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晋枭雄：阎锡山传 作者：苗挺
引 言
他早年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同盟会，参加辛亥革命的太原武装起义，当选为山西大都督，从此开始了对山西长达38年的统治。由一个偏僻山区省份的小军阀发展成为在全国举足轻重的地方实力派，势力所及，达到四省二市，控制了华北、京津，并一度自立为国家元首，成为左右当时中国大势的重要人物之一。与蒋介石、冯玉祥、李宗仁、张作霖（张学良）并称，为民国以来的大军阀。
为了经营和建设山西这块根据地，阎锡山煞费苦心。和其他军阀一样，一是不断竭力扩大军队，因为军队是军阀的命根子；二是不断谋求扩大地盘，因为地盘就是权力和利益。而其他军阀不做或做不到的，阎锡山还做了许多，如着力于发展经济，包括发展工业，发展农业，发展交通，在不少方面都做出了值得肯定的成绩。而他独树一帜的所谓“理论”体系，更是其他军阀难以相比的。
他能够与共产党联合，在山西高举抗战旗帜，使山西一度成为全国抗战的中心；
他又是向着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打响全面内战第一枪的反共急先锋；
他曾经领导了大小军阀与蒋介石展开中原大战，并且与蒋介石长期相互算计，勾心斗角；
他又是几大军阀中追随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唯一一个。他未能像冯玉祥将军那样为争取民主而追随人民革命，又未能像张学良将军那样为民族利益而不顾生死，也未能像李宗仁先生那样最终投入人民怀抱；
他精于算计，善于韬晦，为达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常常为得利而不惜背信弃义，常常在讨好各方中左右逢源，许多重要关头朝三暮四、纵横捭阖的表演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
他重视舆论，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构建组织，重视文化专制，重视笼络人心，为长期的统治打造牢固基础；
在乱世中崛起，他留下了一些值得称道的智慧和谋略；坚持顽固反共反人民，也留下了被后人指斥批判的踪迹；他的独特的行事策略，还留下了不少需要深入研究探讨的谜。
透过众说纷纭，试看尘埃落定
在大陆这面，新中国成立之后，诸多出版物对阎锡山的评价大体是：“反共反人民的罪大恶极的战犯”，讲到他的活动，必冠以“反动”，论及他的做为，也必称作“罪恶”。这是一种难免的历史现象。改革开放以后，清除极“左”影响，文化日渐多元，评价趋于客观，又突出揭露他“两面三刀，钻营投机”的特性。不过，对他的所作所为，开始有了趋于客观的叙述和评价，对他的深入研究也显现出不错的开端。
台湾方面，对他的褒扬，自然很多。以最近的说，在纪念他一百二十周年的若干文章中，就不乏充满崇敬之情的赞颂。如一篇文章中称：“先生是同盟会山西最早加入者，辛亥革命太原起义的领导者，山西政经建设的奠基者，北伐之役北方的先驱者，抗日战争北方的支柱者，中华民国的创造者维护者，世界大同的设计者，中国建设的策划者。”这一串“者”，尽管没有加什么豪华的修饰词，也没有用什么“家”，什么“英雄”之类的尊称，但对阎锡山的评价，可谓尽善尽美，达到了“完人”的高度。
还有文章说：“说到阎伯川先生创造历史……，谨列举其中较具体而重要的四点如下：一、献身革命；二、建设山西。民国初年至北伐成功前，伯川先生以‘保境安民’号召，努力建设山西，以致山西政治修明，人民安居乐业，被誉之为‘模范省’；三、积极抗战；四、撑持危局。”
而对他的公开贬斥，亦是言辞激烈，针针见血。如在阎锡山逝世之后六、七天，针对有些人鼓吹应对其实行“国葬”的提议，台北的《民族晚报》专门发表一篇社论，名为《阎锡山值得国葬吗？》社论说：“阎氏四十多年的政坛生涯，固然有受人赞扬之处，但受人指责的地方，亦颇不少。举其著者，如民国四年附和袁世凯帝制运动；民七年出兵湖南抗拒护法军；
民十九年背叛中央，掀起南北大战，使国家元气大伤；十九年四月五日中央下令通辑等固无论矣，即抗战前后，虽然阎氏始终站在抗日战线，但因为阎氏大量培植左倾分子，卒使共党势力在山西坐大；
二十八年十一月，新军叛变十五万之众，均投向共匪，成为后来晋察冀区共军主力，又是谁之过欤？……综合阎氏一生历史，纵不能罪多于功，至少是功过兼有，瑕瑜互见，哪里符合《国葬法》所规定的‘有特殊勋劳，有伟大贡献？’他的一生又哪一件增进了国家地位、民族光荣？……”
中国有所谓“盖棺论定”的传统，对死人往往是多加褒扬，而对其过错则轻描淡写，略词带过。阎锡山刚刚盖棺，蒋介石亲往致祭，并送以“怆怀耆勋”的匾额，还以政府名义颁布《褒扬令》，纪念规格可谓高矣。而在此气氛之下，冒出这样的“社论”，显然不是毫无背景的文人所发的牢骚，而很可能是表现了国民党正统派对阎锡山的真实看法。
还有一封“在台三晋人士于阎在世时的一封公开信”，其言辞更不客气。信中说：“你在山西执政近四十年，做了些什么呢？众所周知，民四你对袁世凯劝进，民六参加督军团祸国，民七出兵湖南抗拒护法军，民十二助曹锟贿选，民十五出兵袭击国民军，民十九背叛中央，民二十以后阴结共匪，贴祸党国。……你一生投机取巧，反复无常，蔑视党国，只图自身利益，惯于骑墙观望，利用机会，以求达到你的需要与存在。……”将阎锡山满面抹黑，说得一无是处，其用词用心，显然也非等闲之辈。
大陆方面，对阎锡山严词贬抑，情有可原，亦是历史常有应有多有的情况。台湾国民党方面，对阎锡山有如此多的不满和贬损，应当说也是有其理由的。上述引文中列举的各项指责，你能说它哪一件不是事实呢？
复杂的历史造就复杂的人物，这当然不完全是阎锡山个人因素造成的结果。
历史造就人物和人物创造历史，也如一枚银币不可分的两面。辛亥革命以来纷纭复杂的民国史造就阎锡山这样的人物，而阎锡山的活动，也给历史增添了一份特别的内容。
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封建王朝的统治，也在根本上结束了封建政治制度在中国的存在。但是，历史的惯性却不那么容易改弦更张。革命后的中国，与其说是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不如说还是陷入了如同历史上多次出现过的那种封建割据的局面。纵观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由统一到割据，由割据到统一，几乎是一个循环的模式。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就成为有头脑的人们观察时势发展趋向的一个向导。代表统一的中央政府衰败之后，各种力量纷纷拔地而起。既有农民革命起义的洪流，也有藩镇、地方官员反戈和趁机起事的豪绅实力派，还有境外民族入侵势力。各种势力围绕占地、抢权的中心问题，进行昏天黑地的大拼搏。分分合合的混战中，历经“大浪淘沙”般的选择过程，败者被淘汰出局，成为“佟保皇ふ叩靡哉莆胀骋缓蟮恼ǎ俏巴酢薄�
这种反反复复的演义，积淀下厚重的文化观念，趁天下大乱而起事，几乎成为有抱负或野心的人们本能的反应。如诸葛亮的《隆中对》那样精辟预见天下大势的固然不多，但身处乱世，存心窥测王权者却为数不少。
辛亥革命后，中国又进入一次“合久必分”的局面。形形式式的实力派，出于各式各样的动机，在这块饱受苦难蹂躏的大地上开始了争斗和撕杀。他们依仗手中的枪杆子，把国家分解得支离破碎；巧立名目，千方百计争夺中央政府大权，“逐鹿中原”，演绎着春秋战国一样的合纵连横的故事。真是所谓“你方唱罢我登场”，革命党，保皇党，复辟派，各方军阀，纷纷上场亮相。
当然，毕竟已经进入了二十世纪，中国封建社会的传统演义模式不可能完整地再现。尽管软弱，资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勇敢地完成了结束封建政治的历史使命，打出了一面崭新的民主共和的旗帜；
尽管与厐大的农民队伍相比还非常弱小，中国的无产阶级也还是登上了历史舞台，响应席卷世界的共产主义潮流，以大无畏的牺牲精神率领身处社会最底层的同盟军，以“造反有理”的壮举撼动着压在头上的大山。外来的帝国主义势力的介入，让这种封建割据增添了殖民性质。在前台表演的各路军阀，除去他们各自的利益驱使之外，相当多的，或者说更多的成分是代表背后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利益。正是如此复杂的矛盾，形成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民国史。
在这纷纭的时势中，阎锡山处于什么位置呢？
他有在社会底层生活的经历，对于满清王朝的腐败，对于当时社会的黑暗，应当说有比较清楚的认识。他到日本留学，接受过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正因为如此，他才积极追随孙中山先生，加入同盟会，成为“铁血丈夫团”的成员，参加并领导山西的起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开始阶段，他属于反封建的革命派。
在山西起义成功之后，他手中有了军队，开始施展自己的抱负；把山西军政大权都掌握在手中，苦心经营这块生他养他的土地，他成为一个占地割据的地方实力派。
随着实力的增强，羽翼的丰满，他的对外扩展的野心不断膨胀，积极参与到“中原逐鹿”的混战中去，势力范围渐次扩大。西探绥远，东出娘子关，由一省的实力派迅速成为雄踞华北的大军阀。在与各方势力的较量中，靠着较稳固的根据地，靠着较强的实力，也靠着常常高人一筹的谋略，他日渐成为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央势力相对抗的地方实力派的领袖人物。在中原大战中，虽然短暂，却也显赫一时地当上了“国家元首”。
在这个过程中，参加辛亥起义时的那点革命性已经日渐淡化。身为同盟会前辈，国民党元老，却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常与国民党势同水火；自称为孙中山的学生，却屡屡欺骗、背叛孙中山。对当时曾在政治舞台上风云一时的各种力量，他都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朝秦暮楚，纵橫捭阖，常常能左右逢源，在投机中得利。对北洋军阀各派如此，对新军阀的各派力量亦如此，甚至对侵略中国的日本人也如此。最终因对共产党也采取同样的态度，却没能如愿以偿，从而孤家寡人地结束了四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同时也就宣告了他的处世哲学和政治原则的破产。
他的哲学和原则是什么呢？是所谓“在存在中求生存”。
阎锡山心目中的“存在”，就是他自己及其集团的存在，就是他所鼓吹的那套理论的存在，就是他的独立王国的存在。
应当说，在当时的军阀中，阎锡山是个有思想的人物。他有儒家文化的基础，又受过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教育，还潜心研究过共产主义学说，肯学习，多思考，长于政治设计。终其一生来看，真正成为他的思想核心的，还是儒家思想。对于近代资产阶级文化的长处，他的吸收利用，不曾超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畴；而对于共产主义学说的研究，更直接的目的是为了防范和反对。他一贯自视甚高，对于历届“中央政府”的政令，从来不当回事。山西的事情，都由他自己设计，自己操作。成败另论，这种以治国方式治省的做法，是他的一大特征。而正因如此，他把山西视作不容别人插手的自己的领地。“保境安民”也好，“守土抗战”也好，“埋头建设”也好，目标都锁定治下的土地。这体现了他保守的一面，也显现出他讲究实际的一面。
要在混乱的历史环境中存在，或者说，这样的历史环境选择的生存对象，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要有相当的实力，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在天翻地覆的混乱局势中投机取巧的策略和能力。缺乏前者，有再好的改造社会建设国家的蓝图也只能化为泡影。孙中山先生作为近代中国革命的先驱，多次遭遇失望和愤怒之后，终于明白了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中国共产党也是在遭遇失败，经历血的教训之后，懂得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而这个道理，以拥兵自重、靠军队割据为特征的军阀们，千百年来就天经地义般信奉无疑。至于后者，看似简单，实则非同小可。乱世的特征就是瞬息万变，不善于观风向，不善于抓机遇，不善于使诡计，不善于变面孔……，一句话，不善于适应环境利用矛盾，就失却了生存和发展的可能。比喻的说法，前者是硬件，后者是软件。
在适应当时历史环境的“硬件”和“软件”方面，阎锡山可谓二者具备，不仅具备，而且比较杰出。
他所依据的山西，在经济和军事上都是弱省。这就要求，他必须努力加强这块根据地的建设，发展经济，增强实力，不断扩大军队。这一点，他看到了，并且也做到了；在群雄割据，瞬息万变的时势中，作为比较弱小的一方，必须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有灵活多变的策略，适应环境，利用机会，利用矛盾，在保证生存的基础上求得发展。这一点，他不仅看到了，做到了，而且做得令人眼花缭乱。一个比较弱小的力量，在众多强大势力的空档中生存发展起来了。当人们对他的投机善变表现出极大的厌恶和鄙视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也是他的成功的一部分。
代表新兴的无产阶级和广大贫苦农民利益的共产党，一出现在中国的历史舞台上，就使得两千多年来传统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时势演义，发生了质的变化。抗日战争的进程，又使这种变化产生巨大转折。
阎锡山从他的“存在”需要出发，参加抗日，并与共产党建立了统一战线，在抗战初期和中期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八路军在山西建立并日益扩大的根据地，不仅对抗战的胜利进程发挥了关键作用，也在很大程度上，为此后取得全国政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最终，阎锡山只讲自己的“存在”，而不看历史的大势；精明的算盘被逆历史潮流而动的野心所左右，顽固坚持反共到底，结果就是被历史无情地抛弃。
阎锡山有过他的辉煌顶点，那就是成为众多地方实力派的领袖；有过他的历史功绩，那就是参加并领导辛亥革命的山西起义，就是在抗战初、中期参加并领导了对日军的浴血奋战；有过他的独特贡献，那就是对山西的开发和建设，使一个偏僻、落后、贫困的小省面貌大变。
阎锡山始终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采取坚决反对的态度。这就注定了他尽管在历史上有过贡献，而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大众的胜利进军面前，不能不落得一个可悲的下场。
时过境迁，尘埃落定之时，可以这样画出历史的线条吗？
“土皇帝”辨
不过，认真辨析一下，这个称呼也并非没有道理，甚至可以说，是相当准确的。
先说“皇帝”。
从参加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担任大都督起到在人民解放军重重包围下逃出太原止，阎锡山在山西主政近四十年。其间虽然在中原大战失败后，有过短暂一段时间“下野”，但事实上山西的军政大权仍然由其遥控。不说是在走马灯一般上台下台的民国政界，就是在安宁承平之世，如此长期执政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有人进行过详细统计，称：“民国元年至十七年国民革命军进军北平，短短十七年间，北方更迭了十二位元首，三十二届内阁，是中国最动荡不安的年代。而阎督晋，安如磐石，稳如泰山，保全了山西一块净土。阎则在政局屡改、军制迭易、万官朝不保夕、五日京兆声中，职权不变，任期最久，成为不倒翁。”
这首先得益于山西这块土地。它左山右河，自成表里，易守难攻；且地偏一隅，离开交通要冲，外部势力很难进入，外界的影响也十分有限；关起门来，容易自成一统，具备建立独立王国的天然基础。同时，它位近京畿，有随时可以切断南北大路，向中央政府所在地伸手的便利。立于中央政府软肋一侧，政治上位置极其紧要。
这是地利。其次，动荡不安，头绪纷乱的民国政坛，台上人物频繁更迭，忙于窃权窃位者，忙于争地争利者，既看不起贫瘠落后的山西，也没有更多的力量顾及它的是非。这就给山西留下了相对自由发展的余地。这是天时。有了天时，地利，更重要的当然是人和。阎锡山在掌握山西大权之后，并没有象当时许多军阀那样，做搜刮地皮的蟊伲被龊Π傩盏幕瘸妫且约蟮木ν寄狈⒄埂�
“六政三事”也好，“省政十年建设计划”也罢，都是其他军阀不谋不做也难以做到的事情。山西的经济社会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老百姓也从中受益不少，这就使他的统治得到一个较为稳定的基础，给他的军事力量提供了充足的经济保障。同时，阎锡山十分重视意识形态，重视文化专制，重视组织构建，在对内笼络和控制人心，对外韬光养晦以利用时机方面有他独到的策略权术。他的算计精明，两面三刀，左右逢源等表现，虽然从道德的层面，人们可以鄙弃或谴责，但在乱世取胜的军事和政治中，其重要作用则是不可忽视的。