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本孤女在中国非常年代的生存奇迹：《小姨多鹤》
作者：严歌苓
著名女作家严歌苓最新长篇力作。二战进入尾声，日本战败投降，大批当年被移民来中国东北企图对中国实施长期殖民统治的普通日本国民被抛弃。十六岁的少女多鹤即为其一，在死难多艰的逃亡中，她依靠机智和对生的本能的渴望逃过了死亡，被装进麻袋论斤卖给了东北某小火车站站长的二儿子张俭作为传宗接代的“工具”。张俭的哥哥据传因为抗日而被日本人杀害，张俭的老婆朱小环因日本鬼子的惊吓导致流产，从此不能生育。国仇家恨的大背景下，日本少女多鹤的介入，使得整个家庭的关系变得暧昧和怪异。
新中国成立后，日本女人多鹤的身份不仅在张家成为重大的情感和伦理问题，在整个社会主义新中国的民间生活中也成了巨大的政治问题。因为多鹤是张俭欲拒还休、欲罢不能的另一个女人，是生活在朱小环身边的情敌，也是张家三个孩子的生身之母，她的身份和地位成了纠缠张家几十年的头疼事。同时，如何掩盖多鹤的日本人身份也成了张家挥之不去的梦魇。
张俭的解决之道是，让多鹤成为朱小环的“妹妹”，孩子们的“小姨”；然后再通过不断的搬迁来遮掩多鹤的日本身份以及畸形的家庭关系。这个奇特的家庭组合在动荡的政治环境和困窘的经济生活中飘摇度日。几十年下来，日本人多鹤默默而固执地以“整洁、较真”等品质影响着这个家庭，而朱小环等张家人则以 “随遇而安”、“凑合活着”等生活理念改变着多鹤。残酷无奈而又充满吸引力的生活因着他们善良的本性使他们活成了不能分开的一家人。
本书从四十年代写起，终于八十年代，严歌苓以女性作家特有的细腻和体贴，以对中国当代史的深入、精到的把握，以一个跨国作家的宽阔视野，以及对人物命运深入、合理的推演，将一个身份暧昧难名、生命曲折跌宕的日本女人的在华故事形象生动地展现给了我们，显现了人性与生活的复杂与魅力。
这是大历史中小人物的生命歌哭，也是异国情感中爱与美的礼赞。
作者简介：
严歌苓，美籍华人，出生于上海，从军十五年，一九八九年赴美留学，获哥伦比亚艺术学院文学硕士学位。现为好莱坞专业编剧。出版有《一个女兵的悄悄话》、《绿血》、《花儿与少年》、《第九个寡妇》、《一个女人的史诗》等长篇小说《女房尔》、《美国故事》等多部中短篇小说集《天浴》、《少女小渔》、《扶桑》等电影文学剧本多次获得国际国内的文学奖项。
序
狼烟不止一处。三面环绕的山坡上都陆续升起狼烟。随着天际线由黄而红,再成绛紫,一柱柱狼烟黑了,下端的火光亮了起来,越来越亮。天终于黑尽,火光里传出“呕呕呕”的吼声。
村子里到处是女人们急促的木屐声。她们佝着腰蜷着腿跑得飞快,边跑边叫喊:“中国人来啦!”自从那种叫原子弹的东西把广岛和长崎夷为平地,中国人就常常来打一阵枪或扔几颗炸弹。女人们很快就习惯佝腰蜷腿地跑步。最后一次满洲招兵,四十五岁以下的老小伙子们也全走了,眼前剩下的村民中,绝大多数是女人。
女人们把自己家的孩子召唤回家,十五六岁的少年们已经在护村墙的射击口各就各位。护村墙有半米厚,上下两排射击口,绕村子一周。六个日本村子都有护村墙,是他们从日本刚来的时候筑的,那时都认为本部首长多此一举,这些天不一样了,代浪村的人们叫喊“中国人来了”,就像不久前全中国的中国人叫喊“日本人来了”一样凄厉。
三天前,六个日本村子的村民集合起来,向满洲最北边的小火车站开拔。那个站叫盐屯,在满洲最北端,是他们从日本来满洲时下车的地方。他们打算在盐屯搭乘最后一班开往韩国釜山的火车,然后他们会乘上回日本的船,顺着他们多年前的西进渡满路线回去。六个村子加起来,三千多口人,不少人把牲口也带上了,给腿脚不灵的老人和不耐劳累的孩子们骑坐,或者拖拉行李。
在盐屯站等了一夜一天,等来的却是本部的电报,让村民们立刻退回村里,因为大批苏联坦克已经过了中苏边境,也许会跟他们迎头撞上。代浪村的铃木医生跳上火车,叫村民们别听本部的,前进和后退都是赌博,真正的日本人应该选择前进。火车空空地开动了,一个空空的窗口,伸出铃木医生不甘心的脸,还在叫喊:“跳上来吧!笨蛋!”
狼烟弥漫过来,低低地压在村子上空,给秋后骤冷的空气凝成一股浓烈的辛辣。火光渐渐繁衍成无数火把,漫山遍野,全中国的人都来了似的,吼声远比枪声吓人:“呕……呕……呕……”
一个趴在射击口的少年先开了一枪,所有少年们都朝火把开起枪来。他们闭着眼咬着牙,朝密密麻麻的火点子开枪。那些火点子其实还在几里路之外。火把越来越多,一团火光霎时就能繁衍出一群火把。火把却不靠近,吼声也始终远远的,如同天边滚动的闷雷。
村民们被村长召集到村神社前的空地上,看来不撤也得撤了。
天就要亮了,远处的小火车“呜”了一声,或许又载来几十车皮的苏联大兵。村长的紧急通知说不背行李,只背孩子。谁也不听,撤离“满洲国”怎么可以不带行李。
他们的村长不该是疏忽这样重要细节的人,这样的大撤离沿途一定会有食宿安排。女人们的脸上都有一种终于熬出头的安详。多年前他们从祖国日本来的时候,旗号是“垦荒开拓团”,那时谁也不知道舒展无垠的田野是他们的政府从中国人手里夺来的。现在中国人的大清算开始了。前几天集市上死了一个崎户村的村民,死得很难看。
五十一岁的村长站在十多个元老前面,沉默地等待木屐声响停下。他说不要相互打听,也不要小声议论。人们照办了。他又说,站得近些,再近些。人群有秩序地动了动,很快形成一个方阵。
婴儿们都在母亲怀里或背上睡着了,大一点的儿童靠在大人身上打盹。村长的声音低低的,透着抽一夜纸烟的干涩。他说决定是他们共同投票的结果——他和活着的全体元老:一切必须在天亮前结束。村长不是善于言辞的人,想不出话来说的时候就给人们一再鞠躬。他吃力地表达了他的意思:大日本国人是太阳的臣民,战败的奇耻大辱远比死亡更加痛切。
他又说苏联大兵昨晚在附近一个日本村子里毙了三四个日本男人,抢得一颗粮食一只家畜不剩,比匪盗还匪盗,比畜牲还畜牲。再看看这些山上的狼烟吧!没有退路了!中国人时刻会冲下来!用中国人的话说,他们现在的处境就是“十面埋伏”、“四面楚歌”。
这时站在最后面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孩子往一棵山毛榉后面一闪,然后她缩起身子飞快往村里跑去。女孩突然发现她的耳环不在耳朵上。耳环是金的,是她从母亲首饰盒里偷偷拿的,只为了爱美和好奇。
崎户村是女孩母亲的娘家,女孩的家在铁道那边的代浪村。十天前,世道刚开始乱,母亲叫她来崎户照顾有中风后遗症的外祖父。一个深夜,行走不便的外祖父却走失了。外祖父的尸体是村里的狗们发现的,大半个身体在河水里,一双脚卡在河滩的石头缝里。外祖母没怎么哭,能以这样的死来体谅她的丈夫,她很知福。
找到耳环之后,女孩飞着两只赤脚往村神社跑,木屐给她抓在手里。
女孩错过了情形的急转。她的身影消失在漆黑凌晨之后,村长代表元老会说,他们替五百一十三个村民做了抉择。村长说他替大家选择了一条撤离“满洲国”最尊严、最不痛苦的路线。对于女人,是捍卫贞节的唯一路线。
人们开始觉得蹊跷了。瞌睡得东倒西歪的孩子们也嗅出命运的不幸气息,全都抬头看着自己的长辈。两个女人不自禁握住了彼此的手。站在最外面的一个女人拉着五六岁的男孩往边上溜了一点,看看,又溜一点,只有一步就要溜进到春天才栽的那片杨树林里了。村长和元老们到底要对他们干什么……
元老们肃杀地站在村长身后。村长宣布了他们的决定。他说,是日本人,就和日本人一块尊严地去死。元老会想方设法才弄到了足够的子弹。
人们都惊愕地进入了刹那间的休克。半晌,一个迟钝的人说,是一起自杀吗?为什么?!有的女人哭了:我要等我的丈夫从前线回来啊。村长的声音突然一改,变得凶恶,阴毒。
村长说:你们想背叛全村吗?
这时候黑暗已经稀释,每一秒钟天色都浅淡一层。
取了金耳环回来的女孩此刻站在十来步开外,她正好听到了“自杀”二字。
村长说是好样的日本人,就好样地死去。他决定由一个元老下手,给每人一个好死。那个元老枪法很准,两次世界大战都没死成,这次如愿要为国家捐躯了。就在这个摆放着他们先人灵位的神社前面,每个人都会体面地倒下,死在自己人的群落里。
女人们开始乱了,语无伦次地找着借口,不愿意接受“好死”。这些女人谢谢村长,请他别领导她们去死。孩子们不完全懂,只明白“好死”不是什么好事,一律张大嘴,直起嗓门,脸朝天大哭。
枪声响了。只是一枪。人们看见村长倒在地上。什么都是预先安排好的,村长领头做好样的日本人。村长妻子呜呜地哭起来,嫁给村长之前,她也对着母亲这样呜呜地哭过。现在她哭着就慢慢躺在了汩汩冒血的丈夫身边,就像新婚夜哭着躺在婚床上。她活着的每一天都没想过拧着丈夫的意愿。女人们都呜呜地哭起来,村长夫人这样给他们做榜样,她们还想往哪儿逃。第二声枪响后,村长夫妇成双归去。
那个七十岁的元老放下冲锋枪,看了看相依而卧的村长两口子。他们的孩子全死在战场上,现在老两口赶去大团圆了。接下来是那几个元老。他们站成一排,背也不驼了,一个八十岁的老头,嘴里拖出口涎,却也不减庄重。老人们很有秩序,一个一个来,如同战败后粮食短缺,排队领饭团子。几分钟之后,老人们的晚辈们全聚拢到老人们身边,聚成永恒的全家福。
不知为什么人们渐渐安宁了,每个家庭都以老人为中心聚拢起来。孩子们还在懵懂,但感到一种奇特的安全。安全感使一直在嘶鸣的婴儿们也静下来,拇指伸到嘴里,头慢慢地扭来扭去。
这时候一个声音在叫喊:“多鹤!多鹤!”
叫多鹤的十六岁女孩此刻瞪着一双疯狂的眼睛正看着这一切。她看见外祖母孤零零地站在那里。所有人在此时唯一的恐惧是没有一具自己的骨血热热地贴着你倒下,再一块儿冷下去。女孩多鹤此刻决不要这种天伦相依。一家一家抱成了团,枪弹都打不开他们。枪手的样子已经不像人了,满脸满手的鲜血。他的枪法很派用场,偶尔有叛变集体的人,魂飞魄散地撒腿朝广场外面跑,他的子弹很轻巧地就追上了他们。他渐渐有了经验,好歹把人们撂倒。撂倒就好办了。他的子弹准备得很充分,够他把死亡双份地分发给每个人。
叫多鹤的女孩看见枪手停了下来,她听见什么异样的声音在很近的地方响着,她已经辨别不出声响是她的上下牙发出来的。枪手东张西望了一会儿,抽出一把插在腰间的武士刀。刚才他的射击成绩不理想,还需要他用刀返工。所有的返工也完成了,他看看刀,又用拇指在刀锋上刮了刮,把它往身边一撂。刀被热血泡软了。他坐下来,解下鞋带,将它的一头系在冲锋枪的扳机上,另一头绑在一块石头上。他脱下泡透了血足有十斤重的鞋子,袜子也是血红的。他两只沾满血的脚夹住连在扳机上的石头,一个打挺。
“嗒嗒嗒……”
过了很多天,叫多鹤的女孩子满脑子都是“嗒嗒嗒”的枪声。
听了多鹤颠三倒四的叙述,五个村长先后跌坐在收过秋庄稼的地平线上,跟初升的太阳同一高矮。
坐了十来分钟,代浪村的村长站起来。四个村长也跟着站起来,谁都没拍屁股上的泥土。他们得进村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帮上忙的。帮着合合眼,拽拽衣服,或许还有一两个需要帮着结束抽动、呻吟、活受罪。
透过树的枝叶看,五百一十三个男女老少像是在野外扎营,一齐睡着了。土地淤透了血,成了黑色。血真是流得阔气,泼溅在树干和树叶上。有这么一家人,枪子都没有打散,血也流成一股,从两块石头之间的浅槽往稍低的地方涌流,却过分稠厚,在石头边沿凝结出一颗巨大鲜红的血球,凝而不固,果子冻一般。
多鹤跟在自己的村长身后,血的气味膨胀在她的鼻腔和喉咙口,她快要闷死了。她本想找到自己的外祖母,但很快放弃了:大部分人都是从背后中弹,因此全是面朝下倒下的,她没有一丝力气和胆量去一个个地翻身辨认。
原先村长们来崎户村是要讨论撤离“满洲国”的路线的,现在明白了崎户村的最终发言。在附近的日本村庄里,崎户村是头目,因为他们是第一个从日本迁来满洲开拓的。这时代浪村的村长突然捂住了多鹤的眼睛。他面前,是枪手的尸体。代浪村的村长和这个两度参加世界大战的老神枪手很熟。老神枪手靠在树干上,枪还在他怀里,扳机上拴的石头已经从鞋带上脱落下来。子弹是从下巴射进去的,这时他那个成了空穴的头颅祭器一般对着天空。
代浪村的村长把自己的外衣脱下,罩在老神枪手残留的半个脑袋上。看来没有什么让五个村长插手帮忙的。那就点把火吧。
代浪村的村长说话了。他说,应该这样:每个村的枪手务必负责到底,保证在点上火之后再向自己开枪。村长们应答说,也只能这样,只能依赖枪手的无私了。确实是个遗憾,枪手最终要把自己的遗体留给中国人或苏联人去处理。
他们谁也没注意叫多鹤的女孩子正悄悄地走开。一脱离他们的视线,她就狂奔起来,背后跟着好大一蓬头发。她不是个善跑的女孩子,如此疯狂地奔跑,也去不掉两胯的那点忸怩。多鹤要跑十多里路,要冒险穿过苏联人出没的铁道,跑回村里去告诉母亲,村长要替大伙当什么样的家。她必须以她不善跑的两腿和村长赛跑,赶在他前面,告诉她看见的那颗全家人的血凝结的血球,以及老神枪手对着苍天的大半个颅腔,他七十多年的记忆、智慧、秘密念头白里透红地飞溅在树干上。她得告诉村邻们这些,让他们在“好死”之前多一些选择。
就在她看到铁道桥时,从崎户村方向又传来枪声。多鹤脚步乱了一下,然后跑得更快。下了坡,就是铁道桥,已经能看见铁道上停的几节火车皮了。一节车皮的门口蹲着一个苏联大兵,似乎在刷牙。多鹤脸上被树枝划出一些口子,此刻被汗水蜇得生疼。她不能从桥上过河,只有沿着山坡向下游走,找个水浅的地方趟过去。而往下游去的山坡上一律全是榛子树,又密又野,跟它们一棵棵撕扯,她没有时间也没有体力,万一她这点水性不够过河呢?
多鹤并没意识到自己在抽泣。世上竟有这样彻底的无望。
她突然掉转头向另一个方向跑去。离此地不远的一个屯子里,有三个常给她家做活的中国人。母亲叫其中一个三十来岁的中国汉子“福旦”。他们和母亲处得不坏,偶尔彼此还笑笑。多鹤可以找福旦送她回家,苏联大兵会把她当成中国人。多鹤跟母亲来过这个屯子一次,是跟着福旦来看一个草药医生。可是她一句中国话不会说,怎么能把福旦说动心,掩护她穿过苏联人把守的铁道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