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站在场边聊天观察时，总是能惊奇地发现，这个只在欧洲两大上证明过自己的中国导演，的确有点东西。
今天应哈维邀请到访的斯皮尔伯格，感觉尤甚。
他在观察路宽指导下的这一组绕转切换的镜头语言。
所谓绕转切换，就是在一个动态十足的场景中突然加入一个镜头切换，非常具有冲击力。
例如现在刘伊妃和莱昂纳多在争执，两人嘴上吵吵着在房间走来走去。
刘伊妃离镜头稍近一些，她突然向远处的特拉沃尔塔走去，然后摄像机一个空切，从背后摆到左边。
设计得非常精巧。
“好，这条过了，下一条准备！小刘，记住你的走位。”
“是，导演！”
最近的拍摄异常顺利，给了她很大的信心，刘伊妃脆生生地应了一声。
路宽走到场内给主角团的三人讲戏。
“下面是一个突然转身的镜头，你们一起走，争执越来越激烈，这时候，突然莱昂纳多转身面对特拉沃尔塔。”
“紧接着小刘你要找准机位和镜头，站在他们两人中间，直面镜头。”
刘伊妃思考道：“这种不是库布里克凝视，只是我作为一个观察者给观众展示他们的争论？”
“没错。”
路宽看他们差不多都理解了，吩咐开机。
“来试一条。”
斯皮尔伯格站在一旁颔首。
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突然跑到另一个人的前面，再突然转身，是比较突兀的。
看起来。。。很煞笔。
像极了影视作品里的无脑桥段。
但是在电影中，观众看起来却是相当真实的，因为视角特征和第四堵墙的存在。
作为久负盛名的大导演，斯皮尔伯格知道这段戏的难度，主要在于摄影机和演员之间的配合。
拍摄的时候，摄影机必须要先比演员速度稍慢，这样才能慢慢减速停滞，而不是骤停，破坏画面的流畅程度。
而演员呢？
“咔！”
“Leo，你要先离摄影机有些距离，渐渐赶上它，在摄影机停下来的同时，找到自己最终的站位。”
“这不容易，多试几次吧？”
莱昂纳多经验丰富，在脑海中预演了一遍，秒懂。
“OK导演，再来一条。”
嗯，演员就应该这样指导，这才是一个标准的“突然转身”的镜头设计。
这个路宽的确很有经验，一点也不像才拍了两部电影的菜鸟。
“咔！过了，Leo的表现完美！”
片场掌声、口哨声响起，小李子耍宝给众人行了一个绅士摘帽礼，现场气氛轻松活跃。
上午的戏份拍完，路宽正准备和看了有一会儿的斯皮尔伯格打招呼，就看见吴尔善带着一位华裔女士从摄影棚外走进来。
“纯如姐，你来啦？”
路宽和斯皮尔伯格示意了一下，先迎上前去和张纯如握手。
从年初在柏林相遇，定下拍摄灾难片的约定，已经大半年过去了。
这段时间路宽一边在拍片之余完善剧本，一边托张纯如在霉国帮自己准备更多资料，总之都为这部意义重大的电影做足了准备。
只是两人都有些“近乡情怯”的感觉，越是重要的电影，越是重视的题材，越不敢轻易开拍。
生怕因为一些细节的疏漏导致不利后果。
这种后果反倒不是经济利益上的，是怕对这段不容诋毁的历史的阐述和解读出现误差和误导。
那真是要被永远地钉在耻辱柱上了。
几人到剧组的休息室，路宽从国内带了不少好茶，让这帮洋人也吃回细糠。
“我来介绍，大导演斯皮尔伯格。”
“中国表演艺术家，李雪建先生。”
“历史传记作家，张纯如女士。”
还有个脸皮厚的自己跟过来了。
“各位老师好，我是刘伊妃，中国演员。”
连同翻译在内，大家寒暄几句都坐定饮茶，只是几人的组合有些奇特。
不过这是路宽特意安排的结果。
知道哈维邀请了斯皮尔伯格，他特地把张纯如也从伊利诺伊州请过来，就是想一起聊聊大屠杀剧本和电影的事情。
张纯如脸色和精神状态比年初看到时好了不少。
有了新的人生目标，也暂时压制住了抑郁的心情，把精神和注意力集中到了新的方向。
“小路，我的车停在外面，里面有你需要的录像带和笔录资料，还有我自己整理的个人传记资料。”
路宽感激道：“多谢纯如姐，我找人复制一份，原件你带回去收好吧。”
斯皮尔伯格听得有些云里雾里，不过他倒是认识张纯如的。
当年她的《金陵大屠杀》在霉国出版，被《纽约时报》列为推荐读物和年度最佳之一，是畅销书榜上有名的作品。
“路，你是要拍关于大屠杀的灾难片？”
路老板笑道：“没错，所以今天才请你过来取取经，我对于这个题材手太生，又事关重大，心里一直很忐忑。”
刘伊妃看过他写这部灾难片的剧本，李雪建却是第一次听说，不禁心中好奇。
斯皮尔伯格重重地叹了口气，回想起自己拍摄《辛德勒的名单》的艰辛。
他很欣赏这位年轻的中国导演，但考虑到这样一部题材深重的历史电影，斯皮尔伯格却发自肺腑地想要劝阻他。
“路，你今年多大？”
路宽听得一愣：“22岁。”
斯皮尔伯格苦笑着摇头：“拍其他电影，你的年龄是优势。”
“拍这样一部厚重的灾难片，你的年龄是劣势。”
他开始讲述自己的拍摄经历：“1983年，我买下了《辛德勒的名单》的版权。”
“我找了当年被辛德勒救助过的一位叫作非佛博格的人，就是他为了报答辛德勒的救命之恩，倾尽一生对世界讲述了辛德勒的故事。”
“原著，当事人，还有无数我找人探访到的集中营幸存者，我信心满满地准备开拍。”
包括张纯如在内的所有人听着他讲述到这里，知道转折点要来了。
“所有人都没想到，只第一个月我都没有熬过去，我对着那些铺天盖地的惨痛史料夜夜失眠，每一个镜头我都在纠结！”
“我很害怕，很慌张，很不自信，我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把这样的题材的电影拍出很差的口碑，这是对很多民族都会造成影响的事情。”
这一点路宽和张纯如都是感同身受，后者在写书时也一直处在精神高度紧张的状态，一个字的误差和误解都是致命的。
“后来我一度想要放弃，我找到了波兰斯基，因为他本人就是集中营的幸存者，他的母亲也殁于奥斯维辛的毒气室。”
波兰斯基是一个波兰犹太裔的法国导演，他的作品以挖掘人性之恶、批判人性之罪而闻名。
路宽奇道：“你难道是想把电影交给他？”
“没错，我放弃了，我想让他替我拍，我甚至已经说服了环球的老板。”
结果不用问，波兰斯基肯定是拒绝了。
“波兰斯基对我说，这样一部电影不该带有太过激烈的私人情感，如果交给他来拍摄，这种强烈的仇恨会毁掉电影，变成一部毫无意义的血书。”
“1983年我37岁，比你现在还要大15岁，但一直到了十年后我47岁，才真正鼓起勇气拍出了《辛德勒的名单》。”
斯皮尔伯格真诚地劝告：“路，电影拍的是你们民族的血海深仇，你现在年龄太小，我建议你至少要40岁以后再拍！”
在场所有人都陷入了沉思，包括路宽自己。
“多谢，斯皮尔伯格先生，你的建议我会慎重考虑。”
大导演又去找哈维聊了一会就离开，路老板也有些心神不宁地拍完了一天的戏份。
6点多剧组解散，李雪建找到他。
“路宽，如果你真的要拍这部电影，我百分之百支持你，我愿意不要片酬出演任何角色！”
路老板回过神来，看着精神矍铄的李雪建笑道：“李老师，你不说我也得麻烦你，放心吧。”
下了戏，他拿着埃米尔下午找来的《辛德勒的名单》回到剧组办公室，这里有一台DVD。
厚重而悠扬的配音响起，路宽不知道是第多少次看这部教科书式的灾难片。
开头短短时间的三次转场，彩色到黑白，以蜡烛燃烧完成色彩的转变，用火车烟囱从小镇过渡到城市。
“路宽，你没走啊？”
刘伊妃怯生生地站在门外，看着整个人都陷进沙发的青年导演。
他抬头看了一眼，把手里的烟头在脚底踩灭，又走到窗边开了个缝。
“你怎么还在这儿？”
“妈妈带张纯如姐姐去酒店了，我看你这里还亮着灯。”
她瞥见电视屏幕上的内容：“这是《辛德勒的名单》吗？”
“嗯，过来坐下一起看吧，正好也学习下这些演员的演技。”
见他兴致不高，刘伊妃也没再搭话，两人聚精会神地看起这部黑白片。
突然画面上出现一个红衣小女孩，打破了黑白的构图。
刘伊妃指着电影中那一抹红色：“这是斯皮尔伯格特意安排的吗？”
“嗯，这叫反常规拍摄，他用这种色彩上的反常规拍摄调动观众情绪，也是电影全篇的转折，成为主角辛德勒心理转变的契机。”
这个女孩在现实中确有其人，是斯皮尔伯格从无数史料中发现的细节。
他还让自己的历史顾问搜集了三万多名临时演员的服装，在波兰张贴广告寻找当年的旧衣服。
《辛德勒》中有台词的角色就有126个，其中儿童演员全部都是辛德勒救助的幸存者的后代，意义重大。
光是花在历史顾问上的预算就超过100万美元。
这些都是斯皮尔伯格花了十年时间的充足准备，也是路宽需要借鉴和学习的地方。
似乎是打开了话匣子，路老板又指着纳粹军官阿蒙的扮演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