有些颠簸，将来有足够的沥青，到时候，总归还是要修硬质道路的，这一路上王卿辛苦。”
尽管表面上看似是在说着道路不好，但实际上朱明忠的神情却显得有些得意，毕竟，中国的官道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平整，之所以不愿意废除徭役，就是因为官道的整修每年都需要大量的劳役，一但废除徭役，全国十几万公里的官道整治，每年都将是笔不小的开支。不过在未来，徭役必定会废除的，但是到那个时候，这些官道也必须变成“高速公路”，17世纪的收费公路，通过收费来维持官道的修整。
“臣惶恐！陛下日理万机尚不辞辛劳来此，臣又焉有辛苦之理。”
王夫之连忙回礼道。
乡间的社学往往只有一两名老师，因为正是上课的时间，所以，在他们两人进去的时候，这只有几间房屋的乡间社学内，并没有人恭侯，跟在陛下的身边王夫之便悄声问道，
“陛下是如何知道此地？”
“因为这里最穷啊！”
陛下的回答，让王夫之略微一愣，一时间，居然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这里最穷！
看着这几间灰砖房屋，听着其中传出来的读书声，朱明忠笑说道。
“前阵子，朕听说这里的社学先生为了让学生来读书，非但拿出自己的禄米给村里的子弟买笔墨纸，还有特意拿出家宅作为社学，所以，朕便特意来这里看看，也算是微服私访吧！”
在17世纪，皇帝微服出巡还是可能的，毕竟在这个时候，没有几个人知道皇帝的相貌。就像现在，朱明忠的穿着打扮看起来倒更像是士绅，至于王夫之与普通学者没有任何区别。
“孩子们现在还在上课啊。那我们就不打扰他们上课了。而农，你是我是大明的学政，你来说一说，这社学兴于何时？”
朱明忠打量了一下周围的环境，一边走，一边问道。
大明原本并没有学政一职，只有提学御史，明制以御史提督两京学校，员额各一人，万历末南京增设一人。其职任是提督两京及直隶府州县学。而朱明忠将其改为提督学政，由礼部侍郎兼任，在他的计划中，未来的礼部的职责将会转向教育。
“回公子，当年蒙元入寇数十年，令我中国士风日下、道德日衰，因此高皇帝于洪武二年下诏各地办学，高皇帝曾晓谕全国“治以教化为先，孝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后于洪武八年谕旨中书省，“昔成周之世，家有熟，党有痒，故民无不习于学，是以孝化行而风俗美，今京师及县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睹孝化，宜有司更置社学，延师儒以教民间子弟，庶可导民善俗也””
王夫之想了一下如此回答道，他选择了一个最正确的回答高皇帝举办社学的初衷，当然他也没有忘记提及陛下。
“陛下之所以大兴社学，亦是因为清虏入寇，致使我中国士风日是、道德日衰，为教化天下，扫尽鞑虏之气方才大兴社学。”
这当然也是官方式的回答，也是一种必然，毕竟，无论是高皇帝也好，陛下也罢，都面临着近乎于相同的环境，所以，他们无一例外的选择了教化百姓。
只不过，相比于高皇帝，陛下表现的更为激进，对于社学的普及更为看重，按照陛下的要求，大明必须要做到了一村一社，必须要做到“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使大明再次中兴，才能扫尽天下的胡风。而为了实现朝廷的这一要求，地方主要通过鼓励、诱劝及强制公众子女入学的方式推广社学。
也正得益于这种近乎强制性的要求，在短短的三年之间，大明才实现了全国大多数村落都建有社学，但是距离“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仍有一定的距离，不过在王夫之看来，最多再过三年，就会实现这一目标在漕粮改为社师禄米的同时，朝廷以及官府也加大了对社学的投入，按照朝廷的计划，今年和明年将会投入50万两用于在全国修建一万五千所社学，每个社学都会有以6间正房为主体的教室以及六间侧房作为社师的住宅和办公场所、书馆。现在大明对社学的重视，远远超过历朝历代，甚至超过了过去对科举对士子们的重视。
“嗯，我大明之所以能一扫鞑虏之气，全赖社学，可而山你说，为什么我大明的社学，会时废时兴，兴而又废，很难保持连贯性？”
透过窗缝，朱明忠可以看到社学中的学生年龄各异，不仅如此，他们学习程度不一，这也是社学的特点，因为社学之中往往只有一个社师。
“回公子，以在下看来，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三，一是难以保证办学经费，朝廷和官府没有专门的款项创办和维持社学，很多社学校都是因陋就简用废弃的寺庙和官署办成，如成化时南安知府张弼“毁淫祠，百数十区，建为社学。”，至于这二，就是朝廷虽然多次发布诏令，但对社学执行的情况却没有建立相应完备的考核检查制度，地方官员兴办社学缺乏具体的考察办法，社学管理废弛与否完全取决于官员对社学的认识。再者，社学的兴废对官员的政治前途影响并不大，所以很多地方官员即将此事视为末务，并不认真督率。”
王夫之的回答，让朱明忠学以为然的点着头，不过，他知道，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地方，听着教室内的学生的朗读声，朱明忠示意他说下去。
“至于其三最为关键，就是我大明社学偏重德育，重视教化，设学立师“非为教举业，全为正童习”
突然，王夫之就像是知道了答案似的，他口中的话语突然一顿，似乎已经明白了陛下为何带来他来社学，并不是仅仅只是“突发其想”，而是想在社学，想于这里告诉他，现在天下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对于大明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是开恩科，施恩天下？
当然不是！
第25章 钦定（第一更，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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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不是开恩科，施恩天下。
那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是一扫天下腥膻，对于这大明来说，这才是重要的，相比之下，开恩科，反倒是退居其次了。
“至、至于三”
言道着社学时兴时衰的原因，王夫之颇有些苦涩的回答道。
“在世人皆以科举晋身仕途前提下，百姓送子弟识字读书就是想走一条简单快捷的科举入仕之路在这方面，一些有科村熟家熟的教师就要优于社师，所以人们更愿意送子弟到村塾家熟中去读书，而不是只教读写算礼仪的社学。而且于民间不少贫民子弟既无财力更无迫切需要去社学就读。而这正是社学衰落的根本原因。”
王夫之的回答，让朱明忠颇以为然的点点头，听着教室中孩童们朗读声，他笑着说道。
“确实如此，这社学之中，既不教八股，也不教经书，教的是礼射书数之法“一习书，依名人发帖，日五百字以上，一数，务在精通九章之法”，这样的地方，自然教不出举人进士，自然也就不受百姓欢迎了！”
于私熟、村熟之中以经学、八股为重不同，早在洪武时期就已经规定的了社学学习的内容，读写算是基础，再就是习礼、知法，前者尚不足为其，毕竟学校的目的千百年来都有“习礼”一说，但是“知法”却是明的社学教育内容的最大的特点，学习政府颁布的法令，知晓法律章程。这种普法教育甚至领先于21世纪的中国因为这种习法，是从儿童时期开始的，社学中的法律教育内容不只限于大诰，还包括明朝所有的律令。而他们之所以“兼读律令”，并不是为了培养朝廷的顺民，因为知法的百姓不可能是顺民，知法的百姓对于官府来说是麻烦，他们会用法律保护自己，这也是后世基层干部口中所说的“百姓知法维权意识强，工作不好干”的原因。
百姓知法，而官府不敢违法，百姓不知法，官府才能无所顾忌的鱼肉百姓。明朝社学教育中“兼读律令”培养出来的是知道用法律保护自己的百姓，而不是顺民。这也是明代多“民变”的原因，因为百姓会在官府违法时用法律保护自己，当然他们往往选择以“民变”的方式表示自己的意愿，这种“民变”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以百姓胜利而告终，当然到了满清，面对衙门前散步的“民变”，他们直截了当的选择了屠刀。
现在，随着大明的中兴，这种领先于时代的普法教育，当然被朱明忠沿用了下来。现在的社学之中，同样也要“兼读律令”。
除非了识字、习礼、知法之外，还有就是伦理道德、诗歌、礼乐的学习，当然再就是算术，通晓九章算术，按照朱明忠对明朝社学的了解，读了七年的社学之后，那些学业优秀的学生，教育程度应该相当于初中阶段的学生。当然，他们没有学习地理、化学、物理，可即便是如此，在17世纪，或者说1417世纪之间，大明上下拥有千百万等同于初中教育阶段的学生，本身就是一个教育奇迹。
而现在，朱明忠所希望的就是复制这个奇迹。
毕竟，相比于专注于八股、经书的士子，这些熟读经书，能作诗、作，算是“粗通墨”，粗通九章算术的学生，才是朱明忠所需要的“大明人”，这些人更容易受“实学”的影响，更容易接受现代科学。
当然，没有人知道，朱明忠真正的想法，对于外界来说，“欲扫尽天下腥膻，非得大兴社会不可，大兴社学为今日之要。”，但是并没有人知道，这社学的背后，是朱明忠“蓄谋已久的阴谋”。甚至可以说是和欧洲的“宗教改革”相类似的一个阴谋，只不过，这个阴谋被掩于一个看似无懈可击的借口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