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到往后跟她见面的日子越来越少，我倒巴不得能为她多做点儿什么，赶紧跑到站台的小卖部去，买了一堆瓜果梨桃之类，抱回来，乖乖交给甜妞，问她够不够。
“够了，足够了。”甜妞接过去，招呼周围的同事，给这个，给那个，一会儿工夫，就送个精光。
这么一来，许多女孩儿的视线都被吸引了过来，唧唧喳喳，似乎议论着什么，有的干脆把甜妞叫过去，问她身边的那位是谁，甜妞顺嘴说了一句什么，然后，女孩儿们就是一阵笑声。我猜，甜妞准是说我是她马弁、随从或狗腿子什么的。绝对错不了。
到点了，女孩儿们排成一队，点名，宣布注意事项。送行的人只能站在一侧列席，我也站在那，傻啦吧叽地看着，看着甜妞，而甜妞却始终凝视着天桥那头，看也不看我。
我觉得我特卓别林，就差一顶礼帽和一根拐杖了。
列车早已停在那里，甜妞她们排队上去，许多女孩儿挤到车厢的窗口，跟家人告别，一片叮嘱声伴奏着一阵抽泣声，弄得挺伤感。我等着甜妞也探出头来跟我说点儿什么，可是她迟迟没露面。我心里特别空洞，只有血液在流通。
随着一声长笛，车身移动了，越来越快，越来越快，突然，甜妞从窗口伸出手来，我紧跑两步，攥住她，我觉得她的手特凉，凉得像一块冰。这时候，我发现，她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你西服里面的衬衫领没抻好……”她说，后面的话被列车巨大的轰鸣声掩盖了，没听清。
列车开走了，送行的人也走了，站台上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站着，站台就显得异常的辽阔。太阳把我的身影投射在水泥地上，小小的一截。站台是贾樟柯喜欢的外景地，不是我喜欢的，我不喜欢分别，我更担心她一去不复返……
我一把揪下吊在脖子上的领带，扔掉，走出车站。领带随风飘出去老远老远。
久不写信，拿笔都皱巴，笔帽咬得伤痕累累了，也没写出几个字。罗素进店来见我一本正经地对着十六开的信纸抒情，笑我老土，说现在谁还写信呀。
“都用手机发短信了。”她把她手机上的一条短信给我看：女人八岁，你要编故事哄她睡；女人十八岁，你要编故事骗她和你睡；女人二十八岁，不用故事就和你睡；女人三十八岁，她会编故事骗你和她睡；女人四十八岁，你要编故事不和她睡。“好玩吧？”她问我。
“好玩，还含有一种另类的智慧。”我笑了一阵，又坐到桌边继续写信。
“给谁写信呢，这么用功？”
“嗨，都是柳彬惹的祸。”我说。我不知该不该把实情告诉她。其实，也就屁大一点的事，只是因为出在柳彬的身上，才显复杂——柳彬好面子。不过就是他把一个女记者睡了，到日子人家没来癸水，疑是有孕了，他要买验孕纸，试试，验证一下是不是真的中靶打了个十环。本来这出戏里没我的什么事，可是他偏叫我买验孕纸给他寄去，这就是我的不幸了。
柳彬在来信里千叮咛万嘱咐，要我一定为他保密，若是让媒体知道了，铺天盖地的花边新闻非把他活埋了不可。他还用特快专递把我的那本《南行记》寄了回来，说是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这小子，真他妈的会装孙子！
我恶狠狠地在信纸上写了一句：往后，管好你的毛瑟枪！就丢了笔。
跟罗素打个招呼，我就去药房了，柳彬需要的东西，大概只有那里卖。可是，到了门口，我还是有点儿犹豫，有点儿抹不开面子，壮壮胆儿，就进去了。里面多是女的，男的只有一个，在看报纸。我过去，像特务对暗号似的压低声音问，“劳驾，有验孕纸吗？”那男的显然也是懂幽默的，也对着我的耳朵用同样低沉的声音回答，“有，要现钱。”出了药房，赶紧跑到邮局，把验孕纸和我的信用特快专递寄走了。我不禁长出一口气，暗想，要是姓柳的真验出了什么，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其实，柳彬大块吃肉、大碗饮酒的豪爽一直是我喜欢的。赌酒，醉得一塌糊涂，还是不服输，好几次，都是我把他拖回家的。他最做不来的是钓鱼，一手垂竿，一手看书，我以为是享受，他不行，用不了一泡尿的工夫，他就丢掉鱼竿，到河沟捉泥鳅去了。这么率真的一个人，“教我如何不想他！”
回书店，正赶上一拨管市容的查卫生，说是累了，坐下来歇歇，几个中年汉子缠着罗素春秋战国东周西汉地扯闲篇。看见我，罗素就一个劲儿使眼色，让我解围，我立马过去又嘘寒又问暖和气可亲，查卫生的说，“你们这里干净，到底是有文化的地方。”我说，“这年头，泛文化主义流行，遍地是文化，稍不小心就会被文化绊个跟头。你看，吃一顿是食文化，喝一杯是酒文化，操一回是性文化，”我没说完，罗素又插一嘴，“连拾破烂的老爷子从事的也是垃圾文化。”在场的没不笑的，赞不绝口地说，“有文化，有文化。”
我再次见到程帆，竟是在报纸上，罗素看了看，说他比去年瘦多了。
去年，也是这个时候——
“这本书你们收吗？”一本1928年开明版的《桃园》，这个小伙子居然就这么随随便便地卷成一卷，揣在裤兜里。翻来一看，竟是初版本，竟是钱君匋绘制的封面，而且竟还有废名的亲笔签名！
我登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看过书，再看他：小伙子二十出头，白白净净，还戴着一副金丝眼镜，挺文静。
这本书一定是要收的。虽然我是个卖书的，可是我收书的兴趣似乎更大，尤其是心仪已久难得一见的好书。我对罗素曾说过，卖出去的书，对我而言，就像嫁女儿，舍不得也不能让她做一辈子的老姑娘；收书就不一样了，收书像娶媳妇，自然是心花怒放。
“你这本书是家藏的吗？”我问，“你还有可以出让的书吗？”我又问，“能告诉我你的名字吗？”对我的问题，小伙子一概拒绝回答，倒让我想起香港电影最常见的一句台词：你可以保持沉默，不过你所说的一切都将成为呈堂证供。
以后，小伙子隔三差五就拿几本书来，什么叶圣陶1922年出的《隔膜》啦，什么朱湘1934年出的《石门集》啦，都是上佳的版本，多半还钤有藏书名家的印章。
很少见这么洒脱的小伙子，似乎根本不屑于讨价，随你给，给了钱也不数，往兜里一掖，完事。
这样一来，我倒对他多了些关注，交易时总是尽可能地跟他聊上两句，熟识了，他也说说家常，却只字不提那些书的来历。罗素猜他是大宅门里出来的公子哥之流。我看不大像。
“哪天，我带你去看看我的书。”一天，他突然说。太好了，善本书即使得不到，开开眼也是好的，聊胜于无嘛。
这时候，我已经知道小伙子的名字叫程帆。
隔几天，约好时间地点，程帆说等我。我兴奋得几乎一夜没睡，心情竟像一首老歌谣唱的那样：月亮光光，打开城门洗衣裳，衣裳洗得白净净，明天好去看姑娘。
转天，到了地方，发现竟是图书馆。程帆带我穿过一道长廊，又拐了几个弯，打开一扇大门，一股子霉味扑面而来，呛鼻子，进去，但见落了厚厚尘土的大屋子里堆满了书，显见是很久无人光顾了。程帆说，他也不常来，拿给我的书都是在靠门口的地方随手取的。我一本一本地翻看，俱是民国年间出的书中珍品。这似乎是私人收藏，每册都钤了章的。程帆说，都是过世的藏书家捐献的。
往里走，套间里的藏书的待遇也一样的糟糕，像大家闺秀落魄成了陪房大丫头。我问程帆为什么不把这些书摆在书架上，程帆说，馆里的经费紧张，买不起这么多书架。我又问程帆把书这么随便乱丢，不怕霉烂了吗，程帆说，古籍室的条件不错，那些珍贵的宋版明版都是放在书架上面的，室内还有空气除湿器。我说这些书也很珍贵的，程帆说，不过才几十年的历史，不值钱。我想说这都是藏书家们的身家性命啊，怕是说也白说，还是不说罢。
程帆指着书堆说，这些书你可以随便挑，拿走，总比扔在这里糟蹋了要好。我问他为什么对我如此慷慨，他说他的女朋友管他要一款诺基亚新手机，要你帮忙。就这么一点要求？我问。他说，是，就这么一点儿要求。我说让我回去考虑一下行吗，他说行。我没耽搁，逃也似的离开了程帆。
“兄弟，听我一句劝，收手吧，别再这么做了。”临走，我对程帆说。程帆笑一笑，至今我也无法理解他笑的确切含义。
“往后程帆再来书店，我就跟他说，他是不受欢迎的人。”回来，我把在图书馆的所见所闻都告诉了罗素，罗素当下就暴跳起来。我大口大口地喝着咖啡，默默不语，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太大了，我需要平静平静。“你的脸色难看死了，快去长椅上躺一躺。”罗素惊讶地说道。
罗素这么一咋呼，惊动了那些常来常往的老主顾，都围过来，问要不要打110叫救护车。我苦笑一下摆摆手，用不着——只是那些藏书家太可怜了，我心里说。
奇怪的是，自图书馆那次分手之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程帆。只要铃铛一响，有人进来，我就赶紧看看是不是他，我急着把他拿来的那几本书还给他，放在我手里，烫得慌。
“也许他是良心发现了，”罗素宽慰我说，“武侠小说里怎么说来着，对了，金盆洗手。”
……报纸上的图片新闻说，一个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监守自盗，在两年间盗取馆藏图书达两百册之多，日前，已被公安机关收审。但是，只字没提他所盗取的书都是藏书家捐献的。
周末，在书店里搞一个小型书友会，是我的主意。上周，海报就贴出去了，虽然海报很快被专治阳痿早泄的小广告覆盖了，但还是来了不少的人，不过，中老年居多。
我只好停止营业。给来宾准备坐椅板凳就够我忙的，不知谁还带来了俩记者，俩记者也没长眼眉，这么忙还要问这问那，幸好罗素在，对付他们绰绰有余。来的人当中，大部分都是我的主顾，熟悉，我得负责给他们相互引荐，跟说媒拉纤差不多，难怪罗素管我叫“阮妈妈”。阮妈妈就是《花为媒》里赵丽蓉演的那个。
都是同道中人，自然有共同语言，各自拿各自的藏书或展示或出让或交换，显得还挺繁荣。我为我能够给他们提供这样一个场所而自鸣得意，可惜，得意得太早了，这不，那头的两位口角起来，我赶紧得过去解劝，口角是因为两位褒贬对方的书引起的——
一个拿着一本《情书一束》的书友跟一个拿着一本《爱力圈外》的吵吵：“张资平的书有什么收藏价值，你还拿来做宝贝，不过是些三角恋爱的俗套子故事，况且他的小说大都还是雇用枪手来写的，他充其量就列个提纲或润色一下而已。你的那本《爱力圈外》，据说就是一个叫金石声的代笔写的。当年，黎烈文腰斩张资平，一点儿不冤他。”
拿着一本《爱力圈外》的这位也嘲讽拿着一本《情书一束》的那位说：“我的书没价值，那么你的呢？也就是一本末流作家写的一本末流小说罢了。章衣萍出了这本书，到处吹，一会儿说要译成俄文，一会儿又说要译为英文，甚至跑到小报上去登消息，说这本书要禁了，吸引读者去买，还张口闭口就说——我的朋友胡适之，呸！”
很多人饶有兴趣地听着看着，很少有人拦着劝着，我就有点儿生气，“别吵了，讲点儿斯文好不好？”
“是他先进行人身攻击的。”一个说。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另一个也说。
我只想让我的书友会顺利地进行，而且保持着热烈而友好的气氛，于是，我把他们隔离开来，站到了两个人的中间，指着满屋子的书架说：“说实话，上面的任何一本书，都比你们的这两本有价值。”
这下子，把他们两个人都得罪了，反倒携起手来一齐来指责我，“小小年纪，没渡过几条河，也没爬过几座山，狂什么狂！”
“你看，两条老枪怎么都瞄准我了，这不是倒霉催的吗？”我这么一说，都笑了，他们俩也笑了。
好了，风调雨顺了，又是一片艳阳天。
显然，这个小小的插曲并没影响我高昂的情绪，我穿梭于这些年龄比我大得多的同道中间，欣赏着他们的藏品，遇到较为稀少的版本，我就随手记下来，留待以后写进万喜良版《贩书偶记》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