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坚碑子，夏天义的五个儿子和媳妇就吵闹开了，依上善出的主意，碑子钱和竖碑子的费用各家分摊，而庆玉庆满和瞎瞎坚决反对，理由是原先分摊的是庆金负责安葬夏天义的，现在老人遇到了这事，省了多少花销，这碑子钱和坚碑子的费用还能再分摊吗?淑贞说，是省了些程序并不省花销呀，灵堂要设的吧，来吊孝的人要招待吧，如果不分摊，这碑子就不竖了!商议不到一块儿，上善气得就不管了，是夏雨主动提出来，把他给他爹准备的那块石碑先让给他二伯。
石碑从西山湾石匠那儿拉了回来，也正好是县上调研的人进了清风街，他们第一个要找的就是夏天义，当知道夏天义已经死了，就说：“他怎么在这个时候死了?!”这话很快传开来，清风街的人就不知道了调查人到底来调查什么，不敢多言语。
庆金去请赵宏声给石碑上题辞，赵宏声便推托了，说：“写上‘夏天义之墓’?那太简单了。
夏风临走的时候说了，他要给他爹墓前竖一个碑子的，概括一句话刻上去的。
二叔英武了一辈子，他又是这么个死法，才应该给他的碑子上刻一段话的，可这话我概括不了，咱就先竖个白碑子，等着夏风回来了咱再刻字吧!”
赵宏声的话也在理，那滑脱下来的土石崖前就竖起了一面白碑子。
从那以后，我就一直在盼着夏风回来。
2003年4月30日晚草稿完毕
2004年1月12日凌晨2点二稿完毕
2004年8月31日晚三稿完毕
2004年9月23日再改毕
后记
贾平凹
在陕西东南，沿着丹江往下走，到了丹凤县和商县(现在商洛专区改制为商洛市，商县为商州区)交界的地方有个叫棣花街的村镇，那就是我的故乡。
我出生在那里，并一直长到了十九岁。
丹江从秦岭发源，在高山峻岭中突围去的汉江，沿途冲积形成了六七个盆地，棣花街属于较小的盆地，却最完备盆地的特点：四山环抱，水田纵横，产五谷杂粮，生长芦苇和莲藕。
村镇前是笔架山，村镇中有木板门面老街，高高的台阶，大的场子，分布着塔，寺院，钟楼，魁星阁和戏楼。
村镇人一直把街道叫官路，官路曾经是古长安通往东南的惟一要道，走过了多少商贾、军队和文人骚客，现还保留着骡马帮会会馆的遗址，流传着泰王鼓乐和李自成闯王拳法。
如果往江南岸的峭崖上看，能看到当年兵荒匪乱的石窟，据说如今石窟里还有干尸，一近傍晚，成群的蝙蝠飞出来，棣花街就麻碴碴地黑了。
让村镇人夸夸其谈的是祖宗们接待过李白、杜甫、王维、韩愈一些人物，他们在街上住宿过，写过许多诗词。
我十九岁以前，没有走出过棣花街方圆三十里，穿草鞋，留着个盖盖头，除了上学，时常背了碾成的米去南北二山去多换人家的包谷和土豆，他们问：“哪里的?”我说：“棣花街的!”他们就不敢在秤上捣鬼。
那时候这里的自然风景和人丈景现依然在商洛专区著名，常有穿了皮鞋的城里人从312国道上下来，在老街上参观和照相。
但老虎不吃人，声名在外，棣花街人多地少，日子是极度的贫困。
那个春上，河堤上的柳树和槐树刚一生芽，就全被捋光了，泉池里石头压着的是一筐一筐煮过的树叶，在水里泡着拔涩。
我和弟弟帮母亲把炒过的干苕蔓在碾子上砸，罗出面儿了便迫不及待地往口里塞，晚上稀粪就顺了裤腿流。
我家隔壁的厦子屋里，住着一个李姓的老头，他一辈子编草鞋，一双草鞋三分钱，临死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一碗包谷掺糊汤，就是没吃上，队长为他盖棺，说：“别变成饿死鬼!”
塞在他怀里的仍是一颗熟红苕。
全村镇没有一个胖子，人人脖子细长，一开会，大场子上黑乎乎一片，都是清一色的土皂衣裤。
就在这一群人里谁能想到有那么多的能人呢：宽仁善制木。
本旺能泥塑。
东街李家兄弟精通胡琴，夜夜在门前的榆树下拉奏。
中街的冬生爱唱秦腔，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老婆都跟人去讨饭了，他仍在屋里唱，唱着旦角。
五林叔一下雨就让我们一伙孩子给他剥玉米棒子或推石磨，然后他盘腿搭手坐在那里说《封神演义》，有人对照了书本，竟和书本上一字不差。
生平在偷偷地读《易经》，他最后成了阴阳先生。
百庆学绘画，拿锅黑当墨，在墙上可以画出二十四孝图。
刘新春整理鼓谱。
刘高富有土木设计上的本事，率领八个弟子修建了几乎全县所有的重要建筑。
西街的韩姓和东街的贾姓是棣花街上的大族，韩述绩和贾毛顺的文墨最深，毛笔字写得宽博温润，包揽了全村镇门楼上的题匾。
每年从腊月三十到正月十五，棣花街都是唱大戏和闹社火，演员的补贴是每人每次三斤热红苕，戏和社火去县上会演，总能拿了头名奖牌。
以至于外地来镇上工作的干部，来时必有人叮咛：到棣花街了千万不敢随便说文写字。
再是我离开了故乡生活在了西安，以写作出了名，故乡人并不以为然，甚至有人在棣花街上说起了我，回应的是：像他那样的，这里能拉一车!就在这样的故乡，我生活了十九年。
我在祠堂改做的教室里认得了字。
我一直是病包儿，却从来没进过医院，不是喝姜汤捂汗，就是拔火罐或用磁片割破眉心放血，久久不能治愈的病那都是“撞了鬼”，就请神作法。
我学会了各种农活，学会了秦腔和写对联、铭锦。
我是个农民，善良本分，又自私好强，能出大力，有了苦不对人说。
我感激着故乡的水土，它使我如芦苇丛里的萤火虫，夜里自带了一盏小灯，如满山遍野的棠棣花，鲜艳的颜色是自染的。
但是，我又恨故乡，故乡的贫困使我的身体始终没有长开，红苦吃坏了我的胃。
我终于在偶尔的机遇中离开了故乡，那曾经在棣花街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情，记得我背着被褥坐在去省城的汽车上，经过秦岭时停车小便，我说：“我把农民皮剥了!”可后来，做起城里人了，我才发现，我的本性依旧是农民，如乌鸡一样，那是乌在了骨头里的。
我必须逢年过节就回故乡；去参加老亲世故的寿辰、婚嫁、丧葬，行门户，吃宴席，我一进村镇的街道，村镇人并不看重我是个作家，只是说：贾家老甲的儿子回来了!我得赶紧上前递纸烟。
我城里小屋在相当长的年月里都是故乡在省城的办事处，我备了一大摞粗瓷海碗，几副钢丝床，小屋里一来人肯定要吃捞面，腥油拌的辣子，大疙瘩蒜，喝酒就划拳，惹得同楼道的人家怒目而视。
所以，棣花街上发生了任何事，比如谁得了孙子，是顺生还是横生，谁又死了，埋完人后的饭是上了一道肉还是两道肉，谁家的媳妇不会过日子，谁家兄弟分家为一个筐篮致成了仇人，我全知道。
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九年的十年里，故乡的消息总是让我振奋，土地承包了，风调雨顺了，粮食够吃了，来人总是给我带新碾出的米，各种煮锅的豆子，甚至是半扇子猪肉，他们要评价公园里的花木比他们院子里的花木好看，要进戏园子，要我给他们写中堂对联，我还笑着说：棣花街人到底还高贵!那些年是乡亲们最快活的岁月，他们在重新分来的土地上精心务弄，冬天的月夜下，常常还有人在地里忙活，田堰上放着旱烟匣子和收音机，收音机里声嘶力竭地吼秦腔。
我一回去，不是这一家开始盖新房，就是另一家为儿子结婚做家具，或者老年人又在晒他们做好的那些将来要穿的寿衣寿鞋了。
农民一生三大事就是给孩子结婚，为老人送终，再造一座房子，这些他们都体体面面地进行着，他们很舒心，都把邓小平的像贴在墙上，给他上香和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