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阎锡山自己的意识或者说愿望来看，他也是用治国的方略来治省的。对于袁世凯、黎元洪们的中央政府，他以保全自身为目标而敷衍应付，自然不在话下。就是对国民党蒋介石的中央政府，他也是利我者用之。可以说，他在山西，一直是自行其是，另搞一套。他有理论，有纲领，有计划地试验和推行自己的设计。
行得通行不通，行得效果如何是另一回事，重要的是他一意孤行地坚持和探求自己的道路。从一九二0年开始举行“进山会议”起，他就有意识地在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外探寻另外的道路。到后来总结出“中的哲学”，提出所谓“物劳学说”，一直到跑到台湾后关门著书，洋洋百万言研究设计“建设中国”、“世界大同”的空头方案，既是一种执着的努力，也是一种愚顽的无奈。出于这种心理，阎锡山要求他的部下把他作为国家领袖来崇拜、效忠。长期处于山西第二号人物地位的赵戴文就公开承认：自己与阎之间是“君臣关系”。
应当说，这是在对其他所有部下“以身示范”。而到了抗战时期，在阎锡山出场时，高呼“会长健康”、“会长万岁”之类的口号就已经成为森严的制度。制造狂热的个人崇拜，是封建帝王思想的集中表现。
特殊历史时期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产生特殊的历史现象。阎锡山把山西搞成真正意义上的“独立王国”，本人在山西如此称王称霸，确实称得上是山西的“皇帝”。
但是，这个“皇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真正的称王天下的皇帝，所以谓之“土”。而个“土”，也显现着与当时的时代潮流不大合拍，与人们想像或期待中的皇帝模样不大一致，被人们讥讽或鄙视的含义。
一是说他有浓厚的封建性。虽然曾是反对封建王朝的革命派，但并不妨碍其心灵深处仍然是一方封建意识的厚土。对于儒家思想的尊崇，对于皇权或变相皇权的迷恋，对于民主共和和法制的轻藐……，这些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远比拖在脑后的辮子难以去除。
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虽然在反孔批孔的路上走得很为坚决，但诸多令人遗憾或愤怒的事实还是证明，封建观念、封建意识的力量远比人们意料中的要凶恶、顽强得多。适宜的土壤生长大树，茂盛的树木也强化土壤。阎锡山虽然在引进近代科学技术，发展山西经济方面有些堪称明智的动作，但其对封建文化和传统的依恋却是不可动揺的。
他的“思想日记”、“补心录”、讲演稿以及铭刻在府第墙上的“家训”等等，大量引用摘录的都是孔孟语录，发挥之处，虽然不乏思辨哲理的闪光，但基本上是在“仁义礼智信”的范围内转圈子。权力到手之后，他大兴土木在老家修建官邸以光宗耀祖，前后陆续二十多年，修起大小院落二十多个，房屋近千间，成为近代官僚中极为显赫的一处大庄园；
利用权势，除了在商业、工业、金融等领域为家族攫取暴利之外，还迅速在五台、定襄一带大肆抢收土地，集地不下二十万亩，成为山西最大的地主。他心目中的人生道路仍然是两千年来传统的封建官僚所走的道路。
有一则小故事记述了蒋介石夫妇1934年到太原时的情景。故事说：蒋介石夫妇到太原后，阎锡山的二妻徐兰森陪同宋美龄游览，其间到王靖国的公馆休息。王靖国的母亲说：“太太是当今的皇后娘娘，花不完的钱，享不尽的福，说起来甚也好，可就短生个娃娃。”徐兰森赶忙说：“没娃娃也不要紧。定襄七岩山上有个捞儿洞，可灵哩。
花上三元钱，在水里捞一捞，三元开泰，回来准捞上个娃娃。你人忙顾不上去，也能代替，我替你捞一个去。”此话将宋美龄逗得前俯后仰，大笑不止。——从宋美龄的笑声中，人们会感到阎锡山这个二夫人的可怜；但再一细想，不是也更看出阎锡山与蒋介石之间的巨大差距吗？蒋宋联姻，说得上是中国政治趋于现代文明的一大举措。
蒋在个人感情之外，还有着眼外面世界的开阔目光。而阎锡山却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原因，遵从父命，买来一个时仅十四岁的女孩儿为妻。观念上的这种巨大差距，必然会在政治上产生相应的差距，或许，这也是阎终究斗不过蒋的重要原因之一。
“土”的第二个表现，是阎锡山处世行事都比较保守。因为势力弱小的原因，也因为身处比较闭塞的偏僻山区的原因，也许还因为他精于计算、不肯做赔本买卖的原因，阎锡山一贯小心谨慎，凡事以保本为原则。冒险的事情不干，失大于利的事情不干，遭遇挫折，极易退缩，而为保全自己的利益，背信弃义，反复无常。
中原大战前后的此种表现可谓登峰造极。他还有极浓厚的地方观念，在全国以本省划线，在全省以五台划线，搞狭隘的地方山头。“学会五台话，就把洋刀挎”，这句民谣对他的用人路线可谓一针见血。在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时，建立牺盟会，所用的共产党人也要是山西籍的。
随后又成立的决死队，他在同意采用共产党军队的政委制的同时，只有一个条件，就是：坚持政委必须是山西人。日本士官学校时的学友孙传芳曾嘲笑他这种土里土气的保守观念，给他取绰号为“厨子将军”，讥笑他像厨子一样，终日周旋于菜板和锅碗之间，不肯不敢迈出一步；另一个学友李烈钧也认为他只配在山西老家出头称雄，实在是如同井蛙观天。
“土”的第三个表现，是阎锡山精于算计而表现出的“抠门儿”。这一半是因为，山西经济落后，财政紧张，不得不精打细算；另一半则是出于阎锡山本人的商人习性。他对于算盘情有独钟，常说“算盘珠子下有钱”。从大连返回山西在河边村家居时，到川至中学看学生上课，就给学生们出题
：以本钱银元一元，年息二分四厘（当时乡村的一般利率）复利计算，一百年之本利之和为多少？算下来居然有23亿之巨。阎锡山于是告诉学生们：你们这就知道算盘珠子的厉害了吧？当然，这一计算所显示的并非算盘珠子的力量，而是盘剥敛财的本领。
它折射出阎锡山内心深处的世界。以精明的计算来比方政治，同样能说明这一点。抗日战争结束后，阎锡山是坚决反对与共产党和谈的。为了说明自己正确，他以一个故事作比喻。他说：“太原开古董店的老板，都是善言巧语极富生意经的。比如一个康熙瓷瓶值六元大洋，他开口就要九元。顾主还他八元，他连声说，瓶子是八元五买进来的，由于你的诚意，我可照本钱卖给你，可你无论如何不能叫我赔钱呀。
顾主听讲得有理，被感动了，就用八元五买下了。可这一来，正上了古董商的大当。现在与共产党言和，就和向太原古董商买古董一样。”如此非夷所思的比喻，却正是阎锡山念念不忘的思路。这种精明算计的“抠”劲儿，曾经在紧要关头，给他带来致命的打击。中原大战时，他派往东北游说张学良的代表，就因手头拮据，无法买通关节，连张学良的面都难以见上。而蒋介石派出的代表则出手阔绰，活动自如，对张学良在关键时刻拥蒋反阎起了一定的作用。但这种“抠”劲儿，又在重大事项中，显示为一种刻意的节俭。
建设山西同浦铁路的过程中，也正是靠着项项工程都精打细算的精神，以有限的财力办了更多的事情。以当时最低的成本，修成了一条给山西带来巨大效益的铁路。
这样看来，用以讥讽的“土皇帝”的称呼，其实是相当确切的民间评价。
虚幻于“道”而精明于“术”
对于“主义”的重要性，阎锡山是看得十分清楚的。他说：“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政治能力的军队，抵不住主义能力的军队。”他也承认，“共产主义学说是世界上最具备‘一以贯之’的中心思想的思想体系”，“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富国际精神、奋斗精神、群众精神的著名政党”，承认当时的人类社会“露有一个私有的大空隙”，认为共产主义“至少可以煽动世界上十分之七以上的人民，向十分之三以下的人民进攻。” 因此，在设计和创立自己的“主义”方面，他可谓“锲而不舍，孜孜以求”。从开始的“进山会议”到后来的“理论研究会”，二十多年中，坚持不断。他也肯虚心地向专家学者请教，曾延请包括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者在内的许多文化名人到山西讲学，也曾不辞辛苦地、频繁地亲自参加和主持讨论。共产党领导下红军到达陕北之后，为了“思想防共”，阎锡山终于提出了自己的“主义”。他说：“他有主义，我们也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公道主义’。”为此，他亲自动手，编出了纲领性质的“主张公道歌”。歌云：
一、主张公道。公道才是社会真精神，主张公道不留情。扶助好官绅，打倒坏官绅，人民人民，大家兴奋。
二、热心。主张公道第一要热心，热心才能擒坏人。如有公务员，做甚不务甚，
制裁制裁，不稍留情。
三、公平。主张公道第一要公平，公平才能服众人。如有司法官，断案不公平，打倒打倒，不稍留情。
四、认真。主张公道第一要认真，认真才能做成功。如有坏军队，骚扰我人民，攻击攻击，不稍留情。
五、牺牲。主张公道第一要牺牲，牺牲才能成大仁。有人做汉奸，勾结敌国人，处死处死，不稍留情。
很明显，这只能是一种适应形势的宣传，而与“主义”无法相提并论。
阎锡山从大连回山西后，曾组织力量研讨“人群合理”的组织问题。他承认，“现社会制度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可怎样才是合理的制度呢？他强调：“井田的经济制度，传贤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最终他没有钻出儒家思想的圈子，也没有突破迷恋权术的桎梏。他的大量的以宣扬孔孟之道为中心的言论，也多是在处人处世方面发些似是而非或园滑无用的意见而已。就是说，在“道”的方面，他是个盲人；如果说他在理论或学说方面有过努力的话，其成绩也多在“术”的层次。
其实，阎锡山一方面下大力量进行理论研究，努力构筑自己的理论体系；而另一方面，却又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它。他用极大精力“创造”所谓“物劳学说”，本来是为了在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外另树一面旗帜，在两条道路之间另辟一条道路的。他却又在讨论会后对亲信们说：“政治是一种艺术。咱的物产证券就是口吹大洋。”还说，“按劳分配就是一支电鞭。电鞭在手，就可玩虎。”这充分证明，他并没有把理论当作一种指导行动的旗帜，没有把理论作为奋斗方向的指针，而只是把它当成一种可利用的手段。
既然如此，在那冠冕堂皇的理论词语背后，就还有一个真实的目标。
以他自己概括的“五大奋斗”而言，其中心目标不过是“存在”二字。当然，存在是现实的基础的目标，没有了“存在”，失却了“存在”，其它一切都无从谈起。然而，为了存在而存在，却不是立于历史潮流之中起引导作用的人物所应奉行的原则。充其量，它只能是跟随历史潮流盲目沉浮的人物立身的依据。所以，他的所谓五大“奋斗”，除了开始投身反清革命时对“满清皇朝的奋斗”及建设山西过程中“对自然的奋斗”，尚属可征可信外，其余无不一一大打折扣。“对北洋军阀的奋斗”吗？投靠袁世凯，出兵抗拒护法军，作何解释？“对日本侵略的奋斗”吗？抗战中与日寇暗中频频勾结，抗战后保留和利用日军对抗人民，又作何解释？至于“对共产党的奋斗”，也不为正统的国民党所接受。对他与共产党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行动，激烈的言辞指责他是“阴结共匪，贴祸党国。”
阎锡山精明过人，为了存在而所施行的种种方针策略，成功处在于，增强和发展了一个小省弱省的实力，使他能够走出山西，走向华北以至走向全国；而失败处也在于，最终不明大势，与民主共和的潮流相对抗，与广大民众的利益和期望相对抗，顽固反共，落得一个孤家寡人，彻底灭亡的下场。
不论阎锡山如何精明，不论他曾用过多大功夫，在主义的探讨，社会发展方向的设计方面仍然是虚幻的。各种努力的结果最终也只能说是“经营有术”而已。
本书无意也无力对阎锡山及民国史作全面的评述，只是期望以简洁明瞭的线条，勾勒阎锡山一生的踪迹。在叙述的过程中，对这个复杂人物作一些粗浅的分析，同时也表示对一般历史观的若干不成熟的认识。可能有不同于传统观点及方法之处，期望得到读者的批评指正。
一 参加起义 媚袁拥段 从都督到省长
出身于一个精明的投机商人家庭；从小接受儒家思想教育，长大后有过从事商业投机的经历，因家庭负债又曾落入社会底层；投考军校，留学日本，接受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加入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机敏、狡诈，善于算计而不露声色，得以在太原起义后一跃而成为山西都督；势单力薄之时，寻找和投靠强大后台是生存的需要。逢迎袁世凯，拥戴段琪瑞，终于将山西军政大权独掌手中。
投考军校，留学日本，参加同盟会
山西省的北部，佛教圣地五台山所在的县就叫五台县。五台县有个名叫河边的村子（现已划归定襄）。村子的东边，是高高耸起的五台山余脉文山，西边是大片开阔的平川，不远处有滹沱河流过。“文山钟秀，沱水环流”，在多山而贫瘠的晋北高原，这里是一方富饶的土地。
1883年10月8日（清光绪九年九月初八），一个日后在山西大地上耀武扬威，与这一方大地命运紧密相关的男孩出生在这里。他的乳名叫万喜，字百川。其父阎书堂，字子明，继承了祖上留下的一份田产，辛苦经营，日子过得很是殷实。阎书堂心地活络，处事精明，十五岁就开始经商，在一家商铺当小伙计。他聪明机灵，为人谦和，又善于说话，善于讨好和笼络人，不几年就锻炼成为一个老练而奸诈的商人。他不满足于靠着有限的黄土地谋生，一直想找机会投资商业，赚大钱，获大利。在儿子出生前一年，他在县城投资经营了一处名叫“吉庆昌”的钱庄，主要经营高利贷，出钱帖子，也兼营点杂货。所谓“钱帖子”，就是用木版自行印制的纸币，可在一定的范围内流通使用。阎书堂略通文墨，交际也广，只不过三几年时间，就把这小钱庄经营得十分兴旺，使阎家成为河边村殷实的大户。因此，阎万喜来到世上的时候，进入的是一个富庶的小绅士家庭。
不幸的是，他六岁时，母亲生了一场重病，撇下他走了。其父娶来继室后，家中难免常生纠葛，于是把他送到老丈人家寄养。外祖父家在河边村也是数得着的富户，俩老人对这没娘亲的小外孙特别疼爱，娇生惯养，照顾十分周到。家里又有几个表兄弟一起玩耍，因此，他在外祖父家生活过得还好。但自幼失去母爱，毕竟在他的心上留下了深深的阴影，所以性格也变得有些乖僻。表面上沉默寡言，驯顺听话，实际上却倔强固执，顽皮胆大。孩童时代，就常常腰挂木刀，自封为指挥官，将小伙伴们分成两队，呐喊打仗；上树掏鸟蛋，下河玩水，有一次竟将附近狼窝里的小狼崽偷出来挂到树上，惹得母狼在村边昼夜嗥叫，使全村人惊诧不已。9岁上，小万喜随其表兄弟一起入私塾读书，先后读过《三字经》、《百家姓》、《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等，打下了较好的文化和儒学基础。他学习用功，成绩也好，受到先生的赞许。随着年龄增大，也时常惹事生非。12岁那年，因与同学玩恼了，吵得性起，便掏出随身带的小刀把同学刺伤，成了个不好惹的小霸王。阎自己后来回忆说：“我是个有傲性的人。我不愿意人笑我，亦不愿我笑人。十三岁时，在本村学校读书，曾因参加村中元宵节演武会，将鞋脱脚，飞到观者头上，致观者大笑，此后我决定再不参加演武会致人笑；又在村中观剧，见剧人以种种笑态博取观者大笑，遂决定以后再不观剧以笑人。”显示了他性格中内向、自律的特点。到15岁，四书五经基本上读完了，外祖父母也觉得不好管了，就让其父领他回家。
阎万喜回到家后，父亲一心想把他培养成精明的商人，就让他到自家的钱庄里当了小伙计。他学习生意很用心，站柜台，照料铺面，记账……，不多时，算盘就打得精熟，而且在父亲的调教下，学会了一套送往迎来的本领，不管什么样的客人上门，都能应对得面面光滑。他名义上是小伙计，实际是少东家，他很注意结交朋友，笼络人心，在钱庄里人缘不错，颇得好评。第二年，就是16岁时，听父母之命，从媒妁之言，阎万喜就娶亲成家。媳妇徐竹青，娘家离河边不远，也是一个富庶之家。徐竹青没有上过学，是个恪守封建礼教的家庭妇女，夫妻感情甚好。
经商小有经验后，其父就把他放出去，让他外出讨债，参与“虎市”活动。当地当时流行一种叫做“打虎”的金钱生意。五台及周围县都是山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各地的银子与制钱（即流通的铜制小钱）之间的比价出入较大，且经常波动，时高时低。这种生意就是利用银两与制钱兑换的高低变化的差价，买进卖出，进行金融投机的。交易双方不需要交付现金，也没有什么严密的手续，往往成败就在一念之间，因而风险极大。但一旦成功，也获利丰厚。阎万喜成家后，在父亲的调教下，也钻进了“打虎”的旋涡之中。他千方百计四处打探消息，掌握行情，预测变化，用心捕捉时机，积极替其父出谋划策，屡屡见效，为“吉庆昌”牟取了可观的利润。不长时间，就显露出他敢于冒险，善于投机和精于计算的才干。
正是家庭的这种影响和在钱庄的这一段经历，给阎万喜的人生哲学打下了基础。市场行情的观察把握，人情冷暖的变幻应对，利害盈亏的精打细算，顺逆进退的见风使舵，这些在精明的商家身上必备的才能，他都具有了。后来，他把这些本领用到了政治上，把政治当作一场有更大风险也更有利可图的买卖来做：观望不定时决不冒然出手，用模棱两可、讨好各方求得左右逢源，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有利可图，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应当说，商场如战场，商场投机的眼光和权术，与在军阀混战的乱世中生存发展的经世学问和政治谋略相通相似。
阎家的生意做得红火，但是好景不能常在。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正当阎万喜干得如鱼得水之时，其父阎书堂栽了个大跟斗。投机失败，血本无归，债台高筑，繁华一时的“吉庆昌”破产了。阎家父子一下子陷入贫困的深渊，为了躲债，父子俩背井离乡，外出流浪，先后到过定襄、崞县等地。躲债流浪一段时间之后，阎万喜回到河边，无事可干，又入村义学读书。以曲本明为师，致力于程、朱学问。年岁已长，又有了在人生途程中曲折坎坷的初步经历，这次读书，使他对儒家学说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贯穿他日后理论体系的“中”的学说，应当在这时就打下了基础。这时，正逢义和团运动轰轰烈烈，在五台一带也活动频繁。清政府调甘肃的军队开来清剿，而兵乱于匪，用各种名堂扰乱欺凌当地百姓。河边村的百姓为了自卫，推举“纠首”（与后来的“村长”类似），组织壮丁，防御乱兵，维持秩序。时在村里的阎万喜就被推为“纠首”，可见他在村民心目中是有胆有识的青年。担任“纠首”后，阎万喜积极组织壮丁护村，还私下将继母的首饰卖成钱，用以置备兵器。这一段短暂的经历，开始显露出他应对惊险和混乱的胆略，也锻练了他的组织能力。
因为在家里被债务所迫，还是没有什么办法，阎万喜和父亲只得外出谋生，来到了太原。在太原，阎万喜随其父去拜望了五台同乡魏仰微。魏见这年轻人能说会道，知书懂礼，很是喜欢。阎书堂见机行事，提出要魏收阎万喜为干儿子。魏很高兴的答应了，阎万喜给他做了义子，并经魏的介绍，到太原柳巷的“裕盛店”当了小伙计，生活才算是安定下来。
跌入社会底层的这两年，使阎万喜又感受到另一种人生。为了糊口活命，他做过在街头卖饼子的小贩，当过差役，当过帮工，当过店铺的小伙计。挨打受辱，寄人篱下，饥寒交迫，丧魂落魄的日子，自然与当年少掌柜的生活形成巨大反差。这既使他痛苦，也让他渴求改变命运。从优裕落入贫穷，让他品尝了人世炎凉的滋味，也增长了历经磨练的才识。在太原流浪期间，他见识了官僚富商们的权势、排场和奢侈，也看到了更多比他还贫困艰难的穷人，同时也目睹了清廷腐败无能，外国列强横行霸道，国家民族面临灾难的社会危象。这些，对一个受到过儒学教育的热血青年不能没有刺激和触动。他发愤要改变这种生活，想望着以后成就一番大事，在社会上有意结识了不少朋友。其中就有日后帮他成事的黄国梁、张瑜。三人来往频繁，经常在一起谈天说地，议论时局，越来越感到志趣相投，就以刘、关、张桃园三结义为榜样，换帖子结成了拜把兄弟。依年龄大小为序，张瑜为长，黄国梁为二，阎万喜为三。三人对天盟誓，有福同享，有难同当，要同心协力干一番大事，改变命运，光宗耀祖。
一日，阎万喜和父亲见路边的墙上贴出了大字的告示，四周围满了人，就挤进去看，原来是巡抚衙门创设武备学堂的招生广告。当时正值义和团运动失败之后，清廷一方面投靠帝国主义，加强对人民的镇压，另一方面又不得不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实行所谓的“新政”，在各省兴办学堂。山西省1902年成立了山西大学堂，之后又陆续设立农林、法政、武备等学堂。因为从学堂毕业之后，就算是进入了仕途，因此，投考新式学堂，成为改变命运，寻求向上攀升机会的重要途径。见此告示，阎万喜不由心中一动，觉得是一条实现自己抱负的路。可考虑到眼前的艰难处境，觉得上学走了，家里的日子会更难过，因此没有吱声。他父亲心里也在琢磨：俗话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放在原来的家境里，他未必会同意宝贝的独生子走这条路。可眼下，有个吃粮的地方，毕竟比四处流浪强得多。弄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飞黄腾达，于是就对万喜说：“就是砸锅卖铁，我也得供你上学。不走这条路，咱们怕是一辈子也抬不起头来。”阎万喜见父亲同意了，马上就去找到黄、张两位拜把兄弟，商量一番。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约定三人一起报考。
回来一思量，阎万喜多了个心眼。自己虽然在私塾里书念得不错，背四书五经，写忠孝节义能够从容应对。可这洋学堂的课程从来没见过，也摸不准人家会出什么怪题，万一进了考场，一点也摸不着边沿怎么办？他不愿放弃这个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就动脑筋想万无一失的主意。他把自己的想法和父亲说了说，父子二人一拍即合：商量请人代考。这种时候，只能先管自己，也顾不得磕头的把兄弟了。这是他的精明之处，也是他的狡黠之处。他父亲就想起了原来做生意时有过交往的一个人，名叫赵廉佑，此人当时就在山西大学堂读书。父子二人立刻备了礼，到山西大学堂去拜访赵廉佑。没想到，赵廉佑认为是小事一桩，痛痛快快答应下来。父子二人非常高兴。他父亲是个非常迷信的人，又去找算卦先生给儿子算卦，看看这武备学堂是否真的能考上，同时也请先生给儿子起一个响亮的大号，以图将来步步高升。算卦先生将阎万喜的生辰八字推算了一番，断定这次应考一定得中，但命中五行缺金，大号中须有带“金”的字。经过再三推敲，先生定下“锡山”二字。阎书堂十分满意。从此，阎万喜就改称阎锡山。
报名之后，阎锡山父子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但一想到算命先生的话，他们又多了几分宽慰。其实，当时武备学堂初办，还没有什么成文的规矩，对考生的查验也不严。况且赵廉佑也只比阎锡山大两岁，蒙混过关很容易。赵在山西大学堂也算是成绩优良的好学生，考试题目很平常——《韩信点兵多多益善论》，赵轻松完成试题，下来对阎家父子交代说，笔试没有问题，好好准备应付面试吧。父子两人自是高兴，少不得千恩万谢。在口试时，阎锡山经商时学到的本领派上了用场，他态度谦和，口齿伶俐，善于察言观色，回答头头是道，深得考官的赏识。到武备学堂发榜时一看，阎锡山的大名居然名列榜首。看来试题真的不怪不难，他的把兄弟黄国梁、张瑜也一起考中。
在决定人生命运的大事上，算卦先生如此灵验。阎书堂当年在选择“打虎”时机时，就常常依靠占卜，这次灵验，使他更加迷信。也许是父亲的态度产生的影响，也许是这件事给阎锡山留下的印象太深，他在《日记》中写道：“不可迷信，亦不可不迷信。”此后，他一生都讲迷信。“锡山”二字给他带来了鸿运，赵廉佑的帮助也不可忘怀。赵廉佑后来在山西总有官可做，有财可发，算是得到了一份厚报。
阎锡山晚年回忆自己的一生时，就是从19岁考进武备学堂那年写起的。他写道：“我19岁时，为时势所驱，认为欲有补时艰，有济国危，只有投笔从戎，乃考入太原国立武备学堂。”把19岁之前，在老家的投机破产经历和流落太原的狼狈状况全都略去。摆脱困境，寻找出路的迫切，完全变成补时艰，济国危的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